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复礼原名鲁道夫·勃沙特，是一位瑞士籍英国传教士。1922年，他受派遣携妻子来华传教，任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派驻贵州镇远教堂的牧师。1934年10月，他在贵州旧州（黄平）境内与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的部队相遇并被扣留，后于1936年4月在云南富民县被释放，随红军长征长达18个月。1936年11月，薄复礼在伦敦出版了《一个西方传教士的长征亲历记》一书。薄复礼记述红军长征的这本书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要早一年时间，他作为外国人第一个向国外客观报道了红军长征，被西方称为“介绍长征第一人”。该书2006年首次在中国出版，2018年推出新版。

“红军是共产主义者，信仰列宁与马克思主义”

在随红军长征中，薄复礼亲眼见证了红军顽强的斗志与毅力，逐渐认识到了支撑着红军的共产主义信仰。

在与红军的长期相处中薄复礼越来越坚信，红军是有坚定信仰的共产主义者。在他看来，红军之所以留给他那么强烈且持续的印象，是因为他逐渐被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精神力量所感染。正是这种无法言传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无数追求革命理想的红军在长征路上不畏艰苦、不知疲倦。他在书中感慨道：“我就是这样在被迫中，一点点地认识了共产主义，并随着时间而逐步加深。看到那惊人顽强的斗志和毅力，不能不使人为之感慨万千。”

红军努力学习共产主义知识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使薄复礼赞不绝口。薄复礼在书中感叹道：“我们再次看到红军士兵是多么勤奋，在这里，他们除了忙着打草鞋缝衣服外，还抓紧时间武装思想，一边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课，一边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红军高昂的士气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使薄复礼动容，他在书中特别提到了贺龙军队：“我们与先到这里不久的贺龙红二军团合并。贺龙军队衣着更破烂，但军帽和红色标志却十分明显。”

长征中，红军转战频频，但每到一处地方，总是能够从他们身上看到列宁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薄复礼在书中描述道：“红军只要在某个地方住得稍久一些，都要设置‘列宁室’。宿营的地方没有合适房子时，他们就紧张地建造一个。这间屋子结构简单，埋八根立柱，上面用席和草搭顶，周围用绿竹枝围成墙，然后在绿墙上装饰纸花和红旗，面对入口的墙上则一定要挂上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

在随军途中，薄复礼对共产主义的印象不断加深，“我们一点点地认识那些多么抽象的共产主义，并且这种认识随着事件的发展而日益加深”。逐渐地薄复礼也重新认识了红军，“他们是共产主义者，是红军的一部分，信仰列宁与马克思主义”。

“红军实践着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一个西方传教士的长征亲历记》一书主要的内容是对红军行军生活的记录，揭示了红军如何实践着他们的信仰。

红军想要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和实践共产主义原则。薄复礼描述道，萧克“年仅二十五岁，相当热情、开朗，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红军行军到黔西，“在这里住下后，红军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政府……大定距黔西两站路，也归于这个红军政府管辖之下了”。在薄复礼眼里，“贺龙是一个有着共产主义理想与原则的红军高级将领”。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他的一个朋友海曼·贝克尔为了营救薄复礼，写信向贺龙发出呼吁，并派遣三个中间人前来谈判释放事宜，但贺龙笑着说，“你们切勿因这些友谊而心存妄想，因为，在新型人民政权中，友谊乃至家庭观念都是从属于共产主义理念的”。

红军在会议中学习和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薄复礼在书中详细描述了红军召开会议的情况：“任何会议都要围绕会议内容和政治路线进行思考和发言，当然这都要从属于共产主义范畴……大家围绕着这些发言。其间，主持会议的领导要随时引导大家，指出要点，并在最后作总结。”薄复礼还记述道：“红军中很多同志都是共产党员。党的会议单独开……一群党员要产生一个委员会，并积极发展党员，同时要求党员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红军在艰苦的行军途中，积极宣扬共产主义理念。薄复礼在书中描述道：“当时，他们正在一切可写的地方用红、蓝、白色书写标语。有的内容是‘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是中国的希望！’‘不交租不还债’，有的则摘自马克思的著作如‘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在经过一段进军的艰难困苦后，领导人以红军特有的方式——喊口号来激励士兵……最后是欢呼‘苏维埃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之后红军官兵的精神都振作起来了。”

薄复礼在书中详细描述了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践行共产主义理论的情景：“从龙家寨撤退时，我们看到方圆10英里内的稻田规划杂乱，十分荒芜。这些土地已经被红军分配给了穷人，土地的新主人则将自己的姓名用白颜色写在竹节上，标在地界上，共产主义的理论便由此得到了实践。”

透过薄复礼的观察，我们清晰地了解到，红军在极端艰辛的环境中，顽强地学习和实践着共产主义理论。薄复礼在书中得出结论，“实际上，这些领导人信仰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着其原理，是要建立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信得过，共产主义理论很伟大”

在书中，薄复礼生动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如何提升素质和严肃军纪的具体情况，揭示了红军对共产主义理论充满信心，对未来国家充满美好的希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素质优良、军纪严明。红军士兵非常坚韧、吃苦耐劳，“在漫长的行军旅途中，不论道路多么崎岖，战争多么激烈，每一位士兵都坚持到底，勇往直前”。红军士兵积极上进，提升思想与文化修养，不断完善自我，“同志们的精神是令人赞叹的，在这里他们的生活相当紧张和忙碌，每天除了出操和练射击外，还坚持上课和读书识字”。红军治军严谨，“不赌博、不抽鸦片、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军处处严明军纪，“防空袭时，我们曾隐蔽到一片果林中，树上柑子满枝，因未查明是地主的还是老百姓的，红军命令不许摘”。1951年，薄复礼要离开中国，到遵义向宁文生辞行时说道：“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我就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是我见到过的红军，就不用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

薄复礼逐渐地意识到，红军对共产主义理论充满信心，对未来国家充满美好的希望。他在书中记录下了红军在谷仓对被俘国民党将领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场面，“指导员曾以完全自信的口吻，宣扬共产主义理论的伟大，描绘未来国家的美好前景，开导这些属于上流社会的敌人说‘艰苦的生活，反使你们相互友爱，而这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相似；当然，原因是不存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红军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执着和对新世界的希望使薄复礼惊叹，“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

《一个西方传教士的长征亲历记》一书向世界客观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详实地记录了红军长征生动、鲜活的细节，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薄复礼用亲见亲闻告诉人们，“中国工农红军是有坚定信仰的共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