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交和生孩子這件事，正在變得越來越迫切。總和生育率是指一個婦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總數。現在我國的總和生育率有多低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7.52‰。人口出生率低，跟總和生育率低有緊密關聯，現在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3，即平均每個婦女只生1.3個孩子，這個數據已經低於國際上認為的安全線了，世界上平均的總和生育率是2.41。
我們的鄰國日本是典型的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國家，人口出生率非常低，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日本出生人口僅約84萬人，比2019年還減少了24407人，創下了有統計以來的新低。日本總和生育率也低至1.34了。

對比就可發現，我國1.3的總和生育率居然比日本還低了，這麼低的生育率引起了全社會的普遍關注，也成為了兩會期間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

政府近年關閉教培行業，實行“房住不炒”國策，目的都是為了刺激生育率，不可謂力度不大。

但有點弔詭的是，1980年，中國政府在只有9.8億人口時限制生育，現在14億人口時卻又鼓勵生育，這裡面的邏輯是什麼呢？

有的人說，是因為人口結構的問題，中國出現了老齡化的趨勢，但中國的老人絕大多數幹了一輩子活，60歲之後幫忙帶孫輩，農村老人以前交過公糧，但老了每月才能拿到幾十塊錢，甚至很多在65歲之後還在工地乾重體力勞動，老人們創造的財富去哪裡了呢？他們的養老怎麼會成為一個問題呢？

我們還是要從生產關係來看待這個問題。市場經濟把勞動者僱傭化，勢必要降低勞動力使用成本，才能增加利潤，1980年中國還保留了毛時代的一些福利體系，比如教育醫療還沒有市場化，所以家庭人口越多，對於經濟改革越不利。那個時候要限制生育，以便讓職工能接受實際工資下降，使資本盈利。同時人民公社解體又帶來大量產業後備軍——農民工，對城市工人造成衝擊，為了保住工作崗位，他們也要被迫接受實際工資降低的事實。 

隨着90年代教育醫療住房的市場化改革，這些開支基本都由家庭來承擔，人口真的變成了“紅利”，而且人口越多對資本家越有利，因為過剩人口對於資本家來說，是產業後備軍，也就是人們現在所說的“韭菜”，現在雖然中國人口達到14億，但人口出生率過於低，使得資本家覺得未來韭菜不夠了，這才是作為總資本家的政府關注出生率、出台鼓勵生育政策的主要原因。

要分析生育率過低的原因，首先要研究一下人口規律。

學者易富賢認為“人口興衰決定文明興衰“，此種說法影響頗大，似乎社會經濟很多問題都是由人口引起的。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社會發展決定於社會生產方式，人口增長不是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人口增長不能說明社會面貌和社會制度變革的原因。相反，人口發展要由社會生產方式的發展來說明。 

我們反對離開社會制度、離開生產方式抽象地解釋和說明人口現象，反對把人口規律說成是永恆不變的自然規律。迄今為止人口發展的規律，經歷了由工業革命前“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傳統模式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現代模式轉變的過程。在工業化初中期階段，一般會經歷一波快速的人口增長過程；隨着工業化的逐漸完成，人口死亡率進一步下降，但出生率並未如馬爾薩斯所預期的那樣隨着營養條件的改善而上升，反而不斷下降。

工業化晚期的這種出生率下降趨勢，是由資本積累的規律決定的。 伴隨着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對勞動力質量的需求相對增加，人們的受教育年限大大延長，勞動力再生產成本提高，但工資相對資本積累來說上漲有限甚至會減少，勞動者只能減少生育數量。

簡單地說，你能養多少個娃，不是你說了算，也不是國家政策說了算，歸根結底是由老闆發給你多少錢和養娃成本來決定。

近年來，中國出現了快速城鎮化的趨勢，意味着中國依靠打工收入為生的人已經大大超過了務農為生的人。也就是說，中國勞動者主體已經不是農民而是工人，根據社科院李培林的研究，中國工人數量已經接近六億。工人的階級屬性是無產者和半無產者。他們靠領取工資維持勞動力再生產，勞動力再生產除了勞動者自己的吃喝，還包括養育兒女的錢。要研究生育率的降低，就必須要研究現在工資的情況。

