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苏堤/采访整理】

【这是6月25日”观天下讲坛第七期”文一教授讲座前，观察者网对文一教授的专访，前几天我们发布了上篇《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不颁给邓小平》，本文为下半部分。

下篇着重回答了自《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相关观点发布以来，一部分读者讨论最热烈、最想跟文一商榷的问题，即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以及与邓小平时代的工业革命的关系。期望读者朋友们喜欢。】

6月25日观天下讲坛之前，文一教授接受观察者网专访。摄像|王可蓉、范唯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毛泽东时代功不可没

观察者网：你在文中说，毛泽东时代前三十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企图引爆工业革命的第三次尝试，但是没有成功，一些读者表示不能接受，您是否可以再解释一下，在您的框架中，1978年以来爆发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和毛时代第三次工业化尝试的关系？

文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一分为二，我认为对毛泽东时代的成绩也要一分为二，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有些读者认为毛泽东时代因为建立了一套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到达国民总产值的30%-40%，因此中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在毛泽东时代引爆或成功开启了。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这当然可能同我自己对工业革命的定义与读者不同有关。不是任何工业化建设都可以算是工业革命或引爆工业革命。

比如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建立了160多个大型现代化企业, 包括兵工厂和大型纺织厂，但是没有引爆了工业革命，因为那个工业化的方法不对，无法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并复制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因此难以为继。

毛泽东时期的工业化当然远远比洋务运动更为伟大、深刻和壮观，但是我认为还是没有引爆一场工业革命，因为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工业化不符合工业革命的经济学规律，因此难以为继，所以在1970年代末必须大刀阔斧改革才有出路。

就像所有采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东欧国家和前苏联一样，哪怕这些东欧国家当时所到的的工业化水平远比中国还要雄厚，不改革仍然是死路一条。

另外，1949年建国时中国十分贫穷，共产党接手的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0多岁，还打了一场朝鲜战争，1953年才开启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投资了156个大工业项目，1957年完成第一个5年计划以后接着就在1958年开启了大跃进运动。

这个农村群众运动失败以后又经过1962-64年的恢复整顿调整期，然后就在1966年开启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因此在这样一个低的起点上和这样短的时间内就成功引爆一场工业革命是很难想象的。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和林毅夫在其专著里提供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比非洲沙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当时的农业人口还占全国人口的80%多，农村是用牛和人力耕地，粮食产量不足导致全国实行配额制，有粮票，肉票，布票，油票等等，工业品奇缺。因此这不像是一个引爆了工业革命的状态。

工业革命的特征之一就是投资与消费的同时增长，虽然速度不一定相同。按照错误的方法搞工业化，往往是投资增长压抑消费增长。

也就是说，工业革命不仅意味着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占比的迅速提高，还意味着人民衣食住行生活水平的连续不断的攀升，就像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那样。

没有引爆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在中国的经济底层，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完全排斥了市场经济，断绝了民间致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没有把握好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没有注重动用国家力量去开拓国际市场，利用自身比较优势通过规模经济来创造利润和原始积累，就像拉美国家在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期间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一样。

规模经济需要规模市场才能支撑和实现自负盈亏，因此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工业化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巨大的投资和研发成本需要巨大的轻工业市场才能够支撑和自我输血。

英国当年千万级的人口就已经需要全球纺织品市场才能完成自我输血，日本20世纪初的工业化需要霸占中国和亚洲的巨大纺织品市场才能够积累利润来扶持它的重工业升级，中国是10亿级的人口大国，怎么可能在缺乏全球市场和一个异常发达的轻工业基础的情况下实现重工业化？

印度在1950-60年代也采纳过类似的激进产业政策，但是并没有引爆一场工业革命，至今也没有，因为印度至今还没有引爆一场乡镇企业繁荣，因此也就缺乏市场条件和经济规模引爆一场轻工业革命，继而也更不可能引爆一场重工业革命了。

客观规律必须尊重，但是人类对客观规律有一个认识过程。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改革开放前30年走过的弯路，因为没有经验，也没有任何理论可以指导，否则为何还需要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战略和实事求是的自我纠偏精神？为何要否定文革？为何要审判四人帮和他们代表的极左意识形态？为何要给右派平反？

