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友喬治（George），曾是我的口語老師。雖然頂了個洋名兒，但喬治卻出生在台灣，他祖上是南洋華僑，爺爺回國打過抗戰，解放時到了台灣，喬治在十六歲時父親帶着全家移民到了舊金山，後來因為讀書隻身到了波士頓，在美國讀的高中和大學，藤校畢業，目前大約三十多歲，美國籍。

作為一個西方教育體系培養出的典型西方式精英，喬治身上完美的體現了東西方思想的溶合，你要跟他講中國文化和傳統的東西，他完全理解並且心存嚮往，但他也很能接受西方式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最典型的就是他對西方式民主的推崇和自豪，鄙視中國的“威權專制”。他的看法代表了很多台灣人或美國人的固有看法，這篇文章是我和他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多次對話的刪選、節錄、增補而成。

第一章  什麼是民主

喬治問我：“你覺得中國民主嗎？”

我反問：“你覺得什麼是民主？”

喬治一本正經的回答：“國家政治生態由多個政黨組成，代表不同群體的利益，國家有執政黨，但必須有反對黨，有反對黨媒體，有選舉攻防，有政黨輪替，這才是民主。”

我道：“選舉只是民主的手段，並不是民主本身，中國也有選舉，但只有選舉不是中國式民主。”

喬治問道：“那什麼是中國式民主？”

我回答道：“中國人覺得，民主的本質是一種分配方式，既分配權利，也分配義務。既然民主是一種分配方式，那重點就是由誰來分、怎麼分和分給誰的問題，所以中國式民主叫人民當家作主，由人民來分，由人民決定怎麼分，最終再分給人民。”

喬治笑了：“人民當家做主，這種政治宣傳語言，我聽不懂。”

我想了想道：“嗯，確實，在討論民主之前，我們有必要給民主確立一個統一標準，否則就不能判定是非曲直了。中國人覺得，民主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上的，是少數服從多數，民主必須維護多數人的利益，甚至是所有人的利益，民主應該是數人頭，比人多，而不應該是比錢多，也不應該是比身份高貴。”

喬治點點頭：“這個標準我能接受，民主原本就應該如此。”

但事實上，如果以“人人平等”和“比人多”做為民主的標準，那西方式民主國家顯然就不那麼經得起檢驗。最明顯的事實就是一個由少數資產階級統治的資本主義國家，又怎麼能代表多數人的利益呢？如果不能“比身份高貴”的話，那西方一大票“君主立憲制”的國家，又怎麼能自圓其說呢？

比如號稱“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我們都知道印度有種姓制度，這一制度將人分為四個等級，從貴到賤依次是——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在這四個等級之下還有更低賤的達利特（賤民）。

印度政府為了保證低種姓和賤民在政治與教育方面的基本權益，專門制定了“保留政策”。政治方面，在議會兩院為低種姓和賤民保留一定比例的席位，在所有政府機構和國營企業中為他們保留不低於27%的名額。教育方面，在中央大學和私立高校中單獨為他們保留49.5%的入學名額，同時受政府補助學校須提供最低限度25%的免費名額，並為進入本科與研究生階段的“賤民”學生提供資助計劃。

從表面上看，“保留政策”似乎是照顧低種姓和賤民的“仁德”政策，可問題的根本是，為什麼直到今天印度政府還是能輕易分辨出每個公民的種姓高低？然後有選擇性的照顧低種姓？答案是因為這個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種姓制度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於印度，所以還需要政府專門制訂政策來照顧低種姓和賤民。

但事實上，在印度這還不是真正的不平等，種姓等級最高的婆羅門人口不到總人口的4%，卻占有七成的司法權及接近半數的國會席次。如果說種姓制度還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那婆羅門不成比例的國會席次就是有意為之。印度是個議會制國家，掌握了國會席次，就是掌握真正的實權。不是說不能比身份高貴嗎？印度這算是民主嗎？

再比如英國。英國議會分上下兩院，上議院又稱貴族院，始創於十四世紀，上議院的議員並不是選舉產生的，而是由皇室後裔、世襲貴族、法律貴族、家權貴族、終身貴族、蘇格蘭貴族、愛爾蘭貴族、離任首相、上訴法院法官、教會大主教及主教等組成，無任期限制。由於女皇可以隨時增封爵位，而議員死亡無需增補，所以上議院議員人數不定。

