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夫：抗戰八年，教育投入僅次於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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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這是一篇5年前的稿子，差強人意，勉供一觀

抗戰八年，教育為何能得到大發展？

文 | 諶旭彬

以常理論，抗戰期間山河殘破，民生凋敝，教育事業出現倒退，當在情理之中。但事實卻相反，在這段最艱難的時期里，中國的教育事業取得了超乎尋常的發展。

何以如此？

主流輿論認為教育應服務於抗戰

自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東南沿海教育發達地區首當其衝，相繼淪陷，中國教育事業損失巨大。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戰前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共計108所，戰爭爆發後，77所被迫內遷後方，另有17所被迫停辦；原有公立中學，多數設在沿海地區，戰爭爆發後大多停辦，青年失學者極多；影響最大者莫過於初等教育，學生年齡過小，學校無法內遷，只得隨國土一併淪陷，其所受日軍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如何處理教育和抗戰之間的關係，成了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教育界內部也圍繞着如何制定新的“戰時教育方針”，而展開了論戰。

最主流的意見，是認為教育應該完全服務於抗戰。不但學科要調整，變為以軍事課為主，如“化學師生可從事軍用品製造”；教育對象也要調整，須“以民眾為對象”，“高中以上學校與戰事無關者，應予以改組或即停辦”。這種意見，在師生內部也相當普遍。南京失守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準備再度南遷至昆明，決定甫一頒布，即在校內師生間引起激烈辯論，許多批評者認為：在國家急需調動三湘民眾起來抗日的時刻，學校內遷至昆明，有損道義。學生自治會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漢，向國民政府請願，反對內遷，要求參加抗戰。

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對上述意見持反對態度。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俊升認為教育是百年大計，只可因戰爭做若干臨時調整，而不能全盤改弦更張。最具代表性的，則莫過於胡適向蔣介石的進言：“國防教育不是非常時期的教育，是常態教育”。但這類意見，在當日並不占主流。

最能體現當日教育方針意見分歧的，可推張治中和陳誠在“長沙臨時大學”的兩場演講。張治中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講劈頭就罵：“際茲國難當頭，你們這批青年，不上前線作戰服務，躲在這裡幹麼？”陳誠時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其演講高度贊成學校內遷，將學生譽為國寶，鼓勵他們於國家危難之際努力完成學業，因為十年之後，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

蔣介石主張“戰時需作平時看”

教育部為這場論戰做出的最終“裁決”是“戰時需作平時看”，雖有各種暫時措施，“但仍以維持正常教育為主旨”。換言之，也就是否定了張治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務於抗戰的意見。教育部如此決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戰既屬長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要。我國大學本不發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教育發達國家相差甚遠。為自力更生抗戰建國計，原有教育必得維持，否則後果將更不堪”；其二，“以我國人口之眾，尚無立即徵調此類大學生之必要”。

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教育部如此決策，與國民政府最高領導層的認知關係極大。陳誠的意見已如前述；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也認為“國防之內涵，並不限於狹義之軍事教育，各級學校之課程……縱在戰時，其可伸縮者亦至有限，斷不能任意廢棄，致使國力根本動搖，將來國家有無人可用之危險。”陳立夫的意見，與蔣介石高度一致。在蔣氏看來，戰時教育不僅僅需要滿足抗戰救國，更需要滿足戰後建設——1939年3月12日，蔣介石在陳立夫主持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作了《今後教育的基本方針》的演講，就戰時教育與正常教育的關係問題表態，他說：

“目前教育上，一般辯論最熱烈的問題，就是戰時教育和正常教育的問題。亦就是說，我們應該一概打破所有正軌教育的制度呢?還是保持着正常的教育系統，而參用非常時期的方法呢?……我們決不能說，所有教育都可以遺世獨立於國家需要之外，關起門戶，不管外邊環境，甚至外敵壓境了，還可以安常蹈故，一些不緊張起來。但我們也不能說，因為在戰時，所有一切的學制、課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擱在一邊，因為在戰時了，我們就把所有現代的青年，無條件地都從課室、實驗室、研究室里趕出來，送到另一種境遇里，無選擇、無目的地去做應急的工作。……總而言之，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就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中，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着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當看到戰後。……我們要建設我們國家成為一個現代的國家，我們在各部門中需要有若干萬的專門學者，幾十萬乃至幾百萬的技工和技師，更需要幾百萬的教師和民眾訓練的幹部，這些都要由我們教育界來供給的，這些問題都要由我們教育界來解決的。”