比如人民公社不容许个人发展农副业，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城市，企业不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结果就是企业不能自负盈亏，不能通过竞争而壮大，反而是工人上班磨洋工、开后门给子女安排工作，因此工业化难以为继。

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到后来也是如此，这些问题有其普遍性。

换句话说，如果建国以后，利用共产党的强大社会根基和执政能力，长期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搞重商主义开放式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像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期间那样利用资本主义来同时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工商业和社会主义国营事业，1958年不搞大跃进，1966年不搞文化大革命，实事求是地依靠各级政府招商引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国家主导的技术研发，允许民族资本生存，又有毛泽东创建的一个强大的有执行力的政党和政府，那么中国引爆工业革命的时间就会显著提前，现在的中国总体国力可能已经早超过美国了。

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因为在这么一个一穷二白的辽阔大地上，在欧洲列强掠夺、晚清王朝腐败、日本军国主义践踏、民国军阀混战的一个世纪的血雨腥风中，中国这样的一盘散沙的农业国要想实现工业化，是没有任何世界先例和国际理论可以遵循的。

但是即便这样，也应该反思前三十年的错误，吸取教训；一味赞扬，不实事求是，是不可取的。

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够因为这个期间所犯的错误和没有引爆一场工业革命，就就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

新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国家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意义，但是却没有形成关于如何获得国家能力的理论，因此也不知道每一个成功工业化的国家是如何获得他自己的国家能力的。

中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所具备的国家能力恰好是毛泽东时代提供的。

毛泽东时期的伟大成就是完成了一场伟大的中国政治革命（费孝通），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共和国和一套具有强大执行能力的政府和行政机构，包括国家银行和财政体系，提供了一个安全和平、没有军阀混战和土匪出没的社会。

这样一个独立、自主、安全、和平的大环境和国家机构是任何一个国家引爆和实现工业革命的政治保障。

另外，除了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成功研制两弹一星以保障了中国的国防安全外，还设立了很多高等学府和科学研究单位，培养了一大批知识人才和中小学教师。很多的国有企业也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提供了基础人才储备。

还有，尽管可耕地没有增长，但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使得中国人的寿命从35岁上升到68岁，总人口从6亿上升到10亿，为以改革开放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一个有纪律的浩浩荡荡的工业后备军。

农村的社会治安和社会信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处办了学校和卫生医疗防疫站，还有夜校和敬老院，文盲数大大减少。即便在大跃进时期以及文革期间，政府不断组织农民为广大农村建立的基本公共灌溉系统和地方性的交通运输系统，也为后来80年代的农村经济起飞提供了物质基础。

据统计，在2009年全国共有87085座水坝，而其中86258座（占99%）是在改革开放前的1949-1978年间修建的。这一切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引爆一场乡镇企业大繁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

而按照我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总结的英国工业革命和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老牌工业国当年实现工业化的经验，和由此提出的工业化的“胚胎发育”理论，无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下，乡镇企业大繁荣是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关键，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顺利展开又是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即重工业革命和技术创新）的关键。

因此，虽然毛泽东时代的探索没有能够引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不可逆转的工业革命，但是它却为1978年以后在中国真正引爆一场连续不断的震撼世界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安全保障，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做了很多奠基性工作。这是由于这一政治基础和这个基础之上的国家能力，使得中国比其他任何采纳市场经济、拥抱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家，包括远比中国富裕的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更能够实现经济起飞和引爆一场伟大的工业革命。

这是为什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绝非易事，它是刀锋上的万里长征。不改革要亡党，改得不好要亡国。

如果像东欧国家和俄罗斯那样搞，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中国早就垮了，没有今天了，可能除了少数利用“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去监管化”倒卖国家资源大发横财的人之外，中国广大底层人民今天都可能生活在四分五裂、战火纷飞、贫困潦倒的边缘，而不是目前这样一个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四通八达的、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辉煌时代。

正是因为邓小平以无比的勇气和独特政治家眼光，采取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坚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和经济两手抓，没有屈服于西方的压力和意识形态干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发展模式，而不是把社会主义时期的成果全部推倒重来，退回到清朝和民国的私有市场经济，中国才有了今天。

因此改革开放需要高超的技巧和政治艺术，需要敏锐的国际政治嗅觉，绝不是新自由主义、黑板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所建议的那样。

