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強美元”是亞洲的暫時壓力和美國的長久風險

-2024-05/0615:36

論當前世界經濟面臨的重大壓力與衝擊，“強美元”下多國貨幣對美元的大幅貶值無疑名列前茅。印度盧比、印尼盾、馬來西亞林吉特、菲律賓比索等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對美元匯率持續下行，連韓國和日本貨幣的對美元匯率也未能倖免。日元對美元匯率一度跌破160日元兌1美元，再次刷新1990年以來新低；韓元對美元匯率也跌至近1380韓元兌1美元。

即便經濟發展實績突出、普遍被視為“優等生”的東亞各國都感受到了壓力，遑論經濟遠不如東亞、社會凝聚力落差更為顯著的那些國家和地區了。但從長遠來看，與1980年代不同，今日之“強美元”衝擊給亞洲，特別是中國帶來的不過是暫時性壓力，帶給美國的卻是長久風險。

從輸入型通貨膨脹高企到資本外逃壓力，貨幣匯率顯著貶值對許多國家經濟、民生造成衝擊。由於經濟產業結構決定了亞洲經濟體最優負債率高於美歐，如果這些國家的骨幹企業乃至國民經濟以美元計價的外債水平較高，持續的“強美元”可能在這些國家引爆債務危機，撼動其宏觀經濟的根基。從1980年代，執掌美聯儲的保羅·沃爾克鐵腕推行緊縮貨幣政策，引爆的國際性債務危機席捲了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到1997年，曾經不可一世的韓國財閥在金融危機中因美國加息、美元對韓元升值而如同多米諾骨牌般倒下，我們已充分見識過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強美元”對別國經濟可能造成的殺傷力。

儘管如此，今日之美國，早已不是沃爾克時代的美國，也不是1998年東亞、俄羅斯金融危機時的美國；今日之東亞，更不是1980年代的東歐、拉美重債國家，也不是1998年的東南亞。如今的“強美元”局面，源於2022年下半年以來美聯儲的持續暴力加息，以及今年原本預期中的降息難以落地，本質上是美聯儲兩難困境下“損人不利己”的副產品，而不再是美國打擊、收割別國時收放自如的工具，體現了美國經濟和社會面臨的長期風險。

美聯儲暴力加息，意在抑制美國2021年至今脫韁野馬般的通貨膨脹，目標與當初沃爾克的緊縮貨幣政策相似，但兩者的根本不同在於經濟環境：美國經濟供給側已大大削弱，導致同樣是暴力加息，沃爾克時期貨幣減少而商品增多，通貨膨脹得到抑制；而現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雖減少了貨幣，但商品供給出現問題，抑制通脹自然成效不彰，高利率政策也只得延續。

通貨膨脹的本質，是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沃爾克時代的美國仍然是世界製造業第一，里根推行的大幅度放鬆、取消管制政策客觀上又激勵了美國國內產出增長。且當時美國主導的市場經濟陣營和多邊貿易體系正處於擴張期，許多國家實行了市場化改革，世界九大工業市場上製成品加權平均關稅率從7%下降到4.7%，發展中國家也對進口關稅實施了減讓……在這樣的環境下，沃爾克緊縮貨幣政策減少的貨幣供給與國內外兩條渠道增長的商品供給相結合，才成功終結了1970年代的“奔騰式通貨膨脹”。

相比之下，今天的美國製造業產出幾乎只有中國一半，拜登政府的各項政策又不斷給美國經濟、產業增添新的枷鎖，打壓了其國內供給；在國際上美國又不斷以制裁等舉措割裂全球市場，阻礙來自國際渠道的供給增長。鮑威爾暴力加息雖然減少了貨幣，但商品供給磕磕絆絆，如何能迅速有效抑制通脹後早日降息？

美國經濟苦高利率者久矣。美銀行業資產負債表風險每日劇增，政府債務負擔高企，上至拜登政府宣稱的“再工業化”和大基建，下到美普通民眾的債務還本付息，都急需降息。如果形成長期的“高利率+高通脹”組合，美國經濟可能就走上“拉美化”的道路了。在此基礎上的“強美元”對美國經濟怎麼可能是長久福音？

對中國而言，美聯儲暴力加息和“強美元”也令我們一度承受了沉重壓力，國內A股、房地產等資產市場動盪，相當程度上都是受此影響，以至於美國某著名投資人曾公開稱，美聯儲暴力加息的首要目標就是打擊中國。但事實證明，中國已熬過了這場衝擊的波峰，雖然局部的財政金融風險可能無法避免，但系統性財政金融危機的風險已被消除。同時，國內目前也沒有日、韓等國家那樣的通脹壓力。“強美元”餘波給我們帶來的有限影響，更多地增強了中國出口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削弱乃至對沖了美國限制中國出口的效力。這場國際競爭的持久戰已經來到了下半場，到了比拼耐力和內功的時候。（作者是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