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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讲:要“喂饱世界”的印度,为什么会缺粮?
送交者:  2022年08月27日17:01:15 于 [世界游戏论坛] 发送悄悄话

轩讲:要“喂饱世界”的印度,为什么会缺粮?

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你看印度的谷智轩。今年4月,印度政府高调宣布,要“喂饱世界”,向全球释放一部分小麦库存。可是才过了没几个月,受到干旱天气影响,印度小麦减产,储备降到了14年以来最低水平,批发价上涨近14%。别说“喂饱世界”了,现在的印度,连“喂饱自己”都成问题,莫迪政府再头铁也没用,只能禁止小麦出口,还考虑要进口小麦。我们都知道,印度的雨热条件好,国土五成以上都是可耕地,属于老天赏饭吃。但就这条件,“农贫民饥”的现象在印度仍然普遍。每届印度政府都要在农业改革,但是在“农民增收”、“粮食增产”这两份答卷上,他们的分数就没有及格过。本期《轩讲》,我们就来聊聊,印度农业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们去年提到印度农业问题的时候,莫迪政府刚刚推出了“农业三法”改革,结果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民抗议。最后,在对峙了一年,付出了超过750条人命之后,莫迪政府彻底认栽,在去年11月决定废除三项新农业法。改革失败,胜利的农民欢呼雀跃,但这真的“胜利”吗?或者说,是谁的“胜利”?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明白,莫迪改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改。农业三法,主要是为了进行农业的自由化改革。当中的重点,是要废除“中间人”制度,允许农民自由出售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印度在粮食的生产与消费端之间,一直有“中间人”阶层,殖民时期,是帮殖民当局向农民收税的包税人,也就是“柴明达尔”,独立之后,是代印度政府“统购统销”的农产品市场委员会,简称APMC。我们之前的节目里讲过,印度的土地改革,既没有走资本主义路线——让资本控制大量土地,进行集约化生产,也没有走社会主义路线——直接打土豪分田地,在农村搞集体经济。印度“土改”的结果,是保留了一部分“地主”,再把剩余土地分给了小农。于是九成农业人口,都变成了拥有土地不足4公顷的“小农”,而且他们占有的土地,只占全部耕地面积的五成。“小农”的市场议价能力非常低,根本没法和大粮商博弈。所以,印度在农民和粮商之间,又设置了“中间人”APMC,统一向农民购买粮食,再通过拍卖竞标,卖给粮商批发销售。APMC交易粮食,一般在名为曼迪斯(Mandis)的市场中进行,所以这套系统,也叫“曼迪斯体系”。

可以说,印度政府设置APMC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莫迪为什么现在要废除APMC呢?因为APMC本质上,是“垄断官商”。这个词一出来,估计小伙们就知道它的危害性了。APMC不是个政府机构,而是由政府指定的大地主、大商人组成。对农民,他们既放贷,又收粮——先收利息,再压低收粮价,每笔交易,还要额外抽4-8个点的佣金。对消费者,他们还和批发商勾连,囤积居奇,操控市价。印度的多次“洋葱危机”,都有他们的“贡献”。除了“吃两头”之外,这群“中间人”,还和地方利益捆绑在一起。APMC和地方政府关系复杂,收费、做法每个邦都不一样。这就导致,印度全国的农产品,不在同一个基础上竞争,联邦政府要在国家层面上搞点农业政策,都使不上劲。所以,如果莫迪政府真要在农业上做什么事,APMC这群“垄断官商”,就是必须除掉的拦路虎。

既然APMC那么坏,那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废了它呢?这就又回到了老问题上。过去设APMC,是因为“小农”们没有议价权,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小农”们还是没有议价权,甚至因为仓储设施不行,连不卖粮食都做不到。APMC收粮食,政府规定了最低支持价格MSP。要是没了APMC,农民们可能连这个兜底价格都卖不到。现在印度的粮食,每年两到三成是以MSP收购的,而占农业人口六成左右、人均土地不到1公顷的“边际农”,拥有的耕地,才不到两成。可以这么说,绝大多数“小农”、“边际农”种出的粮食,都是以MSP价格出售,一旦失去了这个保障,他们根本无法维持生计。

