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的美德在于听话和忍受”

　　（一）

　　在西安因疫情防控的细节而屡遭诟病之际，西安文联主席吴克敬发表了一篇立意赞美的文章。

　　可怜吴主席一番好心，这篇文章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他一度被骂上微博热搜，而且过往种种抄袭、投机的不堪事迹，也全被扒了出来。

　　前不久，西安一位集中隔离的女性，哭诉自己“来大姨妈也没有卫生巾，早饭到现在还没送过来”的视频，引发了公众关切。

　　吴主席所写雄文的争议之处，就在于他在文章中讽刺这位哭诉的姑娘是“矫情，小姐做派”，并指责月经时没卫生巾，女性应该先怪自己马虎：

　　“你自己有没有卫生巾，什么时候用卫生巾，自己一点都不清楚吗？”

　　此文一出，引得无数女性给吴主席科普了何为女性月经。当然，也免不了汹涌且恶毒的咒骂声。

　　面对网络上汹涌的怒火，吴主席大概是懵圈的，以他的三观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尺度，一定想不通，为何自己写一篇赞美文，竟能收获如此骂名。

　　后来他对媒体表示：

　　“从此一句话不说了。”

　　相对于吴克敬主席，另一位备受读者期待的陕西知名作家贾平凹就很聪明，封城期间，面对读者的呼吁，贾老师始终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未着一墨。

　　作为文坛成名已久的大家，诸如贾老师这般人物，一旦将笔触伸向脚下的现实，则不得不考虑政治站位和公共影响，可谓掣肘颇多。

　　当下的环境决定了，无论怎么写，都会招致骂声。

　　聚焦宏大叙事下基层防疫人员的奉献、牺牲和艰辛，则势必要要面对读者和公众的诘问，为何视普通民众的困难苦痛于无物？

　　而重点着墨于小人物在封城下的买菜难、看病难和丧子丧夫的悲情故事，则不免要被领导记上一笔。更重要的是，即便是为小人物发声，亦不可避免地要承受暴风雨般的质疑和辱骂：

　　“你这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自方方以后，在公共领域记录疫情下的生活，变成了一件异常危险的事情。

　　这一危险的结果，早已不以记录者的初心为何而改变。

　　（二）

　　考虑到吴克敬身居西安作协主席的特殊身份，在城市形象屡屡受创的特殊时机，其站出来发声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吴主席瘫坐于由体制和声名所垒起的“围城”太久，早已不知围城之外，已换了人间。

　　何况，吴主席在文德上，可谓是劣迹斑斑。

　　人很容易在细微处，露出自己真实的面目和本性。

　　吴主席应该是不缺钱的，至少是不缺万把块这种小钱的，但不缺钱的吴主席，竟然为了诓骗杂志社一点点稿费，屡次上演一稿多发的戏码。

　　面对编辑的问询，竟毫不脸红，“称是新作”。

　　至于抄袭，脸皮更是厚到用“练书法”来解释。

　　这一次，面对公众的质疑，吴克敬主席申明自己：

　　“从未有过不尊重女性的想法，一直以来都崇拜女性。”

　　说真的，我相信吴克敬主席这句话是真诚的。

　　在传统的男权思维下，女性的意义，无非是“承受”与“牺牲”。

　　诸般境遇，万种苦痛，一句“谁让你是女人，女人就这命”便能够消解所有的杂音。

　　微博上很多不读历史的年轻人，看到吴克敬竟公然将自己父亲溺死女儿的事情写成文章，震惊不已，“这难道不是杀人犯吗？”

　　溺死女儿，站在今天来看，当然是杀人。但在那晦暗的过往，却真算不得什么大事。

　　女儿，还算人吗？

　　读读历史，你就会知道，在这片土地上，像吴主席一样，身上背着两个姐姐“性命”的男子，何止千千万万。

　　吴可敬显然是热爱自己母亲的，但这种爱，仍带有一丝传统道德枷锁的残忍意味。

　　他的母亲承受那么多苦难，几乎像一个机器般为吴家生儿育女，还要忍受亲生女儿被丈夫溺死的痛苦，但在吴主席的笔下，却没见到多少反思，对于那溺死姐姐的父亲，也未见他有多少诘难。

