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国际战略: 跨过鸭绿江 |
| 送交者: 1882 2011月06月13日16:21:39 于 [世界音乐论坛] 发送悄悄话 |
| 回 答: 38军军歌 --- PLA敢不敢在侵犯南海的越南小军艇面前唱? 由 1882 于 2011-06-13 09:24:37 |
《我的祖国》http://www.youtube.com/watch?v=Za3ET-BGkYs&feature=fvsr1965:电影《上甘岭》郭兰英演唱「我的祖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LQyyh1zc44&feature=related 抗美援朝期间毛主席振奋人心的讲话http://www.youtube.com/watch?v=DUx2ZxSBkEw 抗美援朝60周年ep1：跨过鸭绿江 01http://www.youtube.com/watch?v=bmTDi8j-dEQ 支绍曾/邓红洲: 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国际战略 【出处】军事历史 20033 【作者简介】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原副部长；邓红洲，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助理研究员、博士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立国之初所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国际性局部战争。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这场战争既是冷战兴起阶段国际格局变动的产物，也是塑 造整个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驱动因素。复杂而激烈的国际政治与外交斗争贯穿于这场战争的全程，对战争本身的规模、样式和进程，尤其是战争双方的战略指导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正是在这场史诗般的战争中，新中国第一次全方位地施展了其国际战略，通过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手段的交互运用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 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抗美援朝的出兵决策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而言是极为艰难的战略抉择。是时，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秩序 均未完全步入正轨，台湾、西藏尚未解放，华东、华中与华南等新解放区匪患严重，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的六七成，失业者多达三四百万人。总之，经 历了近代百年沧桑和长期战争的中国亟需休养生息和完成国家统一大业。面临如此严峻的国内形势，中共中央毅然决定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赴朝参战，这既是基于反 抗侵略、匡扶正义、维护世界尤其是亚洲和平的国际主义壮举，也是在全面分析国际局势走向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影响之后所作出的理智决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迅速从盟国关系滑向全面的敌视与对抗状态，冷战遂成为国际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国际政治结构中也随之出现了两大阵营的分野。 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把世界各地纷繁复杂的矛盾与冲突纳入到两极对抗的体系内加以衡量，都用非此即彼的思维逻辑来区分国际上新生的政治实体。两大阵营之间的 森严壁垒使新中国缺少在国际舞台上的回旋余地，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指出：“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 路是没有的”（《毛泽东外交文选》，9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中共中央在1949年6月底确定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 交方针，预示着新中国将靠拢苏联而疏远美国。为什么“倒”向苏联而不是“倒”向美国，其中固然包含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认同的因素，但美国政府自1944年 以来在华执行的扶蒋反共政策也是促使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深层动因。 从新中国建立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中国与美、苏关系沿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迅速发展。美国杜鲁门政府出于维持远东地缘战略平衡的考虑，希望新中国与苏联保 持一定距离，因此它一度有意模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软化对华政策，譬如：通过减少或冻结援助、冷却外交关系、发表白皮书等措施逐步与国民党政权拉开距离；杜 鲁门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声明，暗示美国将不会阻止大陆解放台湾；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时也将台湾故意排除在美国的远东环 形防线之外。 凡此种种示好之举，只是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侧面，其目的是要在中苏关系中打入楔子。与此同时，对新中国的敌视仍然深植于美国决策 者的政治认知体系内。这种敌视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在其意识形态领域内，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基本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第二，在其 地缘政治的框架中，他们认为对中国大陆的失控使美国丧失了在远东的优势地位。