上議院的權力源自它有權審查下議院通過的法案，上議院還有最高司法權，是英國最高上訴法院，也是英國最高司法機關，上議院還可以審理貴族的案件和下議院提出的彈劾案。而事實上英國女皇也擁有巨大的權力，比如下議院所制定的一切法律，必須經英國女皇簽字才能生效，女皇還擁有隨時解散議會的權力，議會解散後，下議院議員及英國首相都需要重新選舉。

上議院和英國女皇的存在，不管從任何意義上說，都和任何現代民主制度沒有任何關係，但是卻掌握了巨大的國家權利，不是說不能比身份高貴嗎？英國這割了中世紀的尾巴，這算民主嗎？

再比如韓國。眾所周知韓國的大型財閥在韓國政治、經濟、文化、傳媒等各個領域都極具影響力，韓國的三星、現代、SK、LG四大財閥在韓國經濟上處於絕對壟斷地位，四大財閥的年銷售額超過了韓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一半，僅僅一個三星集團，其年銷售額就占到了韓國GDP的四分之一。

大型財閥在韓國政壇同樣舉足輕重，每到選舉時，財閥會向所有總統後選人或所有國會議員進行大額“政治獻金”捐贈，政治獻金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完全合法的，是其支持者捐贈給選舉人用於支付選舉活動中各項費用的金錢。韓國政壇的政治人物一般都會接受財閥的政治獻金，以免受到財閥的打壓排擠。但接受政治獻金又當選的話，那財閥的意志將直接影響青瓦台總統府以至每一個國會議員。當選人必須知恩圖報，用行政、立法、甚至政府職位上的各種好處來回報財閥的慷慨，否則下次選舉時非旦得不到財閥捐贈，財閥還會加重對你競爭對手的捐贈，刻意打壓之下，政治前途也就等於斷送了。

財閥控制政府的另一個重要手段則是在政府里安插親信，韓國政府很多行政高官、司法體系裡很多法官都是直接由財閥向政府舉薦的，這些高官或法官相當於財閥豢養的門客，需要時隨時可以進入政壇為財閥爭取利益，在其退休或暫時離開政壇時也仍然由財閥供養。

《資治通鑑》在描寫太平公主時寫到——“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意思是當朝七位宰相中，有五位出自太平公主門下，彰顯了太平公主權勢薫天。而今天的韓國大型財閥，則是韓國政府身後的太平公主，大量政府的行政官員，司法體系的法官，再加上主管立法的國會議員，全都與財閥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西方政治中的三權分立實際上集於財閥一身。

比如近兩年倍受注目的三星“太子”李在鎔行賄案，一審曾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但實際只服刑了二百多天就於2022年5月被現任總統尹錫悅特赦；其父親三星上任會長李健熙，也因行賄和逃稅被先後兩次判處有期徒刑，但也兩次被時任韓國總統金泳三和李明博特赦。不是說不能比錢多嗎？那韓國這種財閥政治算是民主嗎？

印度國會，這是一個婆羅門的世界

英國上議院，又稱紅廳，坐在正中間的是英國女皇，其餘皆是權貴，這可不是無產階級說話的地方

圖中左一鞠躬者為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而正中老者則是時任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李健熙很可能根本就沒有注意到旁邊鞠躬的“小角色”

但要說到政治獻金，最有代表性的當然還是要數老牌資本主義的美國。美國是典型的兩黨制國家，其中共和黨的標誌是一頭大象，身寬體闊，代表着大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民主黨的標誌是一頭驢子，瘦小精幹，代表着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但問題是，哪誰來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呢？

喬治問道：“你說的無產階級是不是就是勞工階級呀？”

我答道：“並不完全準確，但你也可以這麼理解。”

喬治又問道：“那無產階級就是指沒有財產的窮人嗎？我在美國似乎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表述。”

