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研究所理事長 王維嘉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隨着3月即將結束，由中國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發起成員國報名截至日期也在臨近。在英國的帶動下，德法意瑞盧等一批老牌歐洲國家紛紛“反水”，申請成為亞投行的發起成員國。這在中國國內和世界激起了強烈的反響，將成為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歷史事件。

回顧二戰後的世界金融秩序的成立背景，是在當時占世界GDP 50%的美國的主導下建立起來的，標誌性機構是1946年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和世界銀行[微博]。在1950年代和60年代，又相應成立了區域性的金融機構，如歐洲投資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和泛美開發銀行等。這些國際金融機構由世界或相關區域的國家組成。如亞洲開發銀行(亞行)成立於1966年，共由48個亞太地區國家和19個非亞太國家組成。亞行建行時法定股本為10億美元，後來經過多次增資，截止1996年底，亞行的核定股本增至500億美元。

這些組織成立之初，各國的投票權大體根據當時各國經濟實力的分布。如亞行的兩個最大股東是日本和美國，兩國各占同樣的15.6%的股權和12.8%的投票權。中國是第三大股東，占6.6%。亞洲地區作為世界上最有經濟活力和潛力的地區，需要大量的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根據亞洲開發銀行測算，從現在到2020年期間，亞洲地區每年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將達到7300億美元，現存的國際金融機構遠遠不能滿足這個需求。與此同時，經過35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中國積累了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有動力開拓海外市場，並帶動其他亞洲國家一起發展。如果中國向現有的國際金融組織大規模增資，勢必大幅改變該機構的現有股東結構，這對一個已經運行成熟的機構未必是福音。因此成立一個新的國際金融機構，不僅是對中國是合理選擇，也是對現有金融機構的友好選擇。

由於亞投行和亞行的投資區域基本重疊，投資方向部分重疊(亞行除投資基礎設施外，還有扶貧、教育和環保方向的投資和贈款)，主導亞行的美國和日本自然會有顧慮。美日聲稱其主要顧慮是由中國主導的亞投行是否能夠規範透明地運行，能否充分考慮被投資國家地區的當地社會和環境影響。即使這些顧慮無不道理，但以此為理由勸阻其他國家不要加入亞投行則完全沒有道理。這種行為反映出美日對可能減少的影響力的恐懼，這些擔心大可不必。亞行和亞投行不僅投資重點不完全相同，兩者應該還有大量的合作機會，適度競爭也會使各方更有效率。

亞投行的成立之所以將成為一個歷史事件，因為這是第一個由中國發起並領導的主要國際機構。過去35年，中國主要是打開大門把世界帶入中國；從現在起，中國將走向世界負起一個大國的責任，發揮應有的領導作用。世界的秩序具體體現在一系列的機構和制度當中，一個大國的責任和領導作用也同樣體現在對機構的參與和制度的制定過程中。亞投行標誌着中國邁向世界的第一步，要讓這第一步邁得紮實，需要應對下列幾個方面的挑戰：

為人還是為己？

首先要想清楚亞投行是一個國際金融機構，而不是中國的一家銀行。亞投行必須兼顧各成員國的利益而不僅僅是中國的利益。由於中國在極短的時間裡從一個貧弱的國家變成了一個相對富強的國家，國民的心理認知還存在着滯後，作為小國弱國護身符的民族主義訴求仍然高漲。國內的民眾對於身邊的具體利益有具體訴求和切身感知，對於國家的長遠戰略利益不甚了了。由於過去沒有這方面的集體經驗，國民、甚至某些政府部門很容易習慣性地認為亞投行完全是為中國國家利益而服務。

一旦國內有這樣的認知偏差，就會給亞投行的治理結構和運行帶來巨大壓力。原因很簡單，亞投行的成員國加入亞投行是為了各自的本國利益，如果不能兼顧他們的利益，他們一定會退出。作為發起者、最大股東和領導者，中國甚至可能要犧牲一點自己的眼前的利益以換取亞投行的整體成功。在亞投行這件事上，中國並不是“學雷鋒”，而是有重大的國家利益。和任何組織一樣，組織發起者和領導者的最高利益是這個組織的持續存在和成功，而不是每次分蛋糕時多占一點點。

“硬實力”和“軟實力”