因此，遏制新中国仍然是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如：杜鲁门政府拒绝 承认新中国，并劝阻北约国家和英联邦国家承认新中国，支持国民党代表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将新中国排斥在联合国的体系之外，拒绝新中国参加对日修 约工作，限制新中国的对外贸易。 中共中央尽管希望最大限度地为新中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但对美国不抱任何奢望。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 出：“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新中国。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敌视和遏制，更加坚定了中共中央实施向苏联“一边倒”外 交政策的决心。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随后两国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 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以及其他各种经济性和专业性协定。这一系列条约及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中苏两国步入结盟状态。 美苏两国在远东地区日趋激烈的对抗，以及中苏、中美关系的反向发展，对新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造成了深远影响。由于中苏结盟，来自亚欧大陆腹地的威胁减轻， 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三北内陆边患得以暂时消弭；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的僵化和美国遏制中国意向的强化，来自太平洋方向的威胁加大，中国领海及沿海弧形地带承受的 压力骤然上升。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使美国丧失了期望中的远东战略支柱，杜鲁门政府退而求其次，把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支撑点加以扶持，认为日本是“遏制亚洲革命的最后王牌，是东亚的超级多米诺”，并认为日本在军事上与琉球及菲律宾一起构成美国在远东战略防卫线的前沿。 1950年1月12 日，艾奇逊重提麦克阿瑟在1949年3月披露过的计划，宣称把阿留申群岛—日本—冲绳—菲律宾一线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环形防线。显然，杜鲁门政府的上述 战略调整和规划有很大一部分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及至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对朝鲜采取大规模军事干涉，同时侵略中国台湾，加速对菲律宾的军援并强化驻菲律宾美 军，扩大对侵略印度支那法军的援助。杜鲁门政府实际上以解决朝鲜危机为契机，将其所谓环形防线推进到中国大陆的边缘，从三个战略方向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安全。 面对美国的步步进逼和中国沿海弧形地带安全环境的恶化，中共中央把捍卫世界和平，尤其是东方和平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连带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全面衡 量出兵抗美援朝的利弊得失。早在8月初周恩来就指出：“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 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述实》，45页，北京，人民 出版社，1999）在志愿军入朝参战前后，中共中央多次就抗美援朝对捍卫国际和平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双重意义进行了分析。10月24日，周恩来在政协常 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现在对美帝如果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反之，如果给以打击，让它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 国，甚至会影响它派兵到西欧的计划。这样，敌人内部的矛盾也会发生。 总之，如果我们让，只会缓和敌人内部的矛盾；管，则会促使敌人内部矛盾加深。只有管， 才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一个月后，周恩来又就此发表了更充分的论述。他说： “如果我们不过问，岂不给美帝国主义一步一步准备好战争吗？朝鲜、台湾、越南一解决，把我们紧紧包围起来，我们还能安宁地建设吗……再说，帝国主义在我们 门口，（我们）在精神上也是受威胁的，我国周围的一切民族都屈服在帝国主义手中，民主运动没有了，一切都按帝国主义如意计划做，我们必然要受威胁。”他接 着指出，我们如果现在就打击美国，迫使它知难而退，就“不仅保持了我国大陆的安全，也保障了世界的和平；东方人民站起来了，西方人民也高兴，东南亚的人民 的反帝斗争也就更会高涨”（同上书，114页）。 美国对朝鲜的侵略在引起整个国际关系变动的同时，也造成了远东地缘政治形势的改变，我国东北地区突然由经济建没的战略基地成为国防的前哨阵地。中共中央分 析认为：美国正在“利用日本的基地，继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沿袭着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朝鲜如 果落入美国手中，则中国东北无法安定，东北无法安定，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全局被动，因为“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同上 书，73、75页）。 同时，中共中央不能不考虑东北地区面临的另一种危机。斯大林在10月9日明确告诉秘密访苏的周恩来，如果北朝鲜支持不下去，应允其将 “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到中国东北”（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49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中共中央担心局面 万一演变至如此地步，美国可能乘机扩大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威慑，乃至全面入侵东北地区。