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搞改革开放，一定会翻船，弄巧成拙，就像罗马尼亚、乌克兰、俄罗斯等一大批原社会主义国家和本来就搞市场经济的非洲与拉美发展中国家那样，通过盲目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去监管化”的改革开放，把自己在社会主义时期或民族独立后依靠国家力量建立的工业、科技、教育基础几乎全部葬送，沦落为农产品和资源出口国。而且中国还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廉价出卖，即便地下有也没有技术和资金可以发现和开采。

因此，如果邓小平当年没有果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勇气和眼光继承毛泽东时代打下的政治基础和国家能力，利用很多看似反市场的社会主义制度红利，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也绝不可能引爆一场震撼全球的工业革命，迅速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反而会是像乌克兰、埃及、利比亚、巴基斯坦等国那样仍然在黑暗中摸索，重复着晚清和民国时期经历过的专制-民主-专制和贫困-暴乱-贫困的死循环。

换句话说，经过晚清洋务运动失败后50年风雨飘摇、辛亥革命后40年的军阀混战和内忧外患，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将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从泥淖中拉出来，使之起死回生并实现了大范围的现代化社会改造，这项居功至伟的功绩是改革开放以后实现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在庐山

邓小平英明地继承了这个政治基础。而这样的政治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新自由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是看不见的。这是为什么这样的流行理论无法指导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无法解释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无法解释中国崛起。

这就涉及到人类社会工业革命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

工业革命一定具有它自己的普遍经济规律，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政治制度迥然不同的国家都能够实现工业化，比如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典、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历史的的基本态度，不同的民族都可以按照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去创造出现代科学技术与工业文明。

中国工业革命路径与西方的“同”与“不同”

观察者网：毫无疑问，毛泽东时代为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或者也可以说中国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工业革命，是从建国以后就开始的，一直持续到21世纪？因为这经历了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大发展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场工业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全社会参与的，只是78年之后，速度陡然加快了。从您与西方工业革命路径的比较来看，中国与西方其实有共同之处，也有非常明显的不同，请您讲讲？

文一：我的《伟大的中国工业国革命》一书就是企图去发现和揭示这个普遍规律，并用这个规律来解释中国的经济腾飞和当年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

但是每一个国家因为自己的国情、文化、地理、历史、政治生态和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的不同，引爆工业革命需要的条件也就可能不同，具有一些特殊性。

比如大英帝国和很多欧洲国家是在君主制下开启工业革命的，美国是在有限的精英民主共和体制下开启工业革命的，日本是在军国主义政体下复制工业革命的，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是在独裁政府的共和体制下开启工业化和经济起飞的。

这个工业化的普遍规律我在书中称为“胚胎发育”规律，或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理论”。因为我在书里和其它讲座文章里对此有系统的描述和讨论，这里我就不过多重复了，只是选择性地谈一谈，因此不系统。

简单说来，人类（发达工业国）目前为止经历了至少两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有人把它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就看怎么定义）。我对工业革命有自己的定义。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由大英帝国开启的，发生在1760-1830之间，其基本特征是用机器（甚至木制机器）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以劳动密集型的工厂体制来规模化生产各种轻工消费品，尤其是纺织品。这是一场“用机器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是由大英帝国开启的，从1850年左右到1900年初步完成，马克思亲眼经历了那场革命。其基本特征是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来规模化生产几乎所有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包括钢铁、机器、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和各种基础设施。

这是一场“用机器生产机器”的“重-化工业革命”。美国是在复制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等一会我会谈中国如何在成功复制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超过美国。

两场工业革命都涉及到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导致了煤炭的广泛开采和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了石油的开采和电力的广泛利用。

人类目前正在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有20世纪末的IT产业引发，其基本特征是把所有生产、消费、运输过程信息化、智能化，无论是轻工业、重工业、农业，或是服务业。这场革命由电子产业、信息产业、超算和云计算、人工智能、绿色能源、量子通信、人造生命等领衔，由新一波全球化铺垫。

每两次工业革命之间都由新形式的能源-动力-运输与通讯的“工业三位一体”衔接。比如衔接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是煤炭-蒸汽机-铁路和电报，在1840-50年代爆发，很多年以后升级为石油（电力）-内燃机（电动机）-高速公路和电话。

衔接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是锂电池或太阳能-可控热核反应驱动装置-外太空信息基础设施和互连网与量子通讯。