以中國掌握的投票權，應該能很輕易地通過自己想通過的決策，但一個國際多邊組織的運營並非如此簡單。股權和投票權僅僅是“硬實力”，在這樣一個高度複雜的機構中“軟實力”遠比“硬實力”重要。不論是事關戰略的決策還是具體的投資決定，決定成敗的不是投票權而是格局、眼光、知識和經驗。協調各成員國的利益和意見也是一件有難度的藝術。老牌歐洲的成員國都有幾百年國際縱橫捭闔的經驗，亞洲的許多國家也不是省油的燈。在這方面，中國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習。

規範與效率

規範透明不僅僅是國際上的擔心，也將是相對分散弱小的其他成員國的最主要訴求。二戰後世界金融機構積累了許多經驗教訓，亞投行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治理結構的規範透明和機構的運行效率往往是一對矛盾。國際金融機構的成員都是各成員國的政府部門，本來各國對於一個可能牽涉到多個政府部門的決策過程就很複雜，幾十個國家在一起互相協調，溝通成本就更高。在過去60年中，世界金融機構的每一個失敗的實踐都可能增加否定性的規範，這使得本來就具有複雜的多邊治理結構的組織運行流程更加繁複。這就是許多國際金融機構都被批評為低效和官僚的主要原因。作為一個新的國際金融機構，亞投行應該在這方面有所改進，但不能有不現實的期望，因為其治理結構和其他現存的國際金融機構沒有本質區別。在亞投行的創始階段，為了確保規範透明，寧可犧牲一點效率。

嫁接與槓桿

今天中國的企業已經開始全面進入全球化的時代，民間有大量的海外投資需求。亞投行如果能夠和民間的資金嫁接、合作，將會撬動比股本金大得多的資源。民間的企業和資金缺少對目標國家地區的了解和經驗，亞投行每進入一個國家和地區，都可以分享經驗教訓，亞投行在每一個國家成功的投資都能鼓勵民間投資的進入。

創新與發展

許多現存國際機構的諸多弊病，往往是由於當年的結構和流程已經不適應變化，但又難以修改。亞投行有機會認真研究這些弊病的根源，在創始的設計中儘可能避免。在大型國際金融組織之外，有許多成功的私營和民間金融組織(如孟加拉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尤努斯教授創辦的格萊珉銀行)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中作出了巨大貢獻，其經驗雖然不能照搬，但完全可資借鑑。今天是一個互聯網時代，不僅所有的運營系統都可以互聯網化，遠程化，更重要的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成為和投資目標國當地民眾溝通和交互的重要手段。在重大工程投資的評估和當地社會責任、環境保護等方面，新媒體、新技術都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亞投行應該做互聯網時代的第一家國際金融組織。

亞投行得到這麼多國家的支持和響應，和中國在領海訴求上遇到的反彈形成鮮明反差。這啟示中國通過經濟合作是崛起的最小阻力路徑。中國能否順利崛起不單在於新興大國是否能夠勝過守成大國，而在於能否同時給其他國家帶來利益。中國的崛起不單單取決於中美雙邊關係，更多取決於多邊關係。亞投行的創建就是個最好的例子。這次歐洲諸國不顧美國勸阻加入亞投行，正是說明只要中國能夠為世界提供公共品，能使得參與的夥伴受益，就會得到大多數國家的支持。

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影響力的彼消此漲，但只要這種博弈是在公認的和相同的規範下進行的，就是公平的博弈。中國過去35年是現存世界金融貿易體系的受益者，隨着國力的增強和海外利益的擴張，中國比以前更需要於一個有利於全球化的金融貿易體系。建立亞投行這樣的新國際金融機構不僅不是挑戰這個體系，反而是豐富和促進這個體系。不論是國民和政府部門都應該着眼中國的長遠目標，在亞投行的創始階段給予最大的信任和寬容。亞投行的成功將向世界證明中國有能力成為一個領導大國，有擔當負起大國的責任，有善意向世界提供公共品。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作者亦擔任歐美同學會2005委員會共同創始人和第三屆理事長、中國企業家論壇(亞布力論壇)創始終身理事、中國企業家生態協會(SEE阿拉善協會)創始終身會員和章程委員會主席、數字中國共同創始人和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