毛泽东指出，“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 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117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3）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动，也是促使中共中央决心采取出兵参战积极政策的重要推动因素。 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中苏同盟关系恰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缘于历史原因和国家利益的考虑，斯大林对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缺乏充分的信任，他担心毛泽 东会成为另一个铁托，中国会成为另一个南斯拉夫，因此两国同盟条约在签订过程中就一波三折，几经磨难。当朝鲜局势急转直下，斯大林和金日成均热切指望中国 出兵之时，如果中国不挺身而出，就恰好印证了斯大林的种种担心，整个中苏关系将为之蒙上阴影，新中国就可能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陷于孤立。 若如此，则新中国既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所敌视，又将被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疏远，新中国所急需的国际信任与国际援助就会在极大程度上落空。中共中央在决定 出兵抗美援朝时，不能不有此深层考虑。后来毛泽东在1962年回顾说，“斯大林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任我们呢？是在1950年冬，当时我国参加了抗美援朝战 争，也就是朝鲜战争，从那以后斯大林相信我们不是南斯拉夫，我也不是铁托。”（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第二研究室编印：《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 点》，288页，1996） 正是在全面分析国际局势走向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环境所造成影响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定下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心，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 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117页）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双赢的国际战略抉择：一方面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际和平与国家安 全；另一方面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信任和支持，为新中国打开了外交局面。 二 朝鲜战争实际上是一场相当规模的以联盟对联盟的战争，联盟政策的效能不仅直接影响到战场上的胜负，而且关乎战争双方在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内的折冲进退。因 此，对于新中国而言，在抗美援朝的战争时期协调好中朝苏三国关系，就是一项关键性的国际战略任务。 联盟的巩固与否，首先取决于联盟成员之间能否相互信任，而衡量信任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能否在重大战略决策上保持协调一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新中国作为 抗击美国侵略的主要力量，实际上处于连结中朝苏三国关系的枢纽地位，因此承担着协调三方战略决策的重要任务。 实际上早在参战以前，中共中央就在战略问题上向朝苏两国提出过重要建议。1950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敌军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情况告诉朝鲜政 府和苏联政府，并告朝鲜对此应有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13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9月20日，中共中央 又“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上”向金日成建议，朝鲜人民军应在持久战的原则指导下保存主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和使用，必 须处处作长期打算”（同上书，144页）。 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在历次重大战略调整之时，中共中央均主动与朝苏两方协商，在取得一致意见后方付诸实施。1951年2月，第四次战役期间，朝鲜战场上的 态势表明战争有可能长期化，如何坚持长期作战，如何解决中朝军队的休整和补充问题就成为战争指导上的全局性问题。中共中央考虑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决定编 组三番部队，轮番作战和休整。3月1日，中共中央电告斯大林：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应作两年的准备；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 敌人的目的，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162页）斯大林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委托彭德怀向金日成建议： 朝鲜人民军现有8个军缩编为6个军，亦采取轮番作战办法，协同中国志愿军作战。 由于协调得当，中朝军队及时顺畅地调整了作战方针，不仅巩固了既有战果，而 且争取了在随后作战中的主动。1951年6月初，鉴于朝鲜战局的变化和美国政策的调整，中共中央邀请金日成赴北京，共同分析战争形势和商讨战争的指导方 针。双方经研究决定实行边打边谈的战略，中共中央遂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随后，中共中央又委派高岗陪同金 日成赴苏向斯大林通报中朝双方的设想。6月13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认为“实现停战在目前是有利的”。