而从农业社会为起点来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起跑阶段，叫做“原始工业化”阶段，大概发生在16世纪至18世纪的北欧和英国，其特征是农产品迅速商业化，在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参与下，各种乡镇企业和工场手工业全面兴起，这些原始制造业都为满足远距离贸易和全球市场需求为目的而生产的。

启动这个阶段是人类摆脱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和马尔萨斯陷阱、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必经之路。

英国在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经历了200年左右的乡镇企业大繁荣，至少从1550年开始至1760年代珍妮纺织机出现为止，而且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英国的乡镇企业仍然是英国制造业盈利和国民收入的重大来源，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形式。

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进程之所以很顺利，也是因为无意中采纳了正确的产业升级和市场培育路径，在80年代产生了一次乡镇企业大爆发，进而才在90年代引爆了一场以劳动密集型规模化大生产为特征、以远距离贸易和海外市场为目的、以农民工远距离迁途为条件的“轻工业革命”。

这场革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复制了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中国制造”冲击和占领了全球的小商品和轻工消费品市场。

毛泽东和邓小平

这场轻工业革命的开启和完成使得中国有能力和财力在90年代末引爆一场以能源-动力-基础设施建设为领头羊的“重工业革命”，以煤炭、钢铁、水泥、石油、化工、汽车产业的崛起为标记，以三峡发电站、全国高速公路网、全国高铁网的全面建设为指针。

这场重工业革命才使中国今天具有了全球最为伟大的重型机械、隧道、桥梁、公路、铁路基建能力和钢铁产能，有能力和财力开启“一带一路”的新一轮全球化时代。

由于改革开放以后产业升级和市场培育的顺序正确，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十分顺利，创造了巨大的国内储蓄来自我支撑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在不依靠殖民掠夺和巨大国际援助（以及勒紧裤腰带）的情况下引爆（复制）了西方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并正在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

伴随这场（或这一系列）工业革命的是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水平和家庭收入的连续不断的极大提高。

这里面每一个阶段的启动、引爆和升级都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和正确的产业政策的诱导，因为每一个阶段的产业升级、技术发明、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分工程度和量化生产规模的提高，都是以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为前提，都需要以更大规模和广度的市场扩张为条件，才能够使得这些技术创新有利可图，使得产业升级能够自负盈亏。

因而投资的扩大再也不是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靠牺牲消费为前提。由于市场本身是一个公共品，每一次扩大都只有通过集体力量才能够实现。

因此无论是大航海，还是人工运河网络的建设，还是全球市场与殖民地的开拓，还是每一次的公路网和铁路网的升级换代，都是以国家力量的形成为条件，以政府投资为主体，以产业政策为依托，以重商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为向导。

而且政治稳定、社会信任、社区安全、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是规模化大市场得以出现和有效运作的前提与保障。这些都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的介入和投入。

比如欧洲历史上是用皇家海军和武力殖民来为本国的制造业开辟全球市场和维护殖民统治的。

当年的日本帝国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为自己的产品开辟中国和东亚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的。从1894年的第一次清日战争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见证了日本近代50年在重商主义和军国主义体制下的武力崛起。

以十多亿人口的巨大规模，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史无前例的崛起，其拉动世界的力量是当年大英帝国的100倍，美利坚合众国的20倍，但却是以和平的方式崛起的。

我对工业革命的定义不仅是工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的提高，更关键是能够循序渐进地建立这样一套工业基础，它能够使得社会生产力出现爆发式增长，从而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出现爆发式提高，生产的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广泛的竞争力。

二战以前和二战以后独立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拉美、东南亚、东欧等地区的好多国家，都进行过工业化尝试，而且都采用过重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而且曾经一度都使得国内工业产值在GDP里面的占比获得过迅速提高。

但是这些工业化尝试被时间证明缺乏使得投资和消费同时按比例不断增长的潜力，以至于后来出现各种各样的危机，包括财政危机，金融危机，甚至社会和政治危机。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1980-90年代普遍采纳的经济改革就是例子。

又比如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也轰轰烈烈搞过工业化尝试，建立了160多个大型现代化企业,包括兵工厂和大型纺织厂。早在1860年代，洋行股票开始在上海问世。之后，在洋务运动的驱动下，第一只华商股票，由轮船招商局发行的，于1872年底开始交易。

