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世純】

隨着本周伊朗與沙特在我國的斡旋下外交和解，中東局勢朝着伊朗有利的方向發展。過去20年時間裡，伊朗通過其小而有針對性的獨立國防工業體系贏得了抵抗之弧上的多場軍事鬥爭，再次證明了獨立自主的重要性。隨着伊朗通過“以物易物”的方式彌補了海空軍平台上的短板，可以預見的是未來伊朗將在中東地區擁有越來越大的軍事話語權。

本周是伊拉克戰爭爆發20周年，但中東的局勢對於美軍而言並沒有太多好消息。周一，伊朗、沙特阿拉伯和中國在北京發表三方聯合聲明，伊沙這對中東老冤家均發表聲明和解，雙方同意在兩個月內重開大使館，重新推動雙邊關係回到對話協商的軌道。隨後，伊朗官方通訊社證實伊朗已經引進蘇-35戰機，標誌着伊朗空軍在時隔30年以後再次獲得了平台上的更新。

伊朗和沙特走向和解意義重大，幾乎重塑了自2003年以來整個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在我國優秀的外交操作之下，伊沙建交的消息保密到了最後一刻，瞞過了美國以引以為傲的情報機構，以一種“突然襲擊”的方式實現了外交目的。因此，外界——尤其是美國和以色列方面——更傾向於將這種成功單方面地歸咎於中國的縱橫捭闔，並藉機炒作中國在中東地區的“新晉影響力”。

作為一名軍事觀察員，筆者認為，伊朗爭取到了更為有利的環境，不僅不是偶然，更是一種“天助自助者”的必然。因為過去20年對於伊朗而言是戰爭的20年，幾乎中東所有熱點地區的軍事衝突都和伊朗“抵抗之弧”的規劃有關。當下，伊朗在也門、敘利亞、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局部衝突中均取得優勢，並深入介入歐洲大陸的俄烏軍事衝突，改善了中東整體地位。中東伊斯蘭世界和解的局面顯然是伊朗軍事鬥爭取得主動性後導致的直接結果。

“自力更生支持聖戰”

伊朗取得抵抗之弧的軍事鬥爭主動權靠的是兩個抓手：第一個抓手是意識形態的輸出，第二條抓手則是小而針對性的獨立自主國防工業。在意識形態上，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伊朗靠輸出在中東地區相對進步的“霍梅尼主義”，在“抵抗之弧”地帶扶持起了一大批因地制宜、鬥爭手段靈活且基本實現自給自足的武裝組織。

這些組織包括直接運用“霍梅尼主義”什葉派武裝組織，如黎巴嫩真主黨組織和敘利亞“聖城旅”民兵組織；以及間接吸收“霍梅尼主義”的什葉派組織，如也門栽德派的“安塞爾安拉”（胡塞武裝）組織和伊拉克各個“人民保衛力量”組織。此外，一些其他教派的武裝組織，如信奉瓦哈比主義的遜尼派巴勒斯坦“哈馬斯”組織，也會因為共同的目標（反以）以及親眼目睹“抵抗之弧”的勝利戰果，直接或間接地學習親伊朗派武裝力量的技術手段。

而有了意識形態這樣“批判的武器”，伊朗還需要“武器的批判”。而伊朗長達30年獨立自主的國防工業發展為伊朗的軍事鬥爭提供了物質基礎。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對於武器研發的態度來源於強調實用主義的霍梅尼主義。在兩伊戰爭期間，領導新生的伊斯蘭政權抵抗薩達姆軍隊的霍梅尼就深感國際封鎖之害，在戰爭爆發後不久就提出了“自給自足支持聖戰”的口號。在戰爭期間，伊朗就通過改造巴列維王朝時代留下的修械所和部分工廠，成功仿製生產了絕大部分輕兵器和單兵火器，甚至在戰爭結束前發展了無人機產業和裝甲車輛工業，具備了生產炮兵彈藥和修復裝甲車的能力。