就是因为这个理由,这些苦“中间人”久矣的“小农”,和地主、“中间人”、地方政府,站在了一条阵线上,连“老仙”的魅力都不顶用了。那么,印度“小农”们的担心有道理吗?微观层面上看,确实如此。实际上,印度的巴哈尔邦(Bihar)在十五年前就取消了APMC,而上面说的问题,全部都真实发生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格局放大一点来看,情况就不一样了。

首先,虽然政府通过大量的财政拨款,维持了MSP,有的时候,还因为MSP太低,会额外再给农民补贴,但农民还是要交税,还是要给APMC交费。那么补贴减去税费后,农民从政府这儿,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有个专门统计这个的指标,叫生产者支持估计(PSE)。根据OECD的数据,印度的PSE是负值。这说明,印度的农业制度,对农民不是支持,而是掠夺。MSP也好,农业补贴也罢,都抵消不了“曼迪斯体系”对农民的剥削。印度政府呢,花了大代价补贴农民,财政上压力极大,可大部分的钱,却进了垄断官商的腰包,属实是补了个寂寞。

我们再来看莫迪的农改政策。莫迪的计划,不是立个法,废掉“中间人”的垄断特权就完事儿了。他还有后续的配套政策,里面包含了三个部分。第一是成立一万个农业生产者组织(FPO),类似于农民合作社。这个方案,如果搞成了,就可以比较好地增加“小农”们的议价能力,解决他们最担心的问题。第二的配套措施,投资1万亿卢比(860亿人民币),给这一万个“合作社”配套一些仓储、加工方面的基建。

第三个部分,我个人觉得最为重要。莫迪一直想在农业领域推动“一个国家,一个市场”(One Nation One Market)建设,也就是咱们这儿讲的“统一大市场”。这个印度版的农业“统一市场”,核心也是“统一”和“市场”,而“曼迪斯体系”,是既不“统一”,也不“市场”。它完全就是一套各个地方竖起壁垒、自设规则盘剥农民的工具。所以,通过“农业三法”,废除“曼迪斯体系”,实际上是印度版“统一市场”的一个关键步骤,同时也是莫迪庞大的改革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在它的背后,还存在一个系统性的长期规划。在“农改”之前,莫迪政府就建了一个“国家农业市场”电子平台,简称e-NAM。这个平台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农产品的买卖双方,在联邦政府监管的环境下,公开竞价,透明交易。“农改”前,e-NAM的主要功能,是整合各地的APMC,把“曼迪斯”里的交易,搬到线上。“农改”之后,莫迪政府直接上线了FPO模块,准备让农民合作社逐步代替APMC,在e-NAM平台上与批发商,以及仓储、运输企业直接对接。然而“农改”遇阻,这个平台上目前仍然处于“中间商”和“合作社”并存的状态。

虽然“老仙”没那么“仙”,计划赶不上变化,但不可否认,他的计划还是好的。如果“农业三法”推成了,配套措施都跟上了,虽然农民可能失去了最低收购价的兜底保障,却可能通过一个更公平、更有效率的市场,获得更好的未来。所以,连“环保少女”通贝里都公开支持的印度农民运动,是不是真的代表那九成“小农”,是不是农民的胜利,答案是比较清楚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连莫迪也改不动印度的农业?