正是在与朝苏两方达成一致意见后，中方才正式接受 美国所提出的停战谈判请求，并在以后长达两年的谈判过程中，始终与朝苏两方保持着同一步调，为取得谈判的胜利夯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立合理、顺畅的联合指挥体制，是保证整个联盟在战时和谐而有序运转的基本条件。中共中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中朝联合指挥体制的创设做了大量工作，确保 了在作战及谈判过程中的领导效能。 1950年11月1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提议由金日成、苏联驻朝大使史蒂可夫和彭德怀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决定 与作战有关的军事政策和协调指挥。为了有效解决朝鲜境内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中共中央致电斯大林征询意见。11月16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方 面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作战，并将同一内容电告了金日成和史蒂可夫。12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与金日成在北京举行会谈，商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 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双方就联司的指挥权限、人员构成及工作方式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不久，中朝联合司令部正式成立，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鲜 方面的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从第二次战役开始中朝两军即在联司的统一指挥下作战。随着战事的发展，中朝苏三方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又先后 成立了以中方为主体的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为争取谈判斗争的胜利，中朝方面经过协商并在 征询苏方意见的基础上，建立了三线谈判班子：第一线班子是朝中谈判代表团；第二线班于是停战谈判的前方指挥部，主要由中方的李克农、乔冠华负责；第三线班 子是谈判的最高决策层，由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组成，有时亦征求斯大林和彭德怀的意见，负责确定谈判的总体方案、方针及原则。 联盟的团结，需要联盟的成员具有良好的全局观念、尊重盟友的诚挚态度、敢挑重担的责任心和勇于奉献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就很 好地实践了这一点。 1950年10月11日，秘密赴苏的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斯大林面陈中国的实际困难，提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时要 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斯大林表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需待两个或两个半月方可出动支援中朝军队作战。斯大林关于暂不出动苏联空军的表态对中共中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鉴于美军占有绝对的制空权，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 不仅志愿军入朝作战要承受巨大的困难与伤亡，而且中国沿海大中城市也可能遭到严重的空袭。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还是体谅苏联不愿直接与美国在朝鲜发生军事冲 突，从而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苦衷，依然迅速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定。新中国尽管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但为了满足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还是用苏联提供的贷 款和中苏贸易中中国出超收入向苏联购买了约一百个师的装备，并未以出兵为条件把战争负担转嫁给苏联。 对金日成所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新中国也是以兄弟般的情怀坦诚相待，热诚相助。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后，中共中央多次从战略的高度出发强调必须处 理好与朝鲜党政军民的关系。1951年1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彭德怀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的报告稿时加写了一段话，专门提出：“一切在朝鲜的中国 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 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 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 定会得到。”（《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266页） 考虑到朝鲜国防的实际需要，早在1950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就应金日成的要求，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约1.4万名朝鲜籍战士连同武器装备转交给了朝鲜。 1950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尽管刚刚入朝，对环境生疏，对敌情不熟，但依然承担起绝大部分的作战任务，让朝鲜人民军第1、第3、第 4军团位于中朝边境地区休整，全部由新组建部队构成的第6、第7、第8军团退到中国东北地区整训。为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力量，中共中央又于1952年4月决 定，在中国从苏联进口的武器装备中无偿拨出三个师的装备送给朝鲜人民军。 