　　反而很得意地写下：“我则是父亲的心头肉”。

　　“崇拜女性吴克敬”，在我们看来是巨大的讽刺，但在当事人看来，真的很真诚。

　　只不过，你得明白，吴主席所崇拜的女性，是那个只知道隐忍、承受、牺牲和默默付出的女性。

　　任何一头在拉磨时喊累的驴，都算不得一头好驴。

　　透过这位西安作协主席的文字，我想你该明白这位作家心中雄踞着怎样的道德图谱和价值准则。

　　所以，面对一位哭诉自己月经下缺乏卫生巾的女性，他写出“矫情，小姐做派”，简直可以算是笔下留情了。

　　“你还哪有一点女人的样子？中国女人身上的贤良淑德半点都看不到！”

　　其实喜欢读历史的人都知道，所谓“贤良淑德”这四个字，在过往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流的尽是苦命女人的血和泪。

　　在旧时代的语境下，这四个字其实是很残忍的。

　　（三）

　　诸如吴克敬针对“哭诉女”的这类批判讽刺，如果你稍稍留心，其实此类逻辑，在生活中常常能够看到。

　　在学校活动中你会听见，在单位工作中你会遇到，在任何事关集体计划和组织荣誉的活动中，我们对此都司空见惯。

　　“别人都可以，怎么就你不行呢？”

　　“这么点困难你都克服不了，你觉得对其他同学/同事公平吗？”

　　“为了那个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付出和忍受，怎么就你喊苦喊累？”

　　这是一种常见的道德逻辑：

　　通过贬损一种个体层面的“特立独行”，而赞美和歌颂一种集体层面的“整齐划一”。

　　基于这种逻辑的精神内核，在特殊时期，无论是基于体系漏洞，还是个人原因所造成的困难和苦痛，个体的“美德”在于听话和忍受。

　　如果你恰巧是体系中的一份子，这时往往连建议本身，都会被视为别有用心的杂音。

　　“别人都可以，怎么就你这么矫情？”

　　这句话是我们从小就受惯了的道德大棒，它模糊了造成问题的原因，模糊了问题为个人所带来的苦难，甚至模糊了问题本身，转而变成了一种对提出问题的人的“道德审判”：事儿多，矫情，不识大体……

　　都说我们是惯于忍受的民族，实际上，和无所不在的这种道德逻辑是有很大关系的。

　　（四）

　　村上春树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讲《高墙与鸡蛋》。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鸡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无论高墙多么正确，而鸡蛋又多么错误，我还是选择站在鸡蛋一边。”

　　我读村上春树的小说不多，但隔几年，就能在网上重新遇到村上这篇演讲，每一次我都会很认真地重读一遍。

　　我也真的希望吴克敬主席能够读一读这篇演讲。

　　在我心里，如果村上算一流作家的话，那么吴主席恐怕连三流作家都算不上。

　　因为一位一流作家，肯定不会为赞美某种集体叙事（即便着墨于基层小人物），而苛责一枚“鸡蛋”的受创，是因为自己不够小心仔细。

　　除此之外，我还希望吴主席能够抽空读一读萨义德的那本小书《知识分子论》。

　　萨义德认为，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才是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本色。

　　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位作家，每一家媒体，每天就只能盯着人间苦难和社会阴暗面去展示、批判。

　　赞美有赞美的意义，批评有批评的价值。

　　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一旦你试图记录和诉说苦难，就一定会有人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

　　“你眼里怎么尽是阴暗面？美国欧洲就没有这些问题吗？别发外网，这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比如那位写下父亲因心绞痛却屡屡被医院拒诊，最后不治身亡的西安女孩，她在微博上的言论克制且隐忍，但饶是如此，还是被人骂的够呛：

　　舆论环境恶化如斯，别说批评，仅仅是将真相写出来，就已经要遭受旷日持久的攻击和谩骂了。

　　至少在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舆论环境中，我认为批评的意义和价值，是远远大过于赞美的。

　　因为它实在是太稀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