2020年5月兩會結束之後的記者招待會上，李克強總理說：“我們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疫情。”李克強總理的說法後來得到了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支持。

工資為什麼會這麼低呢？源於資本積累導致的無產階級貧困化。

隨着資本積累的增長，社會財富日益集中到資產階級手中，而社會財富的直接創造者——無產階級則日益貧困化，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日益加重，失業人數不斷增加，生活水平日趨下降。這種隨着資本積累而產生的社會的兩極分化——在一個極端是財富的積累，在另一個極端是貧困、奴役、勞動折磨等等的積累——是資本主義積累的必然趨勢。 

首先說相對貧困化，這是指在國民收入總額中，無產階級的收入所占的比重，與資產階級的收入所占的比重比較起來日益下降。國民收入是無產階級每年創造出來的新價值的總和（即v+m），其中一部分是歸資產階級占有的剩餘價值，另一部分則是無產階級所獲得的工資收入。隨着剝削的加強，工資部分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必然日趨降低。

改革開放之後，我國勞動收入占比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改革初期至 20 世紀 90年代中期，我國的勞動收入占比呈現出較快的上升趨勢，而從 90 年代末期開始，勞動收入占比則呈現出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2011年降到39.8%，之後在2016年提高到44.5%。2017年和2018年，這一占比分別為44%和43.8%，2019年為43.4%。2019 年，我國勞動報酬份額約35.1%， 比2008年提高了5.3個百分點。但是，扣減了個稅、社保繳費等項目後的居民可支配勞動報酬占當年GDP的比重，2019年為25.6%，僅比2008年提高了1.8個百分點。

北大姚洋教授所組織的中國家庭入戶調查顯示，10%為最高收入家庭占有全國收入的35.5%。50%為低收入家庭只占有全國總收入的16%，他們的平均收入不到全國平均收入的1/3。10%為最低收入家庭只占全部收入的0.4%，也就是說，最高收入家庭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87倍。事實上，最低收入的那10%家庭人口是在欠債生活，如果不算上住房，他們的淨資產是負數。（2022年，姚洋教授在北大講座）。

另一方面，億萬富翁的數量卻在快速增加。根據2022年胡潤研究院發布《2022胡潤全球富豪榜》顯示，全球新增153位財富達十億美元的企業家，總數達到3381人。中國財富達十億美元企業家的數量為1133人，排名蟬聯第一，比去年增加75人。

無產階級的貧困化，不僅表現為相對貧困化，而且還表現為絕對貧困化。

絕對貧困化，是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日益惡化。它表現在很多方面，主要的是：工人的實際工資下降，失業人數增加，居住條件惡化，勞動強度提高以及隨勞動條件惡化而來的工傷事故增多，等等。

先說實際工資。實際工資是指工人得到的貨幣工資所能購買到的生活資料和服務的數量。從理論上看，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應該納入工人必要生活資料範圍內的物品，在品種和數量方面是不斷增多的，這就決定了再生產勞動力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品種、數量是不斷增加的。但是，資本家絕不會按照客觀上已經達到的這種水平來支付工資；相反的，他們總是要把工資壓低到現時再生產勞動力所必要的費用以下。因此，即使實際工資水平比過去有所提高，但工人階級的生活仍然是困難的，他們仍然處於絕對貧困化狀態中。實際工資和生活費用之間差距的日益擴大。也就是，我們必須把工資來和當下正常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對比也衡量人的生活水平。更何況，實際工資在9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了下降。直觀地看，毛澤東時代普通工人靠40元工資養活一家七八口人沒問題，而現在在城鎮要養活七、八口人少說也要萬把塊錢。但根據總理記者招待會提供的數據，現在工人拿到手的錢平均在三千元。這一數據也得了北大姚洋教授的支持。據2021年蘇州企業的調查，操作工稅前月薪僅有4000元至4500元，扣除五險一金後，員工到手月薪僅為3000多元，很難負擔城市生活的日常開支和房租，結婚和生育更是難題，也就是僅能完成自己的勞動力再生產，無法完成下一代的再生產。