我說：“西方的政治學說對階級的分類流派眾多，但從來沒有否認過階級的存在，無產階級並不是指沒有財產的人，而是指不掌握生產資料的人，簡單的說，就是靠勞動打工維生的人，或是理解成主要靠領薪水生活的人，我和你都是無產階級，與之相對應的是資產階級，你可以簡單的理解成開公司，開工廠，當老闆的人，有錢人。在人類社會裡是打工的人多呢？還是當老闆的人多呢？誰才是這個社會的大多數呢？”

喬治想了一下道：“你說的這些，我大概都能明白，但不可迴避的是，西方民主國家都是直接選舉的，國家領導人是由全國選民一票票選出來的，直接選舉難道不是更純粹的民主嗎？”

我回答道：“直接選舉當然是更純粹的直接民主，當中國條件成熟時，中國也會實行直接選舉的（注），但這並不是問題的重點，前面我們已經說了，選舉只是實現民主的手段，並不是民主本身，重點是選舉這個遊戲的規則是誰定的。”

喬治道：“有什麼區別嗎？大家都認同，都參與的遊戲規則不就是好規則嗎？”

我道：“當然有區別，比如你在美國做為一名普通選民，你想給總統候選人投票，你有兩個政黨可以選擇，一個是資本主義政黨，另一個也是資本主義政黨。這兩個政黨各向你推薦了一名總統後選人，一個是資產階級代言人，另一個也是資產階級代言人。你想要第三個選項嗎？抱歉，美國政壇二百多年的歷史上還從來沒出現過無產階級的代言人呢。”

喬治道：“所以你才說美國是一個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政治獻金就是你說的資產階級選舉遊戲規則？”

我道：“是的，那正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可以簡單的提出幾問題，問：“西方式民主的選舉，靠什麼分勝負？”答：“靠選票。”問：“那選票靠什麼爭取？”答：“靠選戰。”問：“那選戰靠什麼獲勝？”答：“靠錢。”問：“誰有錢？”答：“有錢人、資產階級。”

這一套因果邏輯就是如此直白，西方的民主選舉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一場財力的比拼，這是西方資產階級根據其自身特點，為自己量身打造的遊戲規則。而西方的政客想要成功當選，就必須儘可能多的爭取政治獻金，才能承擔大型選戰的消耗。

所以西方國家的政客，其職業生涯一半以上的時間都是在通過各種手段“募款”，有錢才有資格參選，沒錢是不可能參與到這場“民主”遊戲中的。但錢不是白拿的，資產階級不做虧本生意，政客拿了人家的錢就要替人家消災，就要替人家辦事，就要照顧人家資產階級的利益。這種現象在經濟學上有一個術語叫“權力尋租”，用大白話講就是“權錢交易”。

舉個例子，剛剛離世的著名猶太財閥謝爾登·阿爾德森，生前一直是共和黨的最大政治獻金捐贈者之一，其在特朗普執政的2018-2020兩年間，就向共和黨捐贈了3.4億美元的政治獻金。在2016年和2020年特朗普參與的兩次美國總統大選中，也向其捐贈了巨資。在美國媒體口中，阿爾德森甚至被稱為共和黨的“造王者”。

那特郎普又是怎麼回報猶太財團的呢？首先是延續了美國完全偏袒以色列的中東政策，包括任內把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到了耶路撒冷，並派自己的女兒伊萬卡及女婿庫什納親自去耶路撒冷給美國新大使館揭幕，這等於是承認了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間接承認了以色列對耶路撒冷的主權。

這個行為冒了天下之大不韙，世界上除了美國和以色列之外的幾乎所有國家一至強烈譴責。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將對巴以和談造成毀滅性打擊，嚴重破壞中東及地區和平，使半個世紀的努力付諸東流。特朗普不是不知道裡面的政治風險，但拿人手短，不火中取栗，怎麼回報猶太人的真金白銀呢？

特朗普對另一重量級金主——煤炭大亨“克拉夫特夫婦”同樣投桃報李，2017年直接任命其一天從政經歷都沒有的妻子“凱莉·克拉夫特”為美國駐加拿大大使，是美國首位女性駐加拿大大使。凱莉·克拉夫特出任駐加拿大大使只不過是為了鍍金，積攢政治資本，美國民主黨後來就指控，凱莉·克拉夫特作為美國駐加拿大大使，竟然一年中有三百多天人不在加拿大。但在2019年特朗普還是再一次提名凱莉·克拉夫特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並得到最終任命。