接下来，江南制造局、开平煤矿等现代工业企业、矿业企业相继发行股票。1881年，外国商人创办了上海自来水公司，其股票也供不应求。清政府也搞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包括组建北洋水师，还选派留学生出国，终止了科举考试等等。

但是这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努力根本不足以在中国辽阔的黄土地上引爆一场工业革命，因为它忽视了占人口90%以上的中国农民──这个唯一能够为工业化积累原始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孕育市场力量的巨大源泉。清政府没有能力和意愿去组织农民，帮助广大农民发财致富，因而也无法富国强军。

正因为晚清精英阶层用了半个世纪无法解决中国90%以上人口的贫穷落后问题，无法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工业化积累、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升级的良性循环，结果朝廷债台高筑，国家风雨飘摇，“富国强兵”的现代化成为泡影，沦落成为一个被西方列强和日本瓜分的半殖民地。

这导致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满清王朝被推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工业化尝试。这一次是从高层政治制度上着手解决工业化问题，当时最著名的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认为专制政治和传统文化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阻力。

辛亥革命提出“天下为公”的进步思想，当时的中国精英大力推广美国价值观，进一步吸引西方资本，搞金融自由化市场经济。

在上海和广东这样的大城市和通商口岸，政府新建了一大批现代企业和国防工业，还有十里洋场和各种灯红酒绿的租界。但是这场以改造政治体制为目标的辛亥革命仍然没有触及农村这个中国社会的庞大基础，没有触及土豪劣绅的利益，没有能力动员广大农民参与工业化进程，结果还是没有能够在辽阔的黄土地上引爆一场工业革命。

40年之后，农村仍然是一片赤贫，这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官僚买办政府的倒台。

其实辛亥革命依据的经济发展思路正好就是目前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的东西，以为推翻了清王朝和专制统治，建立了包容性政治制度，保护了地主的私有土地产权和外国资本的利益，工业化就能顺理成章了。然而并没有这样。

国民政府统治40年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军阀混战，土匪出没，民不聊生，被列强宰割的中国。晚晴末年农村的贫穷景象并没有因为推翻满清王朝和建立包容性政治体制而发生任何改变。

在人与人的竞争中，只有企业和组织起来的劳工才能获胜；同理，在民族与民族的竞争中，只有国家和组织起来的人民才能获胜。

因此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只有一个群体或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一个统一的工业化意志下统一行动，才有能力完成，因为工业化作为一个动态系统工程所涉及和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太多了，分散的小农个体和原始市场机制远远不充分。

工业革命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全民生活逐渐改善的革命。图为湖北孝感农民鲍国华（左一）经过多年努力，在武汉买了新房，一家人在小区楼下眺望新家，（湖北日报记者倪娜摄于2016年2月）

因此工业革命必须是在一个统一民族国家框架下由一个有为政府主导的自下而上的产业升级过程，这个过程既能充分运用国家财政力量又能利用市场力量吸收深厚广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获得巨量的经济增长和持续不断的爆发力。

这样你才不仅能够理解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伟大和他作为中国革命久经考验的政治家的智慧，也才能同情毛泽东时代企图通过农村集体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引爆工业革命的战略思想，体会到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国家政治基础对改革开放以后成功引爆一场工业革命的意义。

毛泽东时代把农民组织起来了，正是由于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社会基础、基层农民之间建立的信任和组织能力，农民通过社队企业学会了自己创建工厂办企业，因而在邓小平时代，乡镇企业才得以满地开花。乡镇企业的前身就是大跃进期间涌现出来的社队企业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起来的街道工厂。

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如果没有两个世纪左右的以出口世界市场为目的的乡镇企业和工场手工业繁荣，工业革命不可能产生，而当年哪个欧洲国家乡镇企业搞得最好，就最有机会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

当然英国搞得最好。荷兰一开始也是搞得很好的，但是后来政府没有继续支持，尤其是没有支持它的纺织业，因为这个产业对劳动力（包括妇女和小孩）的吸收率最大，代替人力的机器也最容易发明，其产品的世界市场也最大，运输成本也低，所以依靠香料贸易和捕鱼业发家的荷兰就落后了，没有占领纺织业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旗舰产业和制高点。

