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拉哈

李光耀的逝世，在华人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对李光耀赞美最凶的，不是中共，而是改良派。相比之下，五毛和自由派这次倒是批评李光耀的比较多，五毛对李光耀的批评，主要是围绕着它的早期反共和亲西方立场。而自由派对李光耀的批评，主要是他的威权主义和极端实用主义。

改良派对李光耀的认同度，显然远远超过了中共。我感奇怪的是，这个世界上正宗的民主国家多得是，为什么改良派们偏偏对新加坡这个病态民主体制(flawed democracy)小国如此情有独钟?原来，李光耀的极端实用主义，半独裁半民主思想，以及亚洲特色民主论，都极大地迎合了改良派们的主观愿望。另外，新加坡的厉法治国的成功，也将会给习近平的依法治国理念提供更多的自信。但是，习近平的依法治国，属于忽视体制差别的治国，其本质仍然人治，而不是法制。”治“和”制“之间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决定了法制的真假和质量，决定了社会文明所能达到的最终层次。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定出一大堆法律条文并不难，难的是解读和执行起来能否保证不任性。不随意。只要中共不结束一党专制，那么法律将永远具有解读的任意性和执行的不公平性。撇开法律本身的社会正义性不谈，在严厉法律之下，任何国家的公民都将自然的趋向于行动上的顺从。但是，行动上的顺从，与心理上的认同不是一个概念。按照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观点，唯有让公民心理上认同的法律，才是正义的。

按照当代政治学的划分，新加坡属于一种病态民主体制(flawed democracy)。这类体制是介于正宗民主体制(full democracy)和独裁体制(authoritarian regime)之间。比较一下新加坡在世界上的民主和经济的排名也很有意思。按照腐败指数的世界排名(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4)，新加坡是继丹麦，新西兰，芬兰， 瑞典，挪威， 瑞士之后，排第七位。中国是第一百位。印度为第八十七位。按照民主真实度的世界排名(democracy ranking 2014)，前十名基本不变，分别是挪威，瑞士，瑞典，芬兰，丹麦，荷兰，新西兰，德国， 爱尔兰，比利时。而新加坡却下串到了第三十九位。印度排名七十。而中国排名一百零六，属于全世界最不民主的十个国家之列。

同西方正宗民主体制相比，新加坡体制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它的成功，强烈地依赖于李光耀的个人品行和能力。在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都是无法保障的。李光耀本人不仅具有出色的经济管理能力，而且他的相对温和独裁思想，也不能说是为了个人利益。新加坡人民遇到了一个有权可以任性但却不任性的李光耀，只能说是一种幸运。假如中共也出了一个李光耀那样的好人，今天的中国也可能会是个不错的国家。但是，中国人却没能像新加坡人民那样幸运，如今，中国人已经盼了六十年，也没有盼来哪怕是半个李光耀。中国人只有放弃幻想，实现具有普世社会正义的正宗民主体制，才是正路。

改良派中的大多数，原则上还是认同和喜欢民西方主的。之所以他们对李光耀格外钟情，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同李光耀的“亚洲国家如果照搬西方民主会导致社会大乱”的论调。正像我们不能够随意假设历史一样，我们也不应当随意假设未来。假如当年新加坡效仿了日本，一步到位地实行了正宗民主，谁又能够证明今天的新加坡一定会比现在的差?又有谁能够证明，当今中国以稳定换来的遍地贪官,道德大滑坡,以及大猪圈一般的环境，不是一桩亏本的买卖?我认为，因为怕乱就拒绝正宗民主，主观上是一种缺乏根据的心理幻觉。客观上是在帮助中共继续维持集权专制。

改良派对李光耀的“西方民主不适合亚洲“的说法认同，其实也是自相矛盾的。我相信，假如同样这句话是从金正恩的口中说出来，肯定会被改良派们骂到狗血喷头。这就改良派的矛盾所在。李光耀制作的这块新加坡蛋糕，其实是不能切割的。忽略李光耀独裁的一面，只强调民主斗士的一面，忽略形式民主下的集权，只强调新加坡有多么多么的民主。要么是在无意地欺骗中国人。要么是自欺欺人。我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正如费曼所说：”The first principle is that you must not fool yourself — and you are the easiest person to fool.“

我相信，即便是像新加坡这样的一个类民主体制，中共也是不敢完全照搬的。它必须还要做进一步的山寨处理。例如新加坡的议会制，虽然使得反对党成了执政党大树阴凉下的一颗很难长大的小草，但是小草毕竟还没有死掉。反对党毕竟还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的。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大，政协和民主党派，同执政党的关系，却是名符其实的蛇鼠一窝的关系。我不相信中共会在任何情况下容许反对党的存在，哪怕是一颗小草。不仅仅因为中共没有这样的自信。而且一党专制也是中共的最为核心的利益所在。

后中共时代的中国，其文明进程的最大障碍，将是来自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的结合。同改良派的极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相比，毛左思想虽然有些脱离现实，但却含有更多的原始理想主义的成份。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华民族的最大威胁，是改良派，而不是毛左。总之，中国是无法复制新加坡的。中国现在最缺少的，不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而是一个能够与之抗衡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社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