共和黨身後最重要的捐贈者當然是著名的科赫兄弟，也是特朗普身後另一大金主，早在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時科赫兄弟就豪擲4億美元支持共和黨的羅姆尼參選，到2016年特朗普選總統時又為共和黨多位候選人捐贈了8.89億美元的政治獻金，2018年又捐贈了4億美元幫助共和党進行中期選舉。

對於經營煉油廠和石油工業起家的科赫兄弟來說，最討厭的恐怕就是“全球變曖”之類的論調，所以特朗普當選後自然到處宣揚全球變暖是世紀騙局，並重啟化石燃料開採計劃，還固執的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理由是這個195個國家達成的《巴黎氣候協定》是“可笑且代價極為高昂的協議，束縛了美國，使美國貧困，並使美國商界處於不利地位”。

科赫兄弟並不只在特朗普一人身上下注，包括美國前副總統彭斯，他曾經是科赫兄弟心目中的總統第一人選。前國務卿蓬佩奧則是另一個長期捐贈對象，從2010年蓬佩奧競選美國眾議院議員一直到2016年當上美國國務卿，這都少不了科赫兄弟在背後推動的巨大能量。在美國政界，蓬佩奧一度被戲稱為“科赫兄弟的議員”，蓬佩奧甚至還是2024年美國下一屆總統的有力競爭者，直到2021年蓬佩奧被中國制裁，科赫兄弟怕影響在中國的生意，才把蓬佩奧一腳踢開。

當然，精明的生意人從來不缺“備胎”，白宮總統顧問、代理幕僚長、交通部長等高級官員也長期接受科赫兄弟的捐贈，另外白宮辦公室、能源部、財政部等部門的大量政務官僚也是其長期捐贈對象，據美國媒體統計，白宮中超過70%的高官接受過科赫兄弟的捐贈。此外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中，有近三百名議員也都承認拿過科赫兄弟的政治獻金。

科赫兄弟還廣泛資助大學、研究機構等，用於宣揚他們的政治主張，甚至還投入數億美元親自成立了美國第一個奉行自由主義主張的智庫“卡托研究所”，為其政治主張提供理論研究，比如其研究成果“全球變暖理論讓政府對經濟的控制更多”，就用於攻擊加入了《巴黎氣候協定》的奧巴馬民主黨政府。科赫兄弟還先後投入9億美元，直接對美國司法、行政等各類政策施加影響。科赫兄弟不光捐贈美國共和黨，跟韓國三星集團一樣，科赫兄弟的政治獻金遍及歐美大多數國家，據公開資料，科赫兄弟是全球30多個政黨背後的主要金主。

特朗普戴着猶太基帕小帽在耶路撒冷手扶哭牆進行禱告，他是美國歷史上首位參觀哭牆，並在牆邊禱告的在任總統

時任美國駐加大使凱莉·克拉夫特，她在出任駐加大使前一天從政經歷都沒有，駐加大使可不是領乾薪的閒職，加大拿長期是美國最大貿易夥伴且是五眼聯盟里的重要盟友

據美媒統計，白宮高級官員中超過70%與科赫兄弟“有染”。蓬佩奧之前就被稱為“科赫兄弟的議員”，那把白宮稱為“科赫兄弟的白宮”其實也大差不差

對慷慨解囊的金主除了“許願”以外，“封官”是特朗普的另一常用手段。

特朗普組織了一個堪稱奢華的“百億美金”內閣，其內閣成員總身家在350億美金以上。特朗普內閣人選大部分擁有家族企業，也有在華爾街發家致富的。

比如特朗普內閣的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身家29億美元；商務部副部長托德·里基茨，身家53億美元；交通部長趙小蘭，與丈夫二人身家接近4千萬美元；教育部長貝特西·德沃斯，身家51億美元；能源顧問哈羅德·哈姆，身家150億，特朗普一度想提名他為能源部長；出身高盛集團的財政部長史蒂文·努欽，身家也超過4千萬美元；再加上特朗普，這位美國歷史上最有錢的總統也有超過37億美元的身家。

