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 熊超然 編輯/郭光昊】

作為2023年七國集團（G7）的輪值主席國，日本新年伊始便開始了密集外交行動。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期連續訪問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加拿大，堪稱重頭戲的訪美行程更是引人關注。

無論是因為老家廣島今年將舉行G7領導人峰會，還是為了提振自己低迷的支持率，岸田都十分看重這次外訪。從事後結果來看，他也“收穫頗豐”。在歐洲，日英簽署了允許兩國互相駐軍的重磅防務協議；而在美國，拿着去年年底新修訂的防衛三文書，岸田獲得了拜登的“表揚”。

岸田文雄13日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演講時，自誇自己的歷史定位，將修訂防衛三文書視作“繼吉田茂締結日美同盟、岸信介修改同盟條約、安倍晉三推動‘和平安全法制’之後對於強化日美同盟而言歷史上最重要的決定之一”。

然而，無論是日英的防務協議，還是新修訂的防衛三文書，其內容都給地區和平與穩定帶來威脅，特別是“劍指中國”的意味非常濃厚。事實上，日本近期已經流露出想要大踏步軍事鬆綁的企圖，日美兩國也正在軍事層面頻繁勾連。

岸田此時連訪G7國家有何用意？首次訪美的最大目的是什麼？在日本這一輪大踏步軍事鬆綁動作中，究竟是美國的授意指揮，還是日本的趁勢而為？除了軍事層面，日本是否會效仿美國在經濟領域對華設限並加大脫鈎？在日本一邊強調要“增進政治互信”，一邊又實際上“破壞政治互信”的情況下，中日關係未來發展走向將何去何從？

針對上述問題，觀察者網特邀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東北亞戰略研究院首席專家笪志剛，以及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副主任、觀察者網專欄作家沙青青，進行深入解讀分析。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任內首次訪問美國，與拜登勾肩搭背。

開年連訪歐美五國，岸田為了什麼？

1月9日，岸田文雄開啟此次為期一周的歐美五國訪問行程，這五國均是G7成員國，他首站到訪法國，隨後又訪問意大利、英國和加拿大，最後一站則是美國。

在法國、意大利和加拿大，岸田分別同法國總統馬克龍、意大利總理梅洛尼以及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談及兩國合作、雙邊貿易和投資、經濟安全等議題，而烏克蘭危機、伊朗問題以及亞太地區安全局勢，包括朝鮮半島核問題等，他們也都有談及。

特別是在英國訪問期間，英日兩國簽署了“英日同盟”以來最重磅的防務協議。當地時間1月11日，英國首相蘇納克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簽署的這份防務協議，允許兩國在接下來的一個多世紀裡將軍隊駐紮在對方國家的領土上。

英國政府將該協議稱之為“1902年以來英國和日本之間最重要的防務協議”。在那一年，英國為遏制沙皇俄國的擴張，同日本簽訂了同盟條約，史稱“英日同盟”。對此協議，外媒普遍將此解讀為“針對中國”，中方則於同日回應：不應將集團對抗的舊思維引入到亞太地區。

1月11日，英國首相蘇納克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簽署兩國防務協議。圖自澎湃影像

岸田安排了這樣的出訪行程，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東北亞戰略研究院首席專家笪志剛告訴觀察者網，這主要有三個層面的用意。

其一，日本是今年的G7輪值主席國，今年5月19至21日將在廣島舉行G7領導人峰會，從這個角度看，岸田如今出訪優先選擇G7成員國國家，就議題、日程、各方關心的問題以及最後的聯合聲明進行溝通協商，在外交上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慣例延續性”。

其二，岸田如若就廣島峰會本身進行溝通協商，本身沒有問題，但從其選擇訪問的G7成員國來看，實則側重於安保議題層面以及針對第三方的敏感色彩十分濃厚。從訪問後雙方宣示出的成果來看，很多所謂的會談內容似乎事先已經做過充分溝通，比如英日簽署的《互惠准入協議》。在此之前，日本已經同澳大利亞簽署了類似協議，這種規格的協議一定是經過數輪磋商後的結果。

