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文木】

書每讀每新，每寫每新。從2008年起，筆者開始寫作《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卷[1]，當這部著作於近期接近結稿時才意識到自己是在為中國的未來發展做着全球政治的“資治通鑑”的準備工作。

以史為鑑，可知興替。未來的中國確實需要一部總結曾在全球政治中起過主導作用的國家經營和治理世界[2]的經驗，並在此基礎上思考中國未來安全戰略的著作。中國的發展已使其政治和經濟在相當規模上捲入了世界，這迫使我們不得不考慮經營和治理世界的問題[3]。這是一個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歷史性轉變，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4]。

經營和治理世界，尤其是經營和治理已為工業革命所改變並為市場連為一體的世界，需要區別於中國昔日曾居於主導地位的農業全球化[5]時代的經驗，而在這方面恰恰又是中國人比較欠缺而西方人比較擅長的。中國在中世紀曾是世界性的大國，但那時治理世界的經驗只是區域性的。真正將民族的生活帶入全球性聯繫的還是發生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先將歐洲人送上世界政治舞台，他們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由此開闢了人類歷史上以資本為中心的工業全球化時代。

19世紀早期，英國煤礦使用蒸汽機作為礦坑升降動力

英國工業革命將相互封閉的區域民族經濟納入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與此相應的是，英國人也就當仁不讓地扮演起世界政治主導者的角色，並按照自己的意志創造出相應的世界經營和治理模式，即世界殖民模式。這種模式一登上世界舞台就被異化為直接軍事占領、掠奪並對殖民地人民進行奴役的帝國主義模式。它以黑格爾稱之為“惡動力”[6]即殘酷和赤裸裸掠奪的方式推進了人類的進步。這種模式從英國工業革命後保持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並最終為戰後的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所吞沒，但它畢竟為人類開闢了相互聯係為一體的歷史。關於此，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作了充分的肯定。

取代英國之後的是美國-蘇聯模式。美國人曾與蘇聯人聯袂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歐洲危機，啟動了世界範圍的“民族自決”運動並由此瓦解了大英帝國。此後世界開始進入由美國和蘇聯共同主導的新的世界治理模式——這與19世紀初英國和沙皇俄國聯袂擊敗拿破崙帝國後共同主導世界的歷史進程在形式上非常相似。我們確實不能割斷蘇聯的歷史與全球化進程的聯繫，它曾通過制約資本世界的片面性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在這一時期，美蘇兩種模式通過相互制衡而相互補充——蘇聯方面強調以公平帶動效率，美國方面則強調以效率帶動公平——並成為戰後世界治理的主導力量。蘇聯解體後，世界治理失去公平力量的制衡，美國獨步天下。在這一時期，“全球化”就成了“美國化”的婉轉表述；與此同時產生的新問題是：美國模式因失去制衡而顯其片面性，並因此更加脆弱。

客觀地說，較之英國模式，美國模式給人類文明帶來了——當然也少不了蘇聯在其中的貢獻——更大的進步，它表現在對民族自決權至少保持形式上的尊重；它摒棄了對殖民地的直接掠奪，而採用一種間接的經濟政治滲透的方式來實現美國的國家利益。由於這種模式具有的進步性，還由於美國政治家們善於學習、汲取並改造了英國人治理世界的經驗，美國從英國繼而蘇聯那裡接過世界治理的主導權後，便在不太長的時間裡將人類文明從大機器工業化時代迅速帶入電子化和信息化時代。

但是，美國模式與英國模式一樣，還是一種資本權力優先於人的權利、資本高於人本、效率高於公平的模式，它在給世界帶來巨大技術進步的同時，也擴大和深化了英國模式造成的世界經濟的畸形發展，及由此產生的殖民地和宗主國、繼而南方世界與北方世界的嚴重分裂和對立。從某種意義上說，“9·11”事件就是在新世紀初擂響的美國治理世界模式的暮鼓。

1857年馬克思在《印度起義》一文中指出：“人類歷史上存在着某種類似報應的東西，按照歷史上報應的規律，製造報應的工具的，並不是被壓迫者，而是壓迫者本身。”[7]“9·11”事件及隨後美國開展的“反恐戰爭”使世界越反越恐的結果說明，美國這種建立在剝奪南方國家基礎上的世界治理模式，已不能在新世紀帶領人類走出資本主義因發展而不能發展的困境。馬克思曾在《共產黨宣言》中宣告“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8]，今天我們也會驚奇地發現，美國人曾用於摧毀大英帝國的“民族自決權”武器，在美國成為世界霸主後也對準了美國人自己——美國模式脫離蘇聯模式的制衡不滿十年便遇到了“9·11”事件，而美國與蘇聯辯證共治世界的時間卻有半個世紀。