如果在業工人的貧困化的趨勢表現不明顯的話，那麼在考察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時，必須考慮到失業工人的狀況。關於這一點，斯大林曾說：“既然有失業工人後備軍，而它的成員除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就無法生存，那麼失業工人是不能不列入工人階級之中的，但是，既然他們列入工人階級之中，那末他們的赤貧狀況，就不能不影響在業工人的物質狀況。”失業、半失業人數的日益增加和失業時間的不斷延長，是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的另一個重要表現。

北大國發院姚洋教授2020年6月做過一個調研， 顯示的失業率有15%，此外還有5%處於半失業狀態。中國就業人口是7億多，其中城鎮就業占70%，也就是5億多。如果按照調查的20%失業率的口徑計算，有1億多人失業。（騰訊財經專訪）

工人在失業期間，斷絕了收入來源，衣食無着，陷入極端窮困的境地。失業人口的大量存在，會使在業工人的處境更加惡化。因為，資本家能夠利用勞動力供過於求的情況，來壓低在業工人的工資，提高勞動強度和延長勞動時間。還有，工人失業後不得不依靠親友中在業工人的資助來維持生活，這也必然要加深整個無產階級的貧困化。

住宅問題是生活水平的一個重要標誌。馬克思早就指出：“生產資料愈是大量集中，勞動者就愈是要相應地密集在同一空間，從而，資本主義的積累愈是急速，勞動者的住宅狀態就不免愈是悲慘。”比如，深圳的土地大量集中在土著手中，這些房東把出租房建的間距極短，被稱為“握手樓”。北京上海的工人住房條件也極差，則表現為大量群租房和臨時搭建的板房，以北京三環附近為例，一個100平米的房子住了20多個騎手，連廚房都要住兩個人，每名騎手付月租金700元。還有不少工人，由於失業之後付不起房租，只好露宿街頭，或者在橋洞、地鐵站、火車站裡暫避風雨。

勞動強度日益提高和勞動條件日益惡化，也是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的重要表現之一。資本家為了追逐更多的剩餘價值，不僅極力降低工資，而且還通過各種方法來提高勞動強度，以榨取工人的血汗。 由於過度的勞動和過分的精神緊張，勞動者的健康受到驚人的損害，即使在工資有所提高的情況下，也是無法恢復的。因為，勞動力的消耗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內才能恢復，而“超過這點，消耗就會按幾何級數增加，勞動力的正常再生產條件和活動條件就會完全破壞”（馬克思）。勞動強度的過度提高，不僅增加了筋肉力量的消耗，而且使工人的神經經常處於特別緊張的狀態，這就使工人精疲力竭，容易患神經、心臟等等疾病。這一點從夜班制度可以看出。中國工廠普遍實行兩班倒制度。這是極其不人道的制度，工作12小時之後只能休息12小時再接着上班，勞動者的身體根本無法恢復。即使三班倒，看上去是上8小時，但夜班的8小時靠休息16個小時也是無法恢復的。

勞動強度的提高和勞動條件的惡化，必然使生產中工傷事故日益增多。2016年，《工人日報》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在廣東珠三角一帶的鎮級醫院有着這樣一種特別現象：許多鎮級醫院都設有專門的手外科，而且是特色外科；因斷手斷指再接術精湛成為醫院的王牌；網上專業特色宣傳和招聘手外科醫生的廣告十分搶眼。這些鎮級醫院，哪來如此多的斷手斷指再接術？在一些家具等製造企業，勞動者不需要太高的技術水平，而農民工也基本不了解木工和煅壓機械沒有安裝防護裝置的危險，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這些企業無視產品質量安全，為降低成本而偷工減料，製造無安全保護裝置的機械壓力機。偷工減料的背後，則是勞動者的斷指之痛。據了解，廣東每年大量的斷指斷手事故中，大多是屬於機械壓力機造成的工傷事故，其中木工和鍛壓機械事故發生率較高。

