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那麼一批人，把子女配偶送到美國去學習定居，非法聚斂的巨額民脂民膏也轉移到了美國，甚至於本人也暗中辦了一份 “美國綠卡”，卻在國內高舉反美大旗，動不動就在公眾場合對美國口誅筆伐，大肆頌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大肆攻擊民主、人權、法治，為“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大唱讚歌。人們奇怪的是，那些大力宣傳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貪官政客們，為什麼不把自已的親屬財產移送到“正牌社會主義國家”的朝鮮去？

越來越多的貪官政客喜歡“裸體做官”，有條件者多把財產和親屬轉移到了國外；眼下沒有條件者也在努力創造條件。貪官政客轉財移親的首選國家不是他們滿口稱頌的“階級兄弟”朝鮮，而是他們破口大罵的萬惡資本主義代表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壞人心中也有杆稱，無論他們在台上如何抨擊美國、聲援朝鮮，他們心底都知道美國是標準的紳士貴族，朝鮮則是赤裸裸的流氓無賴，美國才是真正文明進步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國家。他們在台上大罵美國不過是忽悠平民百姓，方便自己長期公權私用以權謀私。當他們是掌握公權的官僚時，他們喜歡中國和朝鮮，因為中國是“官本位”，官主宰一切。但當他們是普通公民時，自然而然喜歡美國。美國是 “民本位”，人民最大。那些主張學習美國的民主法治經驗來推進中國的文明進步，因而被貪官政客污為“崇洋媚外”的人們，多數都選擇留在國內；就算有條件移民美國也一樣選擇留在國內；就算承擔相當大的政治風險也一樣捨不得離開自己的祖國。

把親屬財產轉移到美國的群體，他們內心的真實想法無疑是認同美國否定中國的。誰也不會明知對方是狼窩虎口也要把親屬財產往虎口裡送，更不會選擇從光明跳進黑暗裡。所以那些“揣着綠卡罵美國”的群體，絕對不是真的反美仇美，而是認為自己全家到了“陽光地帶”，在多數同胞面前有一種強大的心理優越感。為了長久保持這份心理優越感，就希望多數同胞的生存環境越差勁越好，最好永遠生活在專制不公的黑夜，永遠等不到人人平等個個幸福尊嚴的黎明。因此他們最害怕中國學習美國走上文明進步之路，縮小他們和多數國民之間的強大差距。裸體做官的貪官政客多屬此類型。

要想中國永遠腐敗不公，就得永遠特權專制，千萬不能學習美國的民主法治。因為一旦中國實行民主憲政，他們就會喪失公權私用貪污受賄的機會。一旦實行民主直選，把官吏的監督升降任免權交還到民眾手中，99%以上的“裸官”都會被選下台，甚至於連過去的貪賄罪行也要受到毫不留情的責任追究。

也有一些移民美國的學者專家，因為在美國無法象當初在中國一樣出人頭地，就轉過身來忽悠欺騙中國特權階層，用詆毀民主、頌揚專制的謊言來從特權階層那裡換取御用，謀求在中國大陸的各種市場。這號人口口聲聲咒罵美國民主推崇“中國體制”，但如果要他們全家離開“萬惡資本主義”美國回到偉大光榮的中國大陸，他們卻無論如何也不會答應。

不過，揣着美國綠卡的中國人，也有真正憎恨美國的群體；這一類型主要限於身居海外貪官政客子女。貪官政客利用職權轉移到美國的子子孫孫，多數都不學無術品格低劣，除了錢外什麼本事也沒有。可美國主流社會是一個“認人不認錢” 的國家，如果沒有真才實學和必要的公德意識，絕大多數美國人就會打心眼裡睢不起，就算你住着豪宅駕着豪車也一樣是社會邊緣人士。所以這些人儘管身在美國，卻只能和其餘中國同類來往，在美國結成一個“小中國”，繼續用中國式人生品味和價值取向過頹廢式“中國生活”，繼續用“權錢”來衡量人生價值。他們被排斥在美國主流社會之外，自然會產生一種沉重的心理失落感，同時對美國滋生一種憎恨。他們不理解美國何以“認人不認錢”，何以害得他們無法顯擺自己的優勢。他們多麼希望美國社會也象中國一樣“認錢不認人”，有錢有權就高高在上。這是一個真正憎恨美國的“綠卡持有者”；但這種任憎恨美國，就象“妓女憎恨淑女”。