除了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外，中共中央还决定，将在1950年6月25日至1953 年12月31日期间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总值约合人民币72952万元）；同时为进一步援助朝 鲜恢复国民经济，中国政府将在1954-1957年期间再向朝鲜无偿提供人民币8亿元。 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从真正的国际主义立场出发，顾全大局，尊重盟友，勇于承担责任，甘于付出牺牲，急人之所急，忧人之所忧，解 人之所难，积极做好战略协调和联合指挥工作，从而奠定了中朝苏三国紧密团结，一致对敌的牢固基础，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这在世界联盟作战史上 堪称典范，这也是中共中央在运用国际战略方面的杰作。 三 激烈、复杂而微妙的外交斗争是整个朝鲜战争中一条不见硝烟却又至关重要的战线，用什么样的国际战略为指导直接关系着新中国在这一战线上的成败得失。以毛泽 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运筹帷幄，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攻势，一是以国际法为依据，与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进行侵略的霸权行径进行坚决斗争；二是利用敌方 阵营内部的利益矛盾和政策差异，对之实施分化瓦解工怍；三是以我之外交心理战对抗敌之外交心理战，维护新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声誉。 朝鲜内战爆发以后，美国在没有中国合法代表参加和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操纵联合国通过一系列决议，以事后追认的方式为美国对朝鲜和中国台湾的侵略行径披 上联合国的外衣，又于1950年12月7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诽谤中国“侵略大韩民国”的提案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美国的所作所为，违反了联合国 安理会的法定表决程序，违背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全体一致原则，破坏了有关联合国无权干涉一国内政的规定，无一不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粗暴践踏，严重威胁着二战 以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国际法体系。美国杜鲁门政府企图利用对联合国的操控和新中国暂时被排斥于联合国体系之外的时机，混淆黑白是非，在国际社会上陷新中国 于孤立和被敌视的境地。 面对美国挟联合国以自重，挟联合国以欺人的霸权行径，中共中央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以国际法为依据奋起反击。1950年6月28日，周恩来以外交 部长的名义严正声明：”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 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周恩来外交文选》 18～1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此后，中国政府多次致电联合国，坚决主张安理会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必须有 朝鲜人民代表出席陈述意见；并要求安理会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他属于中国的领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部队，制止美国扩大侵略的行为，并使其 从速撤退侵朝部队。11月24日，联合国大会决议邀请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苏联所提关于美国侵略中国的议案。中共中央决定抓住这一 难得的机会，在联合国舞台上与美国展开直接交锋，指示特派代表伍修权、顾问乔冠华：“中国代表的一切发言和要求，均应将反对美国政府侵略朝鲜、侵略台湾、 侵略整个中国和重新武装日本，与要求美军从朝鲜和台湾撤退，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并迅速缔结共同对日和约，以保证太平洋和亚洲的和平安全联系在一 起。”（《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166页） 11月28日，伍修权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长篇演说，从历史渊源和国际法的角度证明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进而揭露美国企图把台湾作为其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和不沉的航空母舰，指出“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 美国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最后向安理会提议：一、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台湾及干涉朝鲜的罪行；二、使美军撤出台湾；三、使美国和其它一切外国军队 撤出朝鲜。（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52～53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新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发言及发言本身这一 事实，就是对美国滥用联合国旗号的霸权行径的最好抵制。 美国虽然纠集了16个国家派兵参加对朝鲜的大规模军事于涉，但是由于彼此间国家利益的不同和政策取向的差异，该集团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可以被分化瓦解的。 中共中央早在出兵以前就看准了这一点，强调把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就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强调只有管，只有打痛敌人，才会促使敌人内部矛盾加深，才会改变 敌我力量的对比，强调在斗争策略上要集中揭露和谴责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罪行，孤立和打击美国这一主要对手。 中共中央在出兵后又对国际局势做了全面分析， 认为：“英国在我们中国有辫子，在我国投资有两亿英镑，并在南边有香港，所以，它在朝鲜问题上采取两面派的态度，渐渐地要跟美国闹别扭。