沉重的折磨，極其惡劣的生活條件，摧殘着工人的健康，使他們未老先衰，過早死亡；同時，也給工人的子女帶來極其嚴重的影響。在中國，每年新增約100萬出生缺陷兒，出生缺陷發生率約5.6%。 除了近親婚育之外，營養不良和職業危害因素造成對女工身體的損害是造成出生缺陷的主因。

經濟危機期間，工人工資下降的最為厲害，失業情況也更為嚴重。這也會更為直接地影響生育，1998年金融危機爆發，工人大面積下崗，那一年出生人口在改開後首次跌破2000萬。2018年，經濟下行，即使前面有2016年全面二胎政策刺激，出生人口不升反降，只有1523萬。 

總之，生育率過低的原因是占勞動人口主體的工人階級出現了貧困化的趨勢，無法正常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並不取決其在進入城市後的生育意願。即使有的生了也養不起，被迫賣掉的也屢見不鮮。曾任職於福建省公安廳刑偵總隊的王錫章在一份公開發表的論文中，統計了2009年至2014年間，福建省立案的被拐賣兒童犯罪案件的數量。 已偵破的案件中，拐賣別人的孩子只占總數的27.1％，“親生親賣”占到了總數的72.4％。查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案例，2019-2020年“親生親賣”案件還是比較多。

中國生育率低於美日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另一個原因是，改革開放之後政府實行“甩包袱”的政策，所有的生育養育成本由家庭承擔。1992年鄧在南方談話中說：“家庭是個好東西。都搞集體性質的福利會帶來社會問題，比如養老問題，可以讓家庭消化。歐洲搞福利社會，由國家、社會承擔，現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國家承擔不起，社會承擔不起，問題就會越來越大。全國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戶養活的。中國文化從孔夫子起，就提倡贍養老人。”

鄧的說法告訴人們，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準備配套實行西方的福利政策，也就是說青壯年的工資除了養活自己，還要養活一家子人。

我國按照這種改革的思路否定了歐洲福利社會的做法，不給居民提供基本福利，所有生育成本都推給家庭，企業因為要承擔女職工生育假期，不願意招聘未生育的女職工，本應該代表工人權益的工會變成政府或企業的附屬機構，無法發揮代表勞動者與資本談判的作用，使得勞動者一方無法發出聲音，即使不滿意只能選擇不斷地換廠，工作和收入都不穩定，這又加劇了生育率的降低。

針對生育率過低的困境，馬前卒提出了社會化撫養的方案。他認為，“一定要搞社會化撫養，政府既要承擔兒童的養育成本，提供撫養幫助，也要從父母手裡拿走更多的監護權，給所有兒童制定成長計劃，關注心理健康，降低全社會的平均教育代表，而父母交出一部分監護權以後，不用再去擔心內捲化的教育成本，反而有精力專心或子女來培養親情，分享人生經驗，做一個好朋友。”（睡前消息第275期） 馬前卒還說：“現代社會有太多的封閉空間和私人領域，在親屬關係不能完全信任的前提下，用技術裝備全程監控所有人的生活，是我們必須接受的一個未來。”“社會主義國家和公民之間的關係，本來是不需要家庭這個中介的。”（睡前消息文稿第397期）