兩伊戰爭中獲得的經驗和隨后海灣戰爭伊拉克的迅速潰敗，讓伊朗人了解到“國防自主”的重要性。戰後，伊朗建立起由國家統一管理的“國防工業組織”，並保留了一大批雖然沒有經過系統性學習，但經驗豐富、飽含激情的軍工人才。這些人雖然技術素養並不高，但在軍事工業管理上具有豐富經驗，並在伊朗裝備建設發展上擁有很大的話語權，是不可多得的“土人才”。在舊有“土人才”的基礎上，伊朗重視理工科發展，在本土建設理工科學校的同時派遣大量留學生前往東西方國家，以為獨立發展本土兵器工業培養人才。

如果說兩伊戰爭讓伊朗看到了軍隊正規化和國防自主化的重要性，那麼1991年的海灣戰爭則讓伊朗認識了打贏現代化戰爭所需的巨大物力技術成本。彼時伊朗還是一個百廢待興的資源國，沒有像沙特、阿聯酋等富國一樣大量引進東西方三代兵器提高軍事現代化能力的資源和國際環境。面對冷戰後單一的格局和美國“中東優先”的後冷戰時代政策，伊朗有限的資源必須投資到正確的路徑上，在項目管理上創造“奇蹟”才能在強敵環伺的波斯灣地區為什葉派找到一條生存道路。

不過伊朗還是百忙之中引進了T-72的生產技術

而美軍2003年推翻薩達姆政權的伊拉克戰爭則幫助伊朗明確了如何發展應對美軍的威懾體系。薩達姆的倒台使之前伊朗、沙特、伊拉克之間的特殊三角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改變了中東格局和大國關係的平衡，讓波斯灣局勢從原來的“三足鼎立”變成“強敵環伺”。同時。2003年的美軍再次展示了強大的信息化聯合作戰能力。

但和1991年多國聯軍調兵部署長達半年的海灣戰爭不同，2003年“持久自由”行動的美軍秉承着“全球投送”的基本戰略，大量在中東盟友國家前置預製裝備，通過“快速部署，快速啟動”在短時間內做好了軍事行動的準備。美軍這樣部署的戰略考量是，中東地區雖然是90年代以後美國政策的重心，但卻不是美軍軍事力量的重點部署地域。美軍絕大部分陸空軍力量彼時依然部署在歐洲，大部分海軍力量則部署在太平洋。美軍更希望通過加強沙特、以色列等盟友力量的手段，輔以快速投送的美軍，從而進一步用武力控制中東地區，大幅度降低美軍“全球布武”的軍事成本。

但這樣的策略和美軍在伊拉克快速陷入治安戰泥潭的戰場表現，讓伊朗發現了美軍在中東部署上的一系列弱點。美軍雖然大幅降低了軍事行動成本，但前置部署基地的節點過於脆弱，容易被少量縱深打擊武器襲擊而“牽一髮動全身”。此外，經過信息化改造的美國陸軍雖然突擊力量強大，但一旦坐擁主場優勢的防守方加強了反坦克導彈、迫擊炮和IED等不對稱打擊手段，美式機械化部隊立刻就要面對難以承擔的戰損。

伊朗很快就找到了一條針對性的道路。伊朗對於彈道導彈技術的追求起源於兩伊戰爭中“導彈襲城”戰，但小型化的彈道導彈卻意外契合了90年代以後“信息化精確打擊”的軍事發展潮流和伊朗“威懾打擊體系”構建的需要。而在其他不對稱作戰武器上，90年代初期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黨對抗以色列積累下來的經驗，加上和其他東方國家的交流，讓伊朗下大氣力投資發展打擊型無人機和方便游擊作戰的各種中短程反坦克導彈。可以說，伊朗是全球最早將目光放到了不對稱打擊手段的國家之一。

而伊朗國防工業的決策者們，在2000年代伊朗和東西方關係緩和以後也拍板定調保住了本土研發體系。一般而言，外界傾向於認為，伊朗的國防工業自主化起源於2007年，也就是聯合國通過第1747號決議，全面禁止伊朗進出口武器的那一年。這看起來符合邏輯——伊朗失去從中俄引進武器平台的機會，不得不將目光放在發展自研武器工業上。

不過，如果我們仔細看伊朗90年代的武器研發脈絡，就會發現這樣的推斷是站不住腳的。伊朗當今幾款重點發展武器基本上都在2000年以前立項的，包括“征服者”系列彈道導彈、“遷徙者”和“燕子”系列無人機。為了發展這些裝備，在進入新世紀以後，伊朗推遲了當時伊朗軍隊內部呼聲甚高的俄制三代裝備引進，包括“蘇-30”系列戰機和S-300系列防空導彈。