從總統到內閣成員，人人都是腰纏萬貫，特朗普用實際行動無聲的詮釋了什麼叫維護大資產階級利益的美國共和黨。這種把行政官位拿出來分給支持者的做法在美國一樣是合法的，甚至在政治學上還有一個專用術語，叫“政黨分肥”。

白宮代表的是行政權力，而真正制訂遊戲規則的是擁有立法權的國會山。美國參眾兩院有議員五百多人，資本家們要想對他們逐一施加影響是個龐大的工程，於是在國會山不遠處催生出了美國政壇著名的K街（K St）。K街上有眾多遊說集團、公關公司、智庫、民間組織，這些遊說公司豢養着大批的職業“說客”，承接各大利益集團的“業務”，然後說客便依據“客戶”的訴求和開出的籌碼展開對國會議員、政府高官，甚至聯邦法院的大法官做各種“說服工作”，為利益集團和政客之間的權錢交易牽線搭橋。

據估計，華盛頓的職業說客約3.5萬人，平均每個國會議員身後就有超過60名說客，每年花在議員身上的費用人均超過1000萬美元。遊說行業在當今美國已經變成了年產值幾十億美元的龐大產業，毫無疑問只有資金雄厚的資本家才可能僱傭說客公司來對白宮和國會山施加影響，從而影響相關的國家政策走向，然後從中取利。據說每在K街投資1美元，就可以有220美元的回報。

遊說行業還直接催生了美國的“政商旋轉門”文化，政府高官可以一夜之間變身企業高管，而企業高管也可以一夜之間變身白宮新貴，完美實現了資本與權力的無縫對接。比如，特朗普的第一任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之前就是埃克森美孚集團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再比如小布什的弟弟傑布·布什在卸任佛羅里達州州長之後，當上了一家醫藥公司的董事。官就是商、商也是官、官商一體、官商勾結、商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商，一切也就順理成章起來。

在資本主義世界，民主從來不是免費的；錢，則是實力的衡量工具。在特朗普卸任美國總統職務一年後的今天，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無論從任何角度說，特朗普仍然是共和黨的無冕之王，共和黨真正的精神領袖及權利核心。在美國國會騷亂後，當初站出來支持彈劾特朗普的十位共和黨眾議員，受到了共和黨內外的巨大壓力，其中兩人宣布不再競選連任，另個三人將面臨特朗普支持人選的直接挑戰，還有四人則選擇和特朗普“和解”，重回特朗普麾下，他們宣稱，只希望當初那件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為什麼特朗普在共和黨內仍然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特朗普個人強大的財力及他無人能及的募款能力，所以，2024年特朗普如果重返白宮，任何人都不應該感到驚訝，這只不過是這個資本社會再一次讓錢說話了而已。

正是因為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政黨”、“錢”三者之間的三角關係有極其清晰和深刻的理解，所以，特朗普2016年競選總統時在一次電視辯論中公開說：“所有政客都是資本家的狗，希拉里收我的錢所以要給我幹事，在場這些和我辯論的，幾個沒收過我的錢? ”

此言一出，輿論譁然，希拉里競選團隊發言人詹妮弗第一時間表態，稱特朗普傷害了希拉里的“感情”。錢在西方民主選舉中是貫穿一切問題的核心，錢的多少直接和民主程度呈正相關，美國著名導演奧利弗·斯通就曾表示，美國選出一位總統需要花費140億美元，這算什麼民主？

我對喬治說：“在中國就不會有遊說公司，更不會有政商旋轉門。”

喬治說：“你這麼篤定？”

我說：“因為中國的《公務員法》明確規定了公務員不得到企業或營利性組織中兼職，否則最重可以直接開除，特殊情況需要兼職也需要有關機關批准，而且不得領取任何形式的報酬。就算公務員辭職或者退休，三年之內也不得到本人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範圍內的企業兼任職，三年之後要兼任職也需要報原單位報告，審批備案。中國的公務員還有明確的迴避制度，有親屬關係的公務員不得在同一機關擔任雙方直接隸屬於同一領導人員的職務或者有直接上下級領導關係的職務。