初等教育：在校小學生數量翻倍

因為年齡問題，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問題，沒有被“戰時教育方針論戰”所波及。自抗戰爆發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點，主要是義務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個工作重點：對成年失學民眾的補習教育。自此，“每鄉鎮設中心小學，每保設國民學校，均包括兒童、成人、婦女三部分，使民眾教育與義務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屬於地方自辦事業，中央政府每年有專門的補助費，但主要經費來源仍以地方自籌為主。為保證教育質量和適齡兒童入學率，1940年，教育部頒布規定，指定鄉鎮地方財政中至少50%須用作初等教育經費；稍後，又由行政院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出台規定，將初等教育經費列為“特種基金”納入預算，嚴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至1945年，四川適齡兒童入學率達80%；其他大後方省份，雲南43%、西康57%、陝西58%……總體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後方10省市在校小學生為300餘萬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萬餘人，數量翻倍。

中等教育：在校生由48萬增至126萬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廳辦理，中央並不直接負責。抗戰爆發後，為安置從淪陷區流亡到後方的中學生就學，國民政府開始創辦國立中學，至1944年，共設立國力中學34所，國立大學附屬中學16所，國立師範學校和職業學校14所，遍及後方12個省區。國立中學的主要職責，是收容來自淪陷區的中學生就學；以及吸收來自淪陷區的骨幹教師，解決其生存問題並保證教育質量。

在淪陷區，國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設置“教育指導區”。1938年，淪陷區9省4市曾設置50個“教育指導區”，派遣大批教育幹部赴淪陷區從事公開或秘密的教育活動。隨着戰爭的推進，“教育指導區”不斷增加至18省6市102個之多。“指導區”的主要工作，是聯絡、吸收敵占區的仍忠於國家的中小學教師，藉以消滅奴化教育。1940年，國民政府還特別通過《津貼淪陷區中小學教師辦法》，對淪陷區內暗中為國家服務的中小學教師給予津貼補助。接受津貼的教師須宣誓效忠國家，其誓詞如下：“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矢志盡忠國家，遵守政府法令，擁護抗戰國策，絕對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敗類，遺羞子孫。如違誓詞，願受政府最嚴厲的處分。”同時，教育部還特別制訂了淪陷區中學畢業生升入大後方大學就學的規定。1936年在校中學生為48萬餘人，正因為當局的努力，至抗戰結束，在校中學生數量不降反增至120餘萬。具體增長數據如下圖：

高等教育：在校生由4萬增至8萬

1936年之前，中國的高等學府大部分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的大城市，其學費普遍“年須數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無力入學。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責過中國的高等教育“以富人為中心，以權貴為中心”。抗戰爆發後，學費問題轉由國民政府出面解決，不但保證了來自淪陷區的大學生可以繼續求學，而且打破了中國高等教育舊有的貴族化傾向。

解決大學生學費問題的同時，國民政府還竭力解決私立大學的運營經費問題。較典型者如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撥款補助，才得以繼續運轉。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學因資金緊張而申請改為國立獲批，而得以繼續維持。因為當局的種種努力，中國的高等教育在校學生數，在抗戰期間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萬餘人，增至1945年的8萬餘人。具體數據如下表：

高校研究所：由22所增至49所

戰前，各大學的研究所， 大多由各大學自動發展成立，1936年共計有研究所22個，僅招有研究生75人。抗戰爆發後，大學大量內遷，多數研究工作中斷。

1939年，教育部認為“抗戰建國正在邁進之際，學術研究需要尤大”，開始從政策、經費上扶持各大學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到1944年，大學研究所已增至49所，研究生增至422人。研究所的運轉經費、設備經費、研究生的學費等各項費用，基本上全由中央政府負擔。

免費教育、伙食及醫療保障

將戰時教育如平常時期那般維持的最大困難，是大部分離鄉背井的大、中學生都喪失了經濟來源，政府不但要負擔起對他們“教”的責任，還必須承擔對他們“養”的義務。

貸金制

教育部長陳立夫決定仿照歐美等西方國家的辦法創立貸金制度。創立貸金制度需要一筆相當可觀的經費，時值抗戰艱難，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以財政困難為由反對該計劃。陳立夫取得蔣介石同意後，貸金制度才得以付諸實施。1938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規定專科以上學生家在戰區，費用來源斷絕，經確切證明必須接受救濟者，可以向所在學校申請貸金。貸金分全額、半額兩種。按當時的伙食價格，全額每月8～10元，半額每月4～5元，以所在地生活費用及學生的實際需要決定。辦法還規定，學生畢業後，必須在3年內以其收人歸還貸金。這個標準，此後根據大後方物價的上漲，又進行過多次相應的調整。

公費制

1943年，鑑於通貨膨脹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陳立夫決定放棄貸金制，改行公費制。

按新辦法，公費生分兩種：甲種公費生：免學膳食，並得分別補助其他費用。乙種公費生：免膳食費。

國立、省立專科以上的學校中，師範、醫、藥、工各院科系學生，全為甲種公費生。理學院科系學生，以80％為乙種公費生。農學院科系學生，以60％為乙種公費生。文、法、商及其他各院科系學生，以40％為乙種公費生。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新生的比例稍有不同：醫、藥、工各院科系學生，以70％為乙種公費生。理、農各院科系學生，以50％為乙種公費生。國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新舊研究生，一律按甲種公費生辦理。