我们之前的节目里,讲过一个理由,就是由于印度农村,实行的是名为“潘查亚特”的自治制度,印度政府的基层治理、动员能力极差。农民怎么想、怎么做,基本是农村精英,也就是地主、高种姓、宗族长老说了算,政府根本插不进手。基层工作,远远不是发布个政策那么简单。像我国推进农业农村政策,全靠数以百万计的基层干部下到一线,向农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印度呢?像是莫迪的这套复杂的农改政策,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后续配套,谁去给底层农民好好解释?许多农民家里没电没网,甚至连字都不认识,电子平台做得再漂亮,有用么?相反,只要那些地主、长老随便带一带节奏,振臂一呼,就能让农民上街闹事。改不动农业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印度的“央地关系”,或者说,印度联邦政府的能力上。这与推不动“统一市场”的原因是重合的。印度的央地结构,被称为“三节棍”,也就是联邦、邦、地方互不干扰,各自为政。而且中央的政治权力很弱,受到地方邦的很大限制,与其说是“联邦制”,还不如说是“邦联制”。这跟印度的国情有很大关系。南亚次大陆上,本没有一个叫“印度”的国家,只有500多个土邦。直到20世纪中期,这些种族、语言、宗教、政体都不一样的主体,才开始慢慢凝聚成一个国家。我们都知道,早年的美国有“同文同种”的buff,联邦从州那里把权力收上来,也经历一百多年的时间,而且过程并不“和平”。印度的国家整合,不过才持续了数十年,在文化、组织、制度、意识形态上,又是一个优势都没有,一盘散沙几乎是注定的。各个地方,不但对中央是“听调不听宣”,彼此之间,还有“邦仇家恨”,甚至“武德丰沛”。比如说,印度的米佐拉姆邦与阿萨姆邦之间,就因为“边界划分问题”,爆发过多次武装冲突,最近一次就在去年。这接下来,指不定就得借此契机,搞一波“诸侯争霸”、“群雄逐鹿”。

在这个背景下,印度政府很难制定全国范围内的规划,制定了也执行不了。咱们国家土改的时候,可以全国一套标准,但印度土改,那只能是“一邦一策”,甚至“一地区一策”。就一个个人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最低和最高就能相差17倍。莫迪想修改《土地征收法》,方便给大的工业项目征地,中央层面实在推不动,只能让各地自己看着办。后面的“农业三法”,联邦层面统一推动,也是失败告终。我估计,之后莫迪可能也会让一部分地区,尤其是印度人民党执政的地区,先行废除,或者削弱APMC,把“合作社”、“基建”和“地方市场”先搞起来,再由点及面地推广到全国。

这个方案不是不可行,但是花费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无疑要高许多,而且很有可能,又出现改革不彻底的情况。而且,这还只是“统一农业市场”,乃至“统一市场”的第一步。之后呢?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下,落后一步,可能就是落后无数步。改革老是原地踏步,甚至还倒推,这当然不是长远之计。不得不说,“老仙”还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从2014上台开始,就试图从根本上解决改革推不动的问题。基层动员能力不足,他就力推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合作,利用宗教的力量,影响农村基层。联邦政府权力不够,他就进行增值税改革,以统一的商品与服务税(GST),取代原本的近20个间接税税种,进一步扩大中央财权,强化地方对中央的财政依赖。

怎么说呢,这些措施,方向上都对,但是路径上,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首先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问题。过度依赖民粹,迟早要被民粹反噬,尤其是这个“民粹”,还是以反现代性的宗教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民粹。印度教民族主义,反对强力政府,反对经济开放和市场化改革,这与莫迪推动的经济改革,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其实,莫迪的印人党和RSS之间,是貌合神离。他们有利益共同点,都希望通过印度教,对印度的社会和政治进行全面整合。但是,莫迪的这套强化中央集权,再以国家引领市场、巩固市场的做法,RSS却不认同。RSS可以帮莫迪给农村修土厕,但是小农们出来抗议农业市场化的时候,RSS却不会站在莫迪这边。RSS在土地征用和零售业开放问题上,与印人党分歧巨大,并且还直接批评莫迪政府沉迷吸引外国投资和改善营商环境。可以说,虽然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基层控制力上帮了“老仙”一把,但在改革问题上,却大大拖了后腿。

另一个问题,与印度的体制缺陷有关。我们之前讲“统一大市场”的时候,提过“人事”、“财事”制度,是调整央地关系的两根重要支柱。印度的联邦政府权力小,主要和“人事”制度有关。印度在联邦这一级,勉强能算“两党制”,但在地方层面,各种小政党、宗教地方势力,可以说是“群魔乱舞”。就连印人、国大两个大党内部,都没法说是一条心,地方不服中央,中央迁就地方,那是常有的事。所以,莫迪对于地方上的人事控制力,就非常有限。然而,人事不足的地方,他不对症下药,而是选择用财事来补。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