從黎巴嫩到烏克蘭

而很快，中東地區的局勢變化就讓伊朗發展出來的本土“不對稱”武器就經受了實戰的考驗。2004年以後，伊朗介入到伊拉克什葉派的抗美鬥爭當中，同時真主黨在黎巴嫩南部的發展，讓以色列不能再坐視伊朗直接扶持的真主黨勢力壯大。與此同時，儘管面臨教派爭議，巴勒斯坦的“哈馬斯”運動也開始求助包括聖城旅領導人蘇萊曼尼在內的伊朗勢力。

而在這兩場和以色列的武裝衝突中，伊朗體驗到了一個工業國帶來的巨大軍事的巨大主動性。前文提到，伊朗是中東唯一一個工業國，而工業國的好處就是，只要有持續的子系統輸入，就可以持續不斷地輸出武器。真主黨和巴勒斯坦抵抗組織掌握的反坦克導彈和火箭彈數量遠遠超過了以色列想象。在伊朗向真主黨和哈馬斯輸入的源源不斷的物資加持下，以色列引以為豪的機械化部隊在黎巴嫩南部和巴勒斯坦四面受阻，甚至付出了比真主黨更大的人力物力損失。

這樣的工業產能也促使伊朗當局在2012年作出了在敘利亞地區推進“抵抗之弧”的關鍵性決策——2012年，蘇萊曼尼少將說服哈梅內伊和內賈德支持搖搖欲墜的阿薩德政府，其關鍵性理由就是，雖然敘利亞反對派武裝有歐美的“大力支持”，但在伊朗的工業能力和戰術輔導加持下，敘利亞政府軍和志願軍絕對足夠抵禦這群“烏合之眾”。

如果說在敘利亞和黎巴嫩戰場上，伊朗主要還是“游擊戰”武器經受實戰考驗，那隨之而來的也門衝突則直接考驗了伊朗精確制導武器。胡塞武裝2014年奪取也門首都薩那，繼而占領也門南部地區。2015年3月，沙特牽頭組建多國聯軍，對胡塞武裝發起代號為“果斷風暴”的軍事行動。2016年初，因沙特處決什葉派教士尼米爾而導致的伊沙斷交事件，標誌着這兩個中東大國走向了代理人戰爭的最前沿。

不過，全幅北約裝備的沙特聯軍趕上了伊朗精導武器國產化的黎明。恰恰是2014年前後，伊朗的導彈工業在經歷30年發展以後，開始大規模批量生產低成本的精確制導導彈和察打一體無人機。隨後的也門戰場證實，伊朗擁有了年產數百枚導彈的工業能力。在也門戰局的高峰期2020年，光是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就發273枚彈道導彈——其中絕大部分是伊朗“征服者”系列彈道導彈改進而來的BADR系列精確制導火箭彈。而胡塞武裝繼承了也門正規力量的衣缽，擁有完善的軍官培養體系和作戰指揮能力，能夠最大程度發揮裝備效能和人的主觀能動性。

在伊朗的不斷輸血下，沙特聯軍在開戰第一年就付出了極為慘痛的技術裝備損失和人力損失，不得不徵用蘇丹和巴基斯坦的僱傭兵，配合也門哈迪武裝繼續作戰。但在2020年也門針對哈迪政府軍主力打出幾個殲滅戰，同時胡塞武裝有能力跨海襲擊阿聯酋和沙特的油井設施以後，沙特不得不放棄繼續鬥爭，也門地區也最終走向停戰。

阿聯酋遭遇的胡塞遠程巡航導彈襲擊 圖源：社交媒體

也門局勢穩定的同時，伊朗支持下的哈馬斯運動也再次在短暫激烈的衝突中戰勝了以色列。2021年，巴以衝突持續10天以後在國際斡旋下停火。在本輪衝突中，哈馬斯總共發射了4300枚火箭彈，並使用了伊朗製造的精確制導火箭彈和無人機武器，展示出了前所未有的軍事實力。