其三，岸田的出訪在針對第三方時，又尤其渲染針對中國，所到之處，他“劍指中國”的煽動意味濃厚，除了談及俄烏衝突、半島核問題之外，他同時更側重炒作包括中國在“印太地區”日益活躍、東南海問題以及台海問題等所謂的“中國威脅”。

上任一年多，岸田多次想訪美終於如願

岸田文雄此次訪美，則是其自2021年10月就任日本首相以來首次造訪華盛頓，雖然就任後曾多次表達過訪美意願，但時至今日才最終成行，實在是有點“姍姍來遲”。《朝日新聞》表示，通常情況下，日本首相就任半年左右就會訪美，以岸田的前任菅義偉為例，雖任期不長，但也是如此。

對此，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副主任、觀察者網專欄作家沙青青認為，岸田訪美意願如此強烈，主要就是因為這是一種政治上的“定律”，如果一位日本首相在其任期內沒有訪問美國，實在有點說不過去。另外，廣島的G7領導人峰會確實也是岸田的考量因素之一。

沙青青介紹，這場峰會的舉辦地廣島，正是岸田文雄的老家，無論是從個人情感還是會議本身的重要性而言，岸田都把這場會議看作是任內極為重要的外交活動。為了峰會的順利舉行，趁着日本國會2月重開會期之前，因此岸田安排此時密集訪問歐美。

1月9日，法國總統馬克龍邀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參觀巴黎聖母院大教堂的建築工地。圖自澎湃影像

笪志剛認為，岸田此次訪問歐美五國，確實取得了一些“成果”，這對於他提升自己在國內低迷的支持率會有所幫助，也為其未來贏得包括G7廣島峰會上的更多外交支持，特別是倚重來自美國的聲音，以遏制黨內反對聲音和民意詬病，又增添了一絲底氣和硬氣。

他同時補充說，除了是今年的G7輪值主席國，日本今年1月起還擔任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任期2年。這是日本加入聯合國以來第12次當選，也刷新了聯合國當選次數的歷史紀錄。本月，恰好是日本擔任安理會輪值主席國。在今年俄烏衝突、糧食安全、新冠疫情、國內經濟等因素疊加之下，岸田希望通過G7峰會、聯合國以及更多雙邊和多邊外交，刷自己的存在感。

“今年對於日本，是發揮國際作用堪稱較為重要的一年，對日本在安保上謀其歷史性突破也是關鍵的一年，從推動本國經濟復甦和挽回低迷支持率等角度，也非常重要。岸田希望鞏固同歐洲的安保關係，用歐洲這種域外因素去影響亞洲或是‘印太’區域，甚至平衡歐美日關係。”笪志剛表示，因為日本或多或少仍對日美安保同盟有所猜忌和擔心，適時引入歐洲勢力也算是為自己“上一層保險”。

沙青青也指出，岸田政府自去年下半年開始，支持率就持續“低位低迷”，僅三成左右，若長此以往，這一政權無法持久。因此，日本國內確實也有許多人認為，岸田將此次外訪和今年5月的G7領導人峰會作為提振支持率的關鍵。

訪問美國，岸田的最大目的是什麼？

當然，本次岸田出訪的重中之重仍是華盛頓這一站，他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的最重要成果莫過於介紹了日本此前防衛三文書的修訂成果。

去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內閣會議審議通過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防衛力量整備計劃》，提出日本將致力於擁有對敵攻擊能力等政策主張，並將在未來5年大幅增加軍事開支（軍費增至GDP的2%）。三份文件的出爐，意味着日本防衛戰略的重大蛻變，完全拋棄了“專守防衛”原則，徹底背離了日本憲法的和平理念，將給地區和平與穩定帶來新的威脅。