第二次工业革命荷兰也落伍，没有占领钢铁和汽车这个重工业革命的制高点，而美国、日本、德国政府的产业政策都抓住了钢铁和汽车。毛泽东时期也想抓钢铁和汽车，但是由于缺乏轻工业革命所产生深厚市场基础和储蓄资本，你勒紧裤腰带也无法成功。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经过80-90年代的乡镇企业繁荣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启动第二次工业革命（即重工业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市场基础和储蓄资本基础，结果在90年代末通过高速公路、电网、通讯、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中国的钢铁产能迅速达到美国的800%，每年仅过剩产能就轻而易举地远远超过毛泽东时期靠全国人民大炼钢铁所能达到产量的几十倍。

日本当年明治维新之后也是首先大力发展农村的工商业和乡镇企业，靠他们出口手工业品赚外汇，进行原始积累，在国外购买机器，继而发展轻工业，再后来才支持重工业。日本一直到明治末期，重工业才开始发展。

如果日本当时自然资源很丰富，卖煤炭石油等天然资源就能生存，它很难走上正确的工业化道路。

很多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它靠卖石油日子就能过的很好，就根本没有动力去搞制造业，因为制造业要从手工业开始，须一步一步晚上爬，很辛苦，而且需要强大的政府意志和国家能力去长期不断提供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和基础设施。所以石油资源国一般很难走上工业化道路。

很多发展中国家独立以后也有国家意志发展经济，但是都想一上来就搞重工业。重工业当然厉害，能够发展国防，生产大型机械。但如果没有一个发育良好的嵌入全球贸易体系的轻工业产业链、市场和贸易网络，支撑不起重工业。重工业不仅需要苛刻的原材料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金融服务，而且所有零部件都需要规模化大生产才能够盈利和自负盈亏。

我们的改革开放也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出来的。邓小平当年也不知道应该从乡镇企业起家。虽然毛泽东时代已经意识到必须在农村就地实现初步工业化，所以当时搞了很多的社队企业，但是当时的社队企业没法壮大，因为当时不允许市场竞争和企业吞并，没有淘汰和退出机制，因为市场竞争和劳动力市场在当时看来是需要消灭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

因为大跃进期间的农村社队企业没有效率，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和中央领导人都普遍误以为农村不适合搞工业，乡镇企业不是工业化的方向，还是应该在大城市搞现代大工业。

但是邓小平他优秀在什么地方，他会根据实践来调整自己的看法，如果实践结果与理论认识不一致，他马上就改正。

刚开始我们搞改革的时候，邓小平没想去扶持乡镇企业，因为大家认为乡镇企业会和大工业争夺原材料，是一种落后的原始工业，是工业化的倒退。我们当时的城市大工业是改革开放前30年勒紧裤腰带建起来的，好不容易建起来大工厂，乡镇企业这么落后的技术却要和大企业抢原材料，肯定对大企业的发展没好处。

如果大企业无法发展，中国的工业化怎么进行。所以当时中央领导层很多人是反对乡镇企业。但是邓小平通过考察以后发现乡镇企业能够让广大农民致富，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他认为这条路是好路，应该走，哪怕挤掉我们刚起来的现代工业。

邓小平这种实用主义哲学就让中国从此走上了工业革命的康庄大道。

乡镇企业一下子就全面发展繁荣起来了，通过各级政府的招商引资和对向恒企业的扶持，这些乡镇企业提高了农村收入，扩大了对小商品的需求，刺激了城市轻工业的发展，激活了商业贸易网络的形成和市场的发育，培育了企业家和产业大军，通过大鱼吃小鱼的市场竞争，刺激了技术升级，开始涌现出一大批劳动密集型的规模化企业，通过量化生产轻工产品和小商品，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然后带动了中国的90年代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繁荣，再由此引爆了中国的重工业革命，最终就形成了我称之为“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的一场伟大变革。

一场由乡镇企业、轻工业带动基础设施、重工业大发展的工业革命，波澜壮阔地爆发了

所以说，之所以把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崛起称为“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因为它终于在洋务运动后一百多年黑暗中的艰苦求索之后，发现了引爆工业革命的秘诀，开启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可持续的工业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总投资的巨大增长，也同时是总消费和广大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巨大增长，因此不能仅仅以工业产值在GDP中的占比或GDP的总量和增长速度来衡量，还必须以产业结构是否健康和具备承先启后的能力来衡量。