除了代理人戰爭奪得了主動權，2018年以後，面對重返中東的特朗普政權，伊朗還向美國人進行過兩次直接的威懾打擊。2020年年初，為報蘇萊曼尼血仇，伊朗在20年初對美軍駐伊拉克基地發射了14枚彈道導彈。去年年末已經向伊拉克北部支持伊朗“顏色革命”的“庫爾德分離武裝據點”發射了超過100枚彈道導彈，打擊了反伊朗分子的陣地和目標，其中一些目標距離在400公里以上。除了彈道導彈之外，伊朗還發射了數十枚巡飛彈，包括此前在俄烏戰場中亮相過的“見證者-136”巡飛彈。從美軍事後的低調反應看，伊朗本國的軍備建設基本實現了針對美國的震懾目標。

自2018年以來，伊朗支持的“抵抗之弧”地區的軍事鬥爭勝利包括穩定敘利亞局勢，幫助敘利亞政府軍收復人口密集區；支持巴勒斯坦哈馬斯運動和黎巴嫩真主黨來穩定以色列周邊局勢，阻止以色列通過軍事手段實現擴張主義；穩定也門局勢，防止栽德派的安塞爾安拉運動被沙特顛覆政權；在伊拉克扶持親伊朗勢力，包括薩德爾勢力和人民保衛勢力，打擊美國扶持的庫爾德勢力。

以鬥爭求團結

伊朗人的新銳武器庫再次證實了“獨立自主”的重要性。儘管霍梅尼主義有其根深蒂固的弊端，伊朗依舊面臨內外諸多階級矛盾和族裔矛盾，但作為一個“後發至上”的國家，伊朗的武器工業確實發揮了主觀能動性，已經到了可以改變地緣政治的水平，基本實現了針對美國的震懾目標。

而伊朗獨立自主的軍事工業甚至影響了歐洲的戰局，為伊朗的軍事工業帶去了新的變數。本周，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IRNA）也證實，隨着伊朗俄羅斯雙方防務合作深化，伊朗已敲定從俄羅斯購買蘇-35戰鬥機的協議。這也意味着伊朗空軍的老舊機隊在時隔30年以後再次獲得現代化戰機的更新，而伊朗軍隊在空軍領域的重要短板也會隨着機隊的革新而得以補足。幾年前，外界可能認為這些蘇-35對於伊朗整體國防形勢是“雪中送炭”，而如今看這些側衛戰機已經是伊朗國防力量上的“錦上添花”。

伊朗是一個工業國，工業國的特點就是只要有平台就能改進出越來越先進的型號。可以預見的是，蘇-35戰機只是一個開始，伊朗獲得的整系統、關鍵子系統也會越來越多。試想一下，伊朗初有成就的航空工業在持續獲得來自俄羅斯和域外大國的源源不斷輸入以後，將會得到進一步的蓬勃發展。隨着伊朗通過“以物易物”的方式彌補了海空軍平台上的短板，未來伊朗將在中東地區擁有越來越大的軍事話語權。

伊朗蘇-35的想象圖

僅從現狀來看，當下拜登政府的中東政策延續了美國持續從中東“戰略收縮”的整體戰略，具體到行動上，拜登政府進一步從中東戰場撤軍，將美國全球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和俄烏戰場。但與此同時，拜登對於伊朗卻繼續保持敵對政策，同時繼續試圖當中東地區的“離岸平衡手”，妄圖繼續通過挑撥以色列、沙特來維繫。但隨着美國實力在中東進一步收縮，在這種“口惠而實不至”的外交政策下吃夠了“征服者”和“見證者”的沙特拉阿伯，也不甘心當美國霸權主義的“馬前卒”。

可以說，在中東地區意識形態停滯數十年以後，伊朗對外傳播的“霍梅尼主義”成為中東地區，尤其是沙姆（黎凡特）地區各國人民反抗美西方帝國主義、海灣國家地區霸權主義、以色列錫安擴張主義、土耳其泛突厥擴張主義、西方支持的極端瓦哈比勢力、恐怖主義勢力和民族獨立主義的主要意識形態。只要美國的霸權主義仍然在繼續，伊朗和“抵抗之弧”的鬥爭也將會繼續。歸根結底，伊朗今天的局勢逃不出教員那句話：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