這一切的目的，就是從制度層面上杜絕一切有可能的權力尋租、政商勾結、結黨營私、利益輸送等腐敗。絕對不可能像特朗普那樣一邊經營龐大的私人產業，一邊還出來擔任公務員，甚至在擔任公務員期間還大喇喇的直接把女兒、女婿搞進白宮出任公職。當然在美國政商旋轉門也不叫腐敗，由資產階級統治資本主義國家原本就是題中之意。”

喬治反問道：“你怎麼對這些捐款數字這麼清楚？”

我說：“根據美國法律，政治捐款是要對大眾公布的，在相關政黨網站上就可以查詢到。”

喬治道：“那是不是可以理解，美國的政治捐款其實已經處於法律和社會大眾的有效監督之下，也並沒有你想的那麼大的負面影響？”

我說：“你不覺得真正可怕的根源正是在這裡嗎？”

喬治問道：“什麼根源？”

我道：“權力尋租不可怕，政商勾結不可怕，任人唯親也不可怕，甚至也不少見，但真正令人害怕的是它在美國竟然是合法的。不是說不能比錢多嗎？那華盛頓的金錢遊戲可以稱為民主嗎？”

喬治反問：“按你的說法，西方國家都不民主，那中國呢？”

我說：“我之前說過，民主的本質是一種分配方式，民主不民主，看最簡單的一點，就是誰在得利，是少數人得利，還是多數人得利；是少數人滿意，還是多數人滿意。民主一定是在維護多數人的利益，甚至是所有人的利益，所以才有少數服從多數一說，如果一個國家是民主的，那就一定是維護多數人的利益，讓多數人滿意。如果多數人不滿意，那你又怎麼能說自己是民主的呢？你有直接選舉也沒用啊。”

喬治說：“你前面說美國共和黨代表了大資產階級的利益，美國民主黨代表了小資產階級的利益，那中國共產黨呢？他代表了誰的利益？是無產階級嗎？”

我回答道：“並不僅僅是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共產黨代表的是中國人民的利益。”

喬治說：“人民？這個概念很寬泛呀。”

我答道：“並不是所有人，人民並不是個法律概念，而是個政治概念，你不能把人民理解成法律意義上的所有公民，簡單的說中國人民是指那些真正認同中國、熱愛中國、建設中國的中國人，對中國人來說是自己人，與人民相對的是敵人，中國公民里絕大多數是人民，但也存在少部分敵人，比如‘精日分子’等。”

喬治問道：“不包括敵人，但是包括資產階級？”

我回答：“那當然，中國人民包括無產階級，也包括資產階級。西方國家的政黨是從屬於身後的利益集團的，可以說是利益集團催生出了資本主義政黨，錢多的利益集團就有大政黨，錢少的利益集團就只能有小政黨，沒錢的就沒有政黨，而政黨又服務於身後的利益集團，真正踐行了‘從資本中來，到資本中去’。

而中國共產黨跟西方國家的政黨不一樣之處，在於它不是一部分人的政黨，不是某一個階級的政黨，而是一個全民政黨，它既有像時傳祥這樣最底層的勞動人民，但也有馬雲、任正非、王健林、許家印、柳傳志、王石、何享健、宗慶後這樣的億萬富豪，最低層的勞動者和億萬富豪為什麼可以同時處於一個政黨里？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同時代表着他們所有人的利益。所以，當今的中國共產黨代表了中國這個國家的各個階級，它是一個代表人民的政黨，一個人民的黨。”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他的“百億美金”內閣，內閣成員私人資產總額達350億美金，堪稱陣容奢華，這些內閣成員“高官得坐”是因為個人才華嗎？當然不是，這不過是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一種既定遊戲規則罷了，它甚至有一個專用術語——“政黨分肥”

K街，被人稱為除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外，美國的“第四權力中心”

喬治問道：“馬雲我知道，時傳祥是誰？”