9·11襲擊現場調查照片，五角大樓正在燃燒

美國的片面的世界治理模式帶來的問題促使人們反思。“9·11”事件後，人類再次燃起其少年時曾有過的“文藝復興”激情，開始“尋找回來的世界”：他們將目光從西方移向東方，從“希臘文明”移向“中華文明”，試圖從東方文化中尋找有益的思想。而東方，尤其是東方中國在這僅有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所創造的巨大成就，又進一步增強了東方文化的魅力。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科學發展的理念，無疑對矯正目前世界治理模式的片面性將產生極為有益的作用。

“當代中國同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繫在一起。”[9]今天的中國已從“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0]轉為世界經濟、從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說：“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11]這種情況現在已有改變：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特別是在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中，中國的發展曾對阻止亞洲和世界經濟的惡化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並對世界經濟復甦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當代中國在相當程度上已成為推進世界發展的重要動力。

今天中國的國家利益如此深刻地捲入了世界，以致中國人不能不考慮經營和治理世界的問題。馬克思在那篇被恩格斯稱為“包含着新的世界觀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12]，即《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13]學問不能僅僅滿足於解釋世界，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也肩負着改變中國與世界的偉大使命。

但是，經營和治理乃至改變世界，光有雄心壯志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善於學習。學習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更是為了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14]；不僅僅要向我們的朋友學習，還要向我們的對手，特別是向曾經打敗過我們和被我們打敗過的對手學習。戰場是最好的課堂，對手是最直接的老師。在這方面，英國、美國、蘇聯等國家留下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這首先需要我們的知識分子對其加以總結，為此，我們還真需要為未來的中國準備一部總結這些國家經營和治理世界經驗的“資治通鑑”。

記得兒時常唱《時刻準備着》這首歌，現在年齡大了再憶起這首歌的內容，感到自己現在寫的這些文字似乎是在兌現着“紅孩子”[15]時期的諾言。兌現了承諾的人生，才是一種能讓人心釋然的人生。

總結經驗是絕對必要的，因為知己知彼，是中國將來能夠獨立於民族之林並能平等地與其他國家參與經營和治理世界的必要條件。筆者曾提出：資源的絕對有限性與發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導出的國家力量的絕對有限性和國家發展需求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是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國家發展自始至終面臨的基本矛盾。只要這個基本矛盾是絕對的，那麼國際鬥爭就不可能消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16]和諧是通過鬥爭贏得的：講“德”須有“道”，講“仁”須有“義”，放棄大道和大義的“和諧”，反失了和諧的真義，那樣就不能適應國家間不能迴避的“上疆場彼此彎弓月”[17]的鬥爭形勢。

思想邏輯與歷史邏輯的一致，是筆者在寫作中不期而遇的結果。筆者曾將“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概括為當代世界地緣政治體系構成的基本特徵。“一個中心”，就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區；“兩個基本點”，就是大西洋及其兩岸地區與太平洋及其兩岸地區。這不僅是因為中亞和印度洋是世界地緣政治的“心臟”地帶，而且是因為這裡也是世界工業礦物質資源，尤其是油氣資源儲量最豐富的地帶。“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18]地緣和資源這一雙重誘惑招致近代以來幾乎所有強國都將目光鎖定在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區，並為此展開了生死博弈。當筆者沿着這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進行的思考和寫作時，驀然回首，才發現筆下所展現的思想邏輯與古今大國全球爭霸——“兩翼（太平洋、大西洋）包抄，中心（中亞、印度洋）突破”——的歷史邏輯竟如此吻合。

參與大國博弈僅憑勇氣是不行的，它不僅需要知識，更需要經驗，尤其需要血寫的經驗。經驗與財富及一般的知識不同：財富可以繼承，一般的知識可通過強化訓練快速掌握，可經驗既不能直接繼承又極難強化掌握。這樣就留下了一個知識增長的悖論，即人在繼承上代留下的財富的時候也就同比地失去經驗，而獲得經驗的時候卻又同比地失去財富。這就是人常說的“富不過三代”和“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的道理。