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的产业结构就出了问题，不是按照工业革命的逻辑展开的，所以工业化难以为继，一边是现代化农业，一边是巨大的城市贫民窟。

正确的工业化程序是由手工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由农村到城市，再最后回到农村──即由乡镇企业起飞到轻工业革命再到重工业革命，然后再回去完成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

这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再由城市同化农村的工业化道路，所有成功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都走过这条道路（新加坡没有农村，但是也靠大量作坊手工业起家）。

那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称为一场“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的话，我们则应该把改革开放前的六十年称为一场“伟大的中国革命”。

这场伟大的中国革命，通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通过民族独立运动和建党建国，通过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为改革开放以后引爆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工业革命期间所需要的强大国家能力和政府行政能力都来至于这个政治基础。因此，中国70年代末改革开放时期的一大批国家领导人就远比前苏联90年代初改革时期的国家领导人有水平、有毅力、有能力和政治头脑，虽然中国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工业基础根本无法与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相比。

但是中国领导人中还有一大批经历过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锤炼的，而东欧国家那一批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基本不在人世，新的政治家们因为不记得西方列强崛起的历史，因此容易被资本主义在20世纪战后所取得的福利社会文明所忽悠，误以为它是西方工业化的原因和前提。

中国工业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

观察者网：看得出，您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回到当下，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升级的节骨眼上，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到中高速，从两位数降到了一位数。像林毅夫和史正富那样，认为中国未来20年还有8%潜在增长率的人是少数，不少人没那么乐观，包括国内诸多主流经济学家以及IMF这些国际机构，基本上都认为未来中国会像日本1980年代那样，告别了高增长时代，增速会一步步降到5%，甚至3%等等。那么，在您看来，现在的中国处在工业革命的什么阶段？您对中国未来前景如何评判？

文一：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简单回答几句。整个中国工业革命这个序列还没有完成，已经到了下半场后1/4场，处于完成重工业革命的下半场，正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和金融业现代化。

中国工业技术的创新正处在迸发阶段。除英国以外的所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进入重工业革命阶段后才开始进入技术创新高峰的。一旦这个重工业革命能够完成，中国就具备了全面进入福利社会的经济基础，包括各种各样的经济福利和政治福利都会到来。

2000年以前，中国的技术一直在模仿阶段，日本当年也是模仿欧美，美国当年也是模仿英国，后来进入重工业革命以后就开始自己创新了，大批量出现自己知识产权的发明者。

我们现在也开始了，中国目前的专利申请总数已经超越美国和日本，虽然专利通过的数量和质量还没有，但是中国未来10-20年的技术创新会像核爆炸一样爆发，这个我一点都不怀疑和担心，因为工业革命的规律如此。

如果不了解工业革命的发展规律，就很囊预测中国的未来。而且如果不懂得工业革命的规律，落后国家一开始就搞重工业，搞金融自由化，搞民主选举，是支撑不起工业革命的，无法培育市场并提供它所需要的三大基石。仅仅靠私有产权和新自由主义，你小农经济根本没法开启工业革命，没法进行产业和基础设施升级。

因此中国现在要完成工业化，需要更进一步的开拓全球市场。而且因为中国的体量是美国的4倍，中国需要“一带一路”这样的全球大战略才能够创造和开辟足够大的世界市场，也才能通过带动落后国家发展而为自己创造购买力和商机。

因此中国的体量不仅决定了它必须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也决定了它的发展战略是把周边国家一起带动起来共同致富，而不是走老牌工业国当年的掠夺之路。

我们评判全球哪个经济体最好，体制最适合经济发展，我喜欢用一个指标，就是看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有精力和热情在全世界每个角落到处跑，为本国的商业和企业创造机会、创造市场、寻找原材料、建设基础设施和商道，那么这个国家就最有前途，最优希望，最有发展潜力。

目前，这个国家是印度吗？是巴西吗？是委内瑞拉吗？是俄罗斯吗？是英国吗？是希腊吗？是意大利吗？是南非吗？连美国都不是。它是中国。只有中国国家领导人，不管那一届，在全球各个角落都有他们的身影。那这个国家你还担心什么呢？所以21世纪必定是中国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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