《京都新聞》社論認為，以往的分工中，美軍當矛，日本自衛隊當盾。如果日美走向軍事一體化，將極大增加日本被捲入戰爭的風險。

岸田抵美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柯比（John Kirby）在接受《日經新聞》採訪時就稱，美國願意幫助日本獲得和提高對“敵方領土”發射導彈的反擊能力。而在領導人會晤中，拜登對岸田致力於日本防務，對日本提升國家安全戰略所做的努力大加讚揚。

拜登表示：“美國全面、徹底、毫無保留地致力於兩國同盟關係，其中更重要的是致力於日本防務。”

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會晤。CNN報道圖

在笪志剛看來，由於當前日本國家安全保障相關的三個文件進行了戰後最大程度的轉型，時空背景已然不同，因此從宏觀層面來看，岸田此次訪美的最大目的仍是鞏固日美同盟關係，推進日美安保合作走向現代化。

從中觀層面來看，岸田希望日本這次塞入安保文件中的“反擊能力”，能得到美國支持並逐步加以落實，包括購買美國的“戰斧式”巡航導彈、加強日美軍事合作一體化、日美軍事互動和共享資源改革等均要得到保證。在微觀層面，岸田則希望落實包括彈藥庫、燃料庫、戰時信息、指揮系統等方面在內的日美軍事共享走向高級化。

雖然在日本最新出台的三份重要安保戰略文件中，中國、俄羅斯和朝鮮被列為三大威脅，但若論日本構建所謂的提升主動攻擊能力的“反擊能力”，“劍指中國”的用意尤為明顯。笪志剛指出，特別是在台海問題上，此次日美首腦會談繼續突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一論調，未來在以何種方式參與美國介入的台海問題上，日本很有可能選擇“直接介入”，也等于越來越傾向於選擇“鋌而走險”。

《朝日新聞》報道特別提及，儘管岸田高調訪問，稱受到美方熱情招待，但他未與拜登舉行聯合記者會，也沒有晚餐會活動。會晤後，拜登當天就前往了家鄉特拉華州。

沙青青分析認為，岸田此訪更像是一次工作式訪問，而不是正式的國事訪問，因此接待規格上肯定沒有國宴等活動，這在情理之中，並不讓人意外。而沒有聯合記者會，更有可能與美國國內政治有關，由於近期拜登也“步特朗普後塵”，深陷所謂“機密文件門”爭議中，他與岸田舉行聯合記者會，很有可能會讓焦點轉移，留下給媒體記者提問關於此事件的機會。

1月15日，在拜登家中找到機密文件後，美國特勤局人員出現在拜登私宅附近。圖自澎湃影像

軍事大鬆綁，美國和日本，誰更想要？

近一段時間以來，日本採取了一輪大踏步式的軍事鬆綁行動，除了更新重要的防衛三文書之外，還體現在多個方面，比如：有駐日美軍將領已透露，美國和日本的武裝力量正迅速整合各自的指揮結構，並擴大聯合作戰規模；美國可能將大幅增加部署在日本的反艦導彈數量；美日也可能就日本獲得和提高對“敵方領土”發射導彈的反擊能力展開合作等等。

日本正在進行的快速軍事鬆綁，究竟是美國的授意指揮，還是日本的趁勢而為？

笪志剛分析認為，朝鮮半島問題的日趨複雜和反覆變化，以及俄烏衝突的地緣外溢風險，實際上都給日本謀求進一步解禁集體自衛權，夯實攻擊能力等求變提供了“藉口”，因此這方面可看作是日本的“主動作為”，也包括美歐等各方勢力或明或暗的“慫恿支持”。他提到，從大的地緣政治框架來看，日本處在一個既有“衝動”，又有“心動”，更有“行動”的上升期。