我答道：“一個掏糞工人，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

喬治說：“我沒理解錯的話，你的意思是中國共產黨正在試圖讓所有人滿意，即包括資產階級，也包括無產階級？西方有政治家曾說，如果一項施政想讓所有人都能接受，那就只能給每人都上一杯白水，但一杯白水顯然是無法讓所有人都滿意的，中國共產黨又怎麼可能讓所有人都滿意，維護所有人的利益呢？”

我說：“這就是看問題的着眼點不一樣了，你以西方政黨的邏輯來看中國共產黨，所以這讓你無法理解。這讓我想起一個寓言故事，接受過華人教育的都應該聽過。

這個故事是這樣說的，說有兩兄弟進山打獵，看到天上飛過一群大雁，弟弟馬上彎弓搭箭，說正好打一隻烤着吃，哥哥一把拉住弟弟說，為什麼要烤着吃，應該燉着吃，弟弟反駁說應該烤着吃，兩兄弟相持不下，於是找一個老頭來評理，老頭也評不了這個理，最後只好說，那就剖成兩半，一半烤着吃，一半燉着吃，然後問兄弟倆，你們的大雁呢？兄弟倆抬頭看看天上，大雁早不知飛到哪去了。”

喬治點點頭：“嗯，我知道這個故事，意思是教育大家做事情要分清主次和先後。”

我道：“你不覺得兄弟倆爭論的過程，不正是在運用西方式民主的過程嗎？”

喬治點點頭：“確實如此。”

我說：“這就是西方式民主的特點，比如美國不論共和黨和民主黨誰上台，他們兩黨的大多數政治訴求都是矛盾和相悖的，所以他們才能在競選階段爭吵不休，產生激烈競爭，這種現象是因為他們分別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團，而不同的利益集團的利益是有嚴重衝突的，要想維護自己的利益，就必須否定對方的利益，就像這兄弟倆一樣，你要想烤着吃大雁，那就不能是燉，你要想燉，那就不能是烤的，只能二選一。”

喬治想了一下笑了：“我明白你的意思，那這隻大雁，換中國共產黨是烤着吃呢？還是燉着吃呢？”

我道：“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這隻大雁怎麼吃從來不是真正的重點。”

喬治問道：“那真正的重點是什麼？”

我道：“我們假設，獵人兄弟家裡還有一個老母親，平時在家裡操持家務，兄弟倆打獵回家，就把獵物交給母親處理，老母親自然不會虧待兒子，把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條，但大雁就不一定是烤着吃或是燉着吃了，也有可能是紅燒。”

喬治驚訝道：“不是烤，也不是燉，兩兄弟的利益都沒有維護呀？”

我道：“我前面已經說了，烤和燉都不是真正的重點，重點其實是解決了吃這個問題。沒有老母親的時候，兄弟倆爭了個你死我活，互不相讓，最後大家都沒得吃，但有了老母親持家，一家人彼此信任、和睦，雖然紅燒兩兄弟都不愛吃，但比兩兄弟餓肚子已經強過百倍了，這才是維護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甚至是所有人的利益。但如果任由兩兄弟爭鬥，不論是烤是燉，都只是維護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犧牲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能是部分民主，而如果母親持家，今天是紅燒，但明天也有可能是烤、後天也有可能是燉，一樣是維護了兩兄弟的利益，但這種利益的取得，必須建立在也維護別人利益的基礎上，這就是中國式民主，建立在信任、妥協，還有團結的基礎上。”

喬治道：“你這太理想化了吧？”

我道：“事實就是如此，其實生活中這樣的例子每個人身邊都有很多，比如一家人在客廳看電視，爸爸、媽媽、姐姐、弟弟每個人想看的節目並不一樣，但你家會為了解決看電視的問題而在家裡投票嗎？我想絕大多數家庭不會，但問題總是能自然而然得到解決，因為家庭成員之間總是能互相妥協，照顧彼此的利益；吃飯也是一樣，媽媽每天做飯，家裡人會為了吃什麼而天天投票嗎？當然也不會，媽媽自然會照顧家裡所有人，每天會輪流做家裡人愛吃的，從來就不會有什麼問題。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媽媽考慮的從來不是家裡某一個人利益，而是家庭整體的利益，這實際上反而照顧了大多數人的利益，這就是着眼點不一樣。