毛澤東是明白這個道理的，1964年5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19]他要求黨的幹部必須在實踐中，尤其要在“驚濤駭浪”的實踐中經受鍛練並由此積累治國經驗。國家決策失誤的負反饋在危機中來得最快，這樣經驗也積累得最快；而承平時期，決策失誤的負反饋來得非常慢，可能得到下一代，甚至下幾代人才能感受到以前決策失誤所造成的惡果。很少有人願意為遙遠的未來危機而犧牲眼前的利益，這樣就在國家肌體中植入了衰敗的內因。

具有豐富治國和外交經驗的俾斯麥對這種知識增長的“悖論”也深感無奈。他寫道：“社會輿論通常只有回顧整整人類一代的歷史，才能了解在對外政策中所犯的錯誤，而Achivi qui plectuntur（應當得到報應的希臘人）不總是錯誤舉動的直接的同時代人。政策的任務就在於儘可能正確地預見到別人在現成的狀況下會做些什麼。這種遠見的能力，很少是生來就能達到這種程度，以至不需要相當的實際經驗和個人知識，就能發揮作用。”[20]俾斯麥的這句話是說給當時的德國人聽的，但也許對我們今天長期處於和平年代的中國更有意義。

“政治科學是以歷史為依據的。”[21]國家穩健前進的條件是要有熟悉歷史，更要熟悉歷史政治及其本質的領袖人物。19世紀中葉的德國學者（比如李斯特等）及政治家（比如俾斯麥等）正確地汲取了剛剛經歷過的從法國大革命到拿破崙帝國崩潰（1789-1815年）這段歷史的經驗教訓，因此他們能夠一步到位地選擇了穩健路線，並將“鐵血”人物俾斯麥推上領導地位，而不是像19世紀初的法國人和21世紀初的俄國人那樣經過世紀末的大劫難後才意識到拿破崙和普京的價值。俾斯麥使德國避免了國家轉型過程中很難避免的社會震盪及其修復震盪後遺症所空耗的寶貴時間。

政治家的任務並不在於追隨而在於引導和推動公眾輿論向着正確的方向前進。歷史上看，公眾輿論有些時候並不一定能夠反映出歷史的本質，而破壞性的公眾輿論有時還會將人類歷史引入災難。

法國人在這方面有着深刻的教訓。在1789年開始的法國大革命中，社會公平的口號排山倒海，其標準越提越高，以致最後都將發動並一直站在這場革命最前沿的羅伯斯比爾送上了斷頭台並繼而推出波拿巴•拿破崙皇帝來為這場革命收尾。歷史上最激進的革命以如此保守的方式結束，這真是歷史諷刺。

鑑於法國大革命前後的歷史教訓，黑格爾告誡德國的政治家說：“公共輿論中有一切種類的錯誤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偉大人物的事。誰道出了他那個時代的意志，把它告訴他那個時代並使之實現，他就是那個時代的偉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時代的內心的東西和本質，他使時代現實化。誰在這裡和那裡聽到了公共輿論而不懂得去藐視它，這種人決做不出偉大的事業來。”[22]法國這段歷史的教訓以及黑格爾從中總結出的對德國發展絕對有益的經驗，實在值得今天的中國人予以充分的重視。

認識國力的存量並不難；而認識國力的變量，則需要真功夫。這與認識皮筋本身的長短並不難，而認識皮筋可以伸展的長短及其拉長承受的時間則需真功夫的道理一樣。認識國力的存量，需要邏輯推論，而認識國力的變量，則需要歷史經驗。變量是國力計量的本質，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中國國家博弈經驗積累最快的時期，並不是和平而是險象環生的時期。20世紀70年代蘇聯在中國北部邊境大兵壓境，這刺激了中國政治家和學者對俄羅斯歷史及其全球戰略的研究。僅從當時翻譯並以各種形式出版的此方面的著作，尤其是其中大字號著作的選題——這些選題大體勾勒出了從沙皇時代到斯大林時期俄羅斯人遠東戰略的思路——和毛澤東那一代國家領導人的講話內容，就可體悟出那一時期的中國政治家和知識界對俄羅斯的研究已有了相當的深度。

平心而論，這種深度是今天同類問題的研究無法企及的。這是因為我們長期以來已沒有40年前那樣來自北方的戰略高壓，更沒有毛澤東那一代政治家在殘