沙青青也指出，岸田從去年開始調整日本“專守防衛”原則，提高國防預算和軍事預算，對於想要控制亞太地區的美國而言，多少還是有些“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非常期待日本能夠幫忙填補一些戰略空白。可以看到，無論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還是總統拜登，都對日本的這一改變持歡迎態度。

而從歷史的經緯來看美國的這種態度，從上世紀80年代就已經開始，當時的國際環境與現在不同，美國也想看到日本在軍費上的突破，但日本還籠罩在戰後和平的氣氛之下，常以和平憲法作為“擋箭牌”去敷衍美國。隨着20多年國際環境的改變，以及日本對於所謂“正常國家”的企圖，現在開始“因勢利導”地滿足美國的要求。

不過，沙青青還提到，雖然岸田想要做出改變，但他在國內還是面臨爭議和震盪，伴隨着軍事鬆綁和軍費增額，最明顯的就是岸田提出的“防衛增稅”計劃，這也是他支持率低迷的一大原因。

日本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黨首泉健太在推特抨擊“防務增稅”

事實上，在訪美期間，岸田向拜登提出“加強日本防衛能力”的計劃，並在記者會上表示，將在1月23日召集的例行國會上，就伴隨防衛支出增加的增稅措施作出徹底說明。不過，日本在野黨批評稱增稅“不值得討論”，計劃在國會上對此展開論戰。多家日媒此前進行的民調也顯示，超六成受訪者“不支持”日本為加強防衛能力而增稅。

“實際上不光是日本民間和左翼陣營，自民黨內部圍繞‘增稅’問題也爭執激烈。有意思的是，很多曾經以保守和右翼著稱的‘安倍派’人士，反而特別反對‘增稅’。”沙青青提到的，正是高市早苗和萩生田光一等人。

沙青青進一步提到，正由於自民黨內部意見不一，在野黨和民間反對聲浪也大，為了在軍事預算增加和“防衛增稅”計劃上獲得合法性，岸田很有可能在今年晚些時候解散國會，提前舉行大選。若果真如此，這一次選舉將成為一個比較重要的節點，選舉結果或將決定日本未來的一些政治走向。

經濟領域遏華，日本是否會效仿美國？

觀察岸田與拜登會晤後發表的聯合聲明，其中還特別提到，美日“將加強我們在經濟安全方面的共同優勢，包括保護和促進半導體等關鍵新興技術的發展。”

就在此次會晤前，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西村康稔已經訪美，替岸田“打前站”。日本和美國2022年還首次舉行經濟版的“2+2”會談。

岸田文雄在會晤時表示，他支持拜登試圖通過限制出口來限制中國獲得先進半導體的做法。不過，日本還沒有完全對接美國在去年10月提出的芯片製造設備出口限制令。一位美國官員表示，美國正在就這個問題與日本密切合作，雖然兩國的律法結構不同，但相信他們有相似的願景。

笪志剛提到，日本去年4月已經通過了“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案”，“安倍愛將”高市早苗正是岸田內閣的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這一法案雖未明指中國，但多處設計不言而喻就是針對中國。未來，日本效仿美國在經濟領域對華設限，加大對華科技脫鈎的概率也會隨時增大，至少方向性上的遏制已經成形。

2022年4月7日，日本眾院以多數贊成通過“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案”。共同社報道圖

在笪志剛看來，日本在經濟安全領域涉及針對中國的動作，實際上其媒體一直在鼓譟，執政黨的保守議員也一直在推動。而且日本早已在科技轉移、高端人才聘用、敏感區域購買不動產等方面增加限制，只不過中美在貿易、投資、科技和金融等方面的博弈中，兩國的體量和影響力更大，導致日本這些動作常常被人所忽視。

若細數下來，在科技遏制和產業圍堵方面，日本已經在限用華為產品和服務上跟隨美國的步伐出台了政府禁用措施，去年以來又積極同美國構築所謂“芯片四方聯盟”（Chip4）。隨着台積電在日美繼續增加設廠投資，日美進一步掏空台積電現有的技術和規模存量將成為現實。