當然，在中國大陸還有一些“憎恨”美國的普通平民，他們對美國的民主制度反感。這主要歸功於專制特權集團詆毀醜化“西方民主”。因為“民主”是“特權”的剋星。為了長久維護自己凌架於平民百姓之上的特權，那就得把“民主”驅趕得越遠越好，最好把“民主”妖魔化。在幾十年如一日的官方教育與宣傳下，很多普通民眾也不自覺參與了詆毀“民主”的行列。尤其是官方長期將西方“民主直選”與“賄選”、“金錢操縱”、“黑社會操控”劃等號，再加上多年來中國“一半專制一半民主”的“村官直選”出現的“賄選”、“金錢操縱”、“黑社會操控”的弊端，一些普通老百姓也就認為美國的選舉完全和中國的“村官直選”一摸一樣，從而對美國的民主制度反感。其實西方“金錢操縱選舉”的現象民主政治初級階段偶爾出現在基層政權，但因為民主體制新聞自由，媒體記者一旦發現“賄選”現象，很快就會向全社會曝光並炒作得熱火朝天，讓賄選雞飛蛋打。所以冷戰後的西方成熟民主國家，基本上都消滅了“賄選”現象，“金錢操縱選舉”早已成為不可思議的往事。

當然，利用電視、電台、報刊、標語、車輛競選是要花錢的，電視裡那些總統候選人熱火朝天的競選場面，觀眾心裡隨便一盤算就知道要花很多錢。一些中國普通平民就會據此認為是富人給候選人提供競選經費，把對方扶上台後來為自己的集團服務。但拿中國人最熟悉的美國總統競選為例，就能說明事實真相。美國總統競選需要一大筆競選經費是眾所周知的，但這筆經費的主要部分並非來自富豪的政治獻金，而是來自社會捐獻。社會捐獻競選資金在中國人看來不可思議，但在美國卻是司空見慣的普遍現象。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有為自己認可的事業捐獻金錢和勞務的習慣，並且這種捐獻習慣終其一生。當某個美國人認定某個候選人最適合當總統時，就會主動為其捐獻競選基金。一個普通國民的捐獻額可能是杯水車薪，但千萬個“杯水車薪”加在一起就是一筆可觀的競選基金。總統候選人不能接受富豪提供大額政治獻金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而美國富人的主要捐款方向是慈善事業、學校和教會機構。

為了徹底杜絕富人用金錢左右選舉的悲劇，美國總統選舉法規定：如果某個候選人籌集不到足夠的競選基金，國會可以提供財政援助，為其提供幾億美元的競選經費，足夠讓這個人完成正常的競選。除了“財政援助”外，還嚴防有錢人用金錢壟斷話語權。美國總統選舉法規定：如果某個候選人購買某家電視台對公眾發表電視講演，該電視台必須在不收受一分錢的前提下為此人的競選對手在同一時段提供同等時長的演講機會。有了上面的防範措施，富人用“金錢操縱選舉”現象就會成為不可思議的往事。因此，中國大陸一些憎恨美國的普通平民，一是受到官方輿論詆毀醜化“西方民主”的影響，二是對美國缺乏基本的了解。

“富人給候選人提供競選經費，把對方扶上台後來為自己的集團服務”的猜想在美國民主制度中也完全行不通；美國各級政府的錢袋都控制在代表人民利益的各級議會手中，政府的每筆政務開支都得事先向議會申請拔款，事後要詳細向議會匯報每筆錢的用法用途。為了防止政務官賄賂議會成員，行政開支還得向全社會公示，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尤其是公共工程的監督甚嚴。如果由政府招標修建的某座橋梁的正常市場造價為一百萬美元，政府絕不可能預算出一百一十萬美元來，否則就會受到輿論的質疑和法律追究。美國民主制度，也極有效地杜絕政府出現豆腐渣工程和形象工程。

筆者希望中國強大，更希望中國穩定，但從不排斥說出實情的人和那些實在的真話。如果我們不能通過改革這種最小代價取得成功，而必須通過整個民族血的代價取得成功，那將是整個中國人民不堪承受之重。

在現代文明快節奏下，美國作為能夠保持一百年長盛不衰，能擊敗所有挑戰對手的國家一定有其不可忽視否認的優越之處。這些優越之處說不準恰恰是我們民族所缺少的，是中國由盛轉衰的根本原因。中華民族要想復興，重新找回“□□大國”的尊嚴和自豪，就得敞開胸懷學習借鑑那些明顯優越於自己的文明成果，靠玩弄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放大“反美精神”，除了自欺欺人外，對美國一點害處也沒有。 一個理性成熟的國家不但要虛懷若谷接納吸收先進國家的文明成果，連敵人的文明成果一樣要敞開胸懷學習借鑑。近鄰日本就是靠“學習敵人”一步步富強文明起來的，早先向打敗他們的中國敵人學習；後來向強迫他們簽訂不平等條約的“西方敵人”學習，最終超越了他的敵人“中國老師”和“歐洲老師”。沒有哪個日本人把 “學習敵人”誤讀成“崇洋媚外”。中國一樣有向戰勝自己的敵人學習的必要，尤其有向美國學習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