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是兩黨制或多黨制，也就是永遠要一部分人打倒另一部分人，永遠只能維護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我前面對你說過中國的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什麼是人民？人民就是包含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所有中國自己人，維護了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也就是維護了大多數人甚至是所有人的利益，這就是中國式民主。所以《禮記》裡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就是這個意思。”

喬治說：“這聽起來太戲劇性，我覺得想像成分居多，你怎麼證實？”

我道：“我自證對你參考意義不大，但兼聽則明，你可以在這個問題上看看你們美國人的田野調查。”

首先，2021年5月5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加拿大約克大學學者文章，該學者在中國調查了近兩萬名中國人之後，表示經過了2021年的疫情，91%的中國人稱他們“信任”或“完全信任”當地的鄉鎮級別政府，縣級政府信任度結果為93%，市政府94%，省政府95%，而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則高達98%。總而言之，中國公眾對中國各級政府都表現出了極高的信任度；

第二，2022年1月18日，全球最大獨立公關公司愛德曼發布了2022年度“愛德曼信任度晴雨表”報告，調查了全球28個主要國家，調查內容為民眾對本國政府、企業、媒體和非政府組織（NGO）4個方面的信任度，中國得到了最高的91分了，為全球第一名，而英國和韓國只得到42分，美國39分，日本36分，排名墊底；

第三，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連續十多年對中國民眾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基礎穩固，韌性源於民眾的廣泛支持，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連續十多年都保持在90%以上，近年來更是超過了93%。而同樣是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在2021年12月1日發布一項針對美國18至29歲群體的民調顯示，52%的年輕人認為美國的民主已陷入失敗或困境，只有7%的民眾認為美國是健康的民主國家。

我說：“為什麼中國政府無論在西方何種民意調查中總能取得90%以上的高支持度？這是因為中國政府施政的着眼點不一樣，中國政府施政看的是人民是否滿意；而西方國家為什麼民調總得低分？因為西方國家政黨施政看的是身後利益集團是否滿意。

《論語》裡說‘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思是不怕東西少，但就怕分的不均，我們前面提到‘民主的本質是一種分配方式’，那不均是什麼？不均就是不民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公正的說在經濟發展上比中國更發達，但人民滿意度、信任度、支持度都非常低，這說明什麼？說明絕大多數人民不滿意，說明了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不均’，所以縱然美國政客把西方式民主、人權、自由吹的天花亂墜，但人民離心離德，這還是民主嗎？”

喬治點點頭：“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中國共產黨或中國人民覺得當今的中國是民主國家嗎？滿意今天的民主成就嗎？”

我答道：“客觀的說中國的民主仍然還有缺陷，還在不斷的完善和發展中，中國政府仍然在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我們的方向是正確的，手段也是正確的，理論更是正確的。在中國，政府對人民無限的忠誠，人民對政府無限的信任。這就是民主的國家，偉大的國家。”

從資本中來，到資本中去。上圖為美國的選舉籌款晚宴，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來去皆是政壇大佬，出入儘是富賈名流，可是這些權貴誰又能代表時傳祥的利益呢？

時傳祥，掏糞工人，中共黨員，全國勞動模範，北京市政協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事實證明，只有一個真正的時傳祥才能代表一群時傳祥的利益

全球最大獨立公關公司愛德曼發布的2022年度“愛德曼信任度晴雨表”報告，中國得到最高的91分，為全球第一名，英國和韓國42分、美國39分、日本36分

【未完待續……】

（注）此處所說的直接選舉，並不是西方政治活動里多黨競爭式的“直接選舉”。在中國，一切權利屬於人民，人民的代表機關就是各級人大，最高權力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中國實行的是“議行合一”，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最高權力歸於人大一身，各級人民政府只是人大在行政方面的執行機關。議行合一的構想最早來源於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是人類近現代對民主的主要探索和實踐之一。

目前在中國，縣級、鄉鎮級人大是實行的直接選舉；國家級、省級、市級人大是間接選舉，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之一，就是對選舉制度的改革。所以中國的直接選舉是指對人大的直接選舉，以期望在不遠的將來，實現對各級人大的全部直接選舉。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鄧小平曾對此有過專文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