一方面,印度的分税制搞得很早,央地的收入分配,大约是七三开,中央需要对地方进行大量转移支付。转移多少,除了考虑地方需求之外,还要考虑地方上听不听话。和中央是同一党派执政的地方,当然要多给点。如果地方上是“摇摆党”,那更要多给点,好换来支持。这样一来,政治需求往往会会压倒民生和发展需求,扰乱资源分配,产生了许多不配合改革,也得不到资源的“被遗忘的角落”。另一方面,印度本身的财政能力就不好,税收不上来。这当中的一个原因,是直接税比例过低。照道理来说,税收改革,应该先改直接税才对。但是,就是因为地方政府收入当中,间接税比例高,通过调整间接税,可以更好地强化中央控制,莫迪就先改了间接税。这么一来,虽然权力是朝中央集中了,但是对整个国家的财政,并没有产生多少好处。政治需求,又打乱了改革的步骤。

由此可见,莫迪做的事情,虽然表面上来看,是想从根本上出发,通过改革农业背后的经济、政治制度,来实现农业问题的解决,但实质上,无论是以印度教民族主义来整合底层社会, 还是过渡依赖财政制度来强化中央集权,不但是治标不治本,还是药不对症。那么印度农业问题的“本”和“症”,到底是什么?我们还要再追根溯源。

农业问题,归根结底,一在技术,二在土地。印度通过“绿色革命”,在技术上下足了功夫,所以,问题就出在土地上。从世界范围内的经验来看,在绝大多数国家,“土地改革”都是工业化的必经之路,而“土地改革”最终实现的成果,一是农业的集约化生产,二是将劳动力与土地分离,解放土地对生产力的桎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有些国家的做法,是让农民破产变成无产者,被迫进入城市制造业,有些国家,是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之后,通过工农剪刀差,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但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最后都是殊途同归。农民离开土地之后,既满足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又对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压力。毕竟,只有制造业扩张的速度足够快,才能提供足够的岗位,让劳动力充分就业。否则,这些多余的劳动力,就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压力,冲击现行体制。

而印度的“土改”,这两个目标都没有实现。直到2014年,还有近五成的劳动力,被困在产值只占GDP不到20%的小农经济当中。劳动力不释放,那么发展制造业,就既没有动力,又没有压力。国内工业品的缺口,可以靠购买外国商品来补上,而购买工业品的外汇,可以靠出口粮食、资源、劳动力、服务来获得。甚至印度靠发展服务业获得的利润,还能补贴农业,让“小农”们维持基本的生计,再来点宗教洗脑,控制思想。如此一来,印度不需要制造业,也维持了国内系统的稳定,看上去很完美。

问题在于,稳定也等同于缺少改革的内生动力。莫迪想把印度建成一个可以“我全都要”的真正的大国,但是制造业不行,什么内循环、国内统一市场全都免谈,印度根本不可能强大。而要发展制造业,光靠“印度赚钱印度花”是没用的,必须让劳动力离开农业。矛盾的是,之前将劳动力束缚在农业中的层层枷锁,现在就成了释放劳动力的层层阻碍。印度教民族主义也好,“中间人”阶层也罢,本质上都是根植于小农经济之上。给RSS出钱出力的,就是来自孟买—古吉拉特地区的小农、小工商阶层。宗教、民族、文化、人本主义,都是幌子,他们行动的源动力,是恐惧市场开放和规模化工业对自身利益的侵害。这些思想加上体制上的牢笼,本就是印度解放生产力的最大障碍,现在却反过来变成了解放印度生产力的工具,还在不断强化,这“老仙”就算法力无边,恐怕无济于事。

农业问题,既是表象,也是根源。印度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深层矛盾,会以农业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产生这些矛盾的起点,又是农业问题背后的土地问题。可以说,当初不彻底的“土改”,虽然给印度带来了暂时的稳定,但实际上是一步错,步步错,最后积重难返。“小农”们成就了莫迪,却也绑住了莫迪的手脚。印度要踏上大国之路,唯有釜底抽薪,消除“小农”阶层,彻底摧毁寄生在“小农”阶层之上的地主、“中间人”和保守宗教思想,先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才行。而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绝对不是莫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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