馬前卒的社會化撫養實際上是國家主義的方案，馬前卒口中說的社會主義實際上以國家主義為外衣的假社會主義，根本違背了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如果社會發展到了“親屬關係不能完全信任”的程度，原因是什麼呢？是財產私有制度，而馬前卒的思路不是消滅私有制，而是加強技術監控，加強國家對公民的控制。誰也不願意生活在遍地攝像頭的社會，就連幼兒園的小朋友看到攝像頭都會本能地感到恐怖，而且監控並沒有制止犯罪的發生和減少犯罪的數量。馬克思主義也認為家庭關係會被消滅，或者說，對於無產者來說家庭本來就不是真實存在的，但代替這樣一個異化社會的不是加強監控和更為強大的國家，而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

具體到生育率的問題，首先，與政府承擔監護權相反，生育的選擇權必須回歸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對生育的計劃，只能是自願性的計劃。人多人少哪個好呢？人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統一。作為生產者，人能創造社會財富；作為消費者，人需要消費社會財富。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這種二重作用，決定了人口要維持一個適度規模。比如，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由於長期戰亂，青壯年人口損失較大，為了發展生產，國家採取鼓勵生育的政策，加上到醫院生產的婦女增多，新生嬰兒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人口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到了70年代，隨着工業革命的初步完成，中國開始執行“晚、稀、少”的計劃生育政策，總和生育率從1973年的4.54快速下降到1976年的3.27、1979年的2.75、1980年的2.24。如果按照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那個時候計劃生育應該由鼓勵生育變為提倡晚婚晚育和優生優育，維持適度人口規模的基礎上提高人口質量，但我們的決策者錯誤地搬用了馬爾薩斯理論，把人完全看成了消費者也就是負擔，1980年開始實行非自願的嚴格的一胎化政策，現在很多人聽到計劃生育想到的就是一胎化，這完全背離了計劃生育作為社會主義計劃生產一部分的設立初衷。 

其次，馬前卒的社會化撫養是在保留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前提下的改良方案。如果按照馬前卒一貫的“任何一個方案都要考慮錢從哪裡來”的思路，要政府承擔撫養成本，政府設立新機構、加人手都要大幅度加稅，最終轉嫁到企業身上，企業為了盈利要進一步壓榨員工，這樣能解決生育率過低的問題嗎？   

要增加生育率，根本解決還是要靠社會主義，即在公有制基礎上企業、鄉村和學校自己設立衛生院、托兒所、幼兒園、小學和中學，大學免學費包分配，這樣才能真正解決養育成本居高不下和過度內卷的問題。曾經的公社學校和工人子弟學校就是公社和企業靠自己的積累資金建立的學校，70年代城市小學歸街道管，農村小學歸生產大隊管，不歸教育局管，這符合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所闡述的社會主義教育理念，即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用一般的法律來確定國民小學的經費、教員的資格、學習的科目”並監督落實，使學校擺脫政府和宗教的影響，政府應該被人民教育而不是政府教育人民。馬前卒自己小學就讀的學校就不是政府辦的學校，而是企業辦的學校，他自己還非常懷念那一段時光，只不過他錯誤地認為這是一種國企的特權。企業用積累的資金辦集體福利本來就從歐文新和諧公社到科學社會主義的共同做法，是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怎麼能說是一種特權呢？只不過，隨着生產的發展，上幼兒園應該推廣到更為落後的農村，以解放婦女和生產力，在沒有資本家的社會主義時代，以現有的生產力水平，這是不難做到的。

人口問題的另一方面是人口素質，如果排除掉了資本因素，機器人已經可以替代大量的簡單勞動，大量人力能被替代，中國未必需要那麼多人口，更重要的是優生優育的問題。生育知識的普及，婚檢的真正落實，降低每年一百萬的出生缺陷人口，這比提高生育率更為重要。毛主席說“我主張中學要上課，要教育怎麼樣生孩子，怎麼樣養孩子，怎麼樣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

總之，消滅僱傭勞動制度，工人階級才能從根本上擺脫貧困和失業，並徹底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和物質生活狀況，人們就會願意帶着一個新的生命來到美好的人間，這是實現人口健康發展的根本出路。計劃生育禍國殃民的原因，一個字中國人窮，兩個字太窮，叄個字非常窮，四個字百姓不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