另外，英国又怕美 国在朝鲜、在中国大陆上把力量陷进来，那欧洲就成问题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在东方消耗更大，那不仅鼓舞东方人民革命，也鼓舞着欧洲人民革命，所以，欧洲资 本主义国家不赞成在朝鲜这样搞下去。在东方，靠近我们的还有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很怕东方的事情闹大。还 有阿拉伯及非洲一部分国家都害怕战争，还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表示中立。”（《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143页） 正是在以上精辟分析 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展开了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尤其注重促使英国政策取向的变动，争取从美国联盟堡垒的核心部位打开缺口。中共中央一方面通过印度渠道将中国 抵抗侵略的坚定决心、热爱和平的明确态度传递给英国政府，另一方面在完全有把握武力解决的情况下，对香港采取留而不攻的策略。事实证明，这一战略确实促使 美国最重要的盟友英国与之拉开了距离。尤其是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断予以“联合国军”重大打击，朝鲜战争出现持久化的局势后，美、英关于朝鲜战争政策的分 歧与矛盾日益突出。 1950年12月上旬，英国首相艾德礼在与杜鲁门会谈时表示：英国渴望避免扩大冲突，不赞成把新中国视为苏联的卫星国，主张恢复新中国 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要求美国在使用原子弹之前必须通报英国政府。英国政府的动摇和退却，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政府内部要求进一步扩大朝鲜战争的倾向。 美国方面自认为力量强大、优势在握，因而把停战谈判视为外交心理战的实验场，故意在军事分界线、战俘遣返等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企图藉以打击新中国的政治 威望，丑化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对此，中共中央坚持以我之外交心理战对敌之外交心理战，决不屈尊就范。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国方面置先前种种以三八线为界停战的公开表态于不顾，不仅拒绝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而且借故所谓海空军优势，蛮横坚持把军事分 界线划到中朝军队阵地的后方。中共中央认为美国之所以出尔反尔，就是因为三八线具有敏感的政治意义，如果在三八线实现停战，那就意味着中朝方面的胜利，意味着美国自己承认原来越过三八线是地地道道的侵略。 洞悉美方心态后，中共中央决定以僵持对僵持，逼对手自行转弯，所以电示前方：“如果僵持久了，敌人以原 有阵地以北作为分界线的提议公布出去，极大可能会引起世界多数舆论的惊异和责难，在这点上，敌人是有顾虑的。因此，只要我们继续坚持，敌人或者自行转弯， 或者进行拖延的宣传战……但拖延久了，除非敌人准备破裂，否则，总要转弯的。”（同上书，209～210页）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法等国果然对美国政府的 顽固立场纷然表示不满，艾奇逊哀叹美国的主要盟友“对朝鲜战争的热情已达到了无可再低的最低点”。美国方面最终不得不同意按与三八线接近的双方实际接触线 划分军事分界线。 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美国方面不顾日内瓦公约的相关规定，顽固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并在战俘营强制进行血腥的“甄别”活动，为扣留战俘和把部分中方战浮 送往台湾作准备。美国政府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最不讲理的条件”作为谈判的筹码，目的有二： 其一，造成中、朝战俘遣返后可能受“迫害”的假象，藉以掀起人 权问题来丑化共产党国家，并证明中国军人不是志愿而是被强迫入朝作战的； 其二，制造共产党士兵一旦落入美国手中就可以自由逃亡的情形，从而对共产党构成威 慑。针对美方的无理挑衅和非法主张，中共中央一方面坚持以日内瓦公约为国际法准绳，坚持战俘全部遣返原则，在国际上广泛揭露和宣传美方虐待中、朝战俘的罪 行；另一方面把战俘问题作为高度敏感的国际政治问题来处置，不为美方的诱饵所动，谨防美方外交心理战得逞。1952年7月23日，美方代表提出8.3万人 的遣俘概数，企图扣留20%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和68%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更改的方案。尽管美方所提遣俘数目较 之以前有很大增长，尽管中朝两国都非常渴望和平，中共中央还是认为接受该方案在政治上弊大于利，可能招致一着走错而满盘皆输的局面，因此电告金日成及前方 主持谈判的李克农：“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如继续拖延，我坚持不退，敌人仍有让步可能。如不让或破裂，我应决心 与敌人战下去，从敌人不得解决的战争中再转变目前的形势。”（同上书，290页） 面对如此坚忍不拔、敢于斗争的对手，美国政府借战俘问题对中、朝进行侮辱 和威慑的心理战也不得不流于失败。 朝鲜战争爆发，及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领土台湾所带来的国际局势变动，促使新中国迅速走到了冷战兴起阶段两大阵营对垒的前沿和整个国际斗争风暴的中心。中共 中央关于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既是建国前后所确定“一边倒”外交方针的逻辑必然延续，也是在全面评估国际格局和国家安全环境基础上的理智抉择。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共中央一方面坚持巩固和协调中朝苏三国关系，另一方面坚决从外交上打击和分化以美国为首的敌方阵营，从而促成国际力量组合出现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动。这种远大而深邃的国际战略视野和气度恢弘地驾驭国际战略的艺术，充分展示了新中国的力量与自信，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因此而鹊起，“中国 的声音和意见在从日内瓦到万隆的整个西方和亚洲，具有了比近代任何时候都重的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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