上述比例，顯示國民政府當日，在培養“建國人才”方面，更重視理工科人才，其政策，向理工學科明顯傾斜。今人回顧民國教育，往往容易忽視這一點，而僅僅看到一些所謂的“國學大師”的影子，進而誤以為民國高等教育的側重點在於人文社科。這種看法，可以說是對民國教育的最大誤解。

貸金制和公費制，這兩項政策，還有另一重效果，那就是：打破了戰前中國高等教育“貴族化”的傾向。戰前，因學費昂貴，只有家庭條件優越的子弟，能夠進入高校就讀；戰時推行貸金制和公費制，家境貧困的平民子弟，也獲得了同樣的入學機會。

據教育部的統計，當時專科以上學生獲得貸金或公費的，約占到了當時在校學生的80％。

陳立夫晚年，在回憶錄中如此敘述這段往事：

“戰時對於救濟青年一事，由於政府負擔太重，教部所面臨之困難最大，戰區學生大量涌至後方，衣食住學樣樣刻不及待，當時救濟費用用貸金名義，蓋欲使財政當局易於同意，將來有收回之望耳。蓋來自戰區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離鄉背井，多系經濟來源斷絕，如不予接濟，非但不能繼續學業，且不能維持生存。我當時即感覺對於這班學生不但要教，還要養。因而負起責任，設置貸金制，使這些經濟來源斷絕的學生，可以貸金維持生活。貸金包括膳食及衣服各項費用。最初名日貸金，原期受貸學生將來就業後償還。後來因責償不易辦到，並且法幣貶值，即令能償還，亦幾乎等於不還，所以將貨金改為公費。後來非戰區學生，因家庭不勝負擔，也幾乎都得到了貸金或公費。此項支出費用浩大，幾乎超過全體教育文化經費二分之一。對於此等學生真是教養兼施，而國庫負擔之重，也於此可見。費用雖大，但是成就甚著。據統計，戰時由中學以至大專學校畢業，全賴國家貸金或公費以完成學業者，共達128000餘人之多，此等皆是國家不可少之人才，凡是現在國內外50歲以上之社會中堅分子，幾無人未受貸金或公費之惠。如無貸金及公費制度，不知道有多少人失學，將為國家一大損失。這種制度所以值得大書特書者在此。現在美國亦仿效我們對於大專清寒學生建立貸金制度矣。”

“貸金制”和“公費制”不僅僅面向高等教育，同樣也惠及中等教育。按教育部規定，國立中學招收的學生，不僅免除學費，而且免費提供伙食、制服和書籍。

大、中學校師生有特殊補助

教師方面，1940年以前，後方大學教授平均每月可獲得200餘元左右的工資，收入雖不如戰前，但較之大城市，後方物價低廉，其實際購買力較之戰前並無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課堂搬到了餐館裡。學生方面，畢業於復旦大學的羅文錦，1940年以前“每月可領貸金法幣八元，以六元繳納學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當時，八塊錢的購買力是相當高的，西南聯大“學生的伙食費1938年每月7元，還可以吃到肉和雞蛋”。

1940年，因日軍的封鎖，大後方物價暴漲。教育部及時制定《戰時救濟大中學生膳食暫時辦法》。該辦法要求財政部於每年的一、七兩月向學生預發半年的救濟費和生活費，由各校支配，其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間和秋季七、八月間儘量購買糧食儲存，以備青黃不接時的糧價高漲。該辦法實施三年後，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訂，負責救濟大中學生膳食的部門，由財政部變換為了糧食部。如此修訂的原因在於：各地糧價不同，荒歉地甚至無糧可購以及糧價持續上漲等因素，使得財政部的統一撥款無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糧食部向師生員工“免費發給公糧”。此一時期，大、中等學校師生的生活水準雖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補助的“平價食糧代金”，較之其他公務員（如國民黨中央及地方黨部的工作人員），已算比較好的了——1942年，《中央日報》社論明言：靠薪水收入維生者，早已靠典賣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時局危殆，弦歌不絕

陳立夫晚年回首往事，感慨抗戰八年，政府在教育方面之投入，“在國家財務支出上僅次於軍費”；自問7年教育部長對得起國人：

“我自民國27年1月7日在重慶就任教育部長，到民國33年12月去職，主持戰時教育行政將近7年。在此7年之中，扶輯流亡，重振後方弦歌，擴展各級教育，改革並建立制度，發揚民族文化，訓練並徵調學生直接參加抗戰，實在做了不少的事。”

時局危殆，弦歌不絕。今人回首往事，應該承認，陳立夫的這個自我評價，是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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