“地緣安保和軍事遏制只是突顯了美日應對傳統安全風險的一面，而像經濟安全、科技安全和產業安全等則屬於‘非傳統安全’風險的範疇。日本希望兩方面相互支撐、相得益彰，實現對手在多領域受制於歐美日。”笪志剛認為，日本也想通過此舉，實現對華遏制的綜合效應和最大化效應。

中日關係，仍然邁不過中美關係這道坎

去年11月，中日兩國領導人在泰國曼谷舉行會晤時，就穩定和發展雙邊關係達成五點共識，其中一項是：中日關係的重要性沒有變，也不會變。共同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踐行“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加強高層交往和對話溝通，不斷增進政治互信，共同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重要關係。

岸田文雄還在會晤中表示，日中作為近鄰，互不構成威脅，需要也應該和平共處。日本的發展繁榮離不開中國，反之也同樣。日方歡迎中國通過自身發展為世界作出積極貢獻。日中合作擁有很大潛力，兩國對地區和全球和平繁榮負有重要責任，日方願同中方共同努力，實現日中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在台灣問題上，日方在日中聯合聲明中做出的承諾沒有絲毫變化。我願同中方加強對話溝通，共同引領日中關係的正確方向。

目前，日方一方面強調要“增進政治互信”，但另一方面卻又在增強防衛，實際上是干“破壞政治互信”的事。如此局面，着實是中日關係發展中所不願意看到的。

《讀賣新聞》去年11月30日報道：日本欲購買美國“戰斧”巡航導彈，最多達500枚。

笪志剛在回顧中日關係發展時強調，兩國邦交正常化50年以來，中日立足於互利互惠合作，在制度性框架合作內確實取得了許多成果，包括貿易、投資、科技、旅遊、教育、人文交流等多方面。作為鄰國，中日2000多年的交往歷史，特別是近現代歷史被形容為“2000年友好、50年交惡”，但兩國的關係也證明了中日關係“合則兩利，斗則兩傷”的雙刃效果。

然而，中日之間確實存在許多歷史恩怨和現實矛盾，比如日本野蠻侵華、南京大屠殺、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歷史教科書、圍繞釣魚島的爭執、東海等海洋劃界等，延續至今的後遺症頗多。此次日本謀求軍事鬆綁，不僅會引發包括東北亞在內的軍備競賽，還會引來中國、朝鮮及俄羅斯等一些國家的擔憂和警覺。

“日本強軍引發的區域軍備競賽無疑會沖淡區域經濟合作的效用，降低民眾之間的互信，增加相互之間的非好感度和敵對度，這些都會對中日關係的發展構成新的挑戰。”笪志剛表示，日本如今主動配合美國的多元化遏華戰略，又如何能重拾中日50年前建交時的“初心”，對中日關係維持穩定，保持健康發展也是明顯不利的。岸田也表態要推進建設性、穩定性的中日關係，但不能“光說不練”，應體現在友好和務實的行動上。

資料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圖自澎湃影像

沙青青指出，此前安倍執政時期的一段時間中，中日關係發展較為良好，其實當時日本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也有懷疑。安倍政府出於實用主義考量，在經貿以及人文等領域對華接觸，更多是為了“對沖”特朗普政府的不確定性。而到了拜登政府上台執政，其執行的是美國既定的遠東政策，對日本而言有很強的預期性，因此很快又回到了“美主日從”的權力結構中，這是一種“歷史的慣性”。

他還指出，在很多研究人士的基本認知里，中日關係的大前提是中美關係，這一前提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就不曾變過。因此，在當前中美關係總體不佳或無解的狀態之下，中日關係也很難向好的跡象發展。沙青青強調，中日關係的未來發展並不太讓人感到樂觀，但與中美關係不同是的，中日兩國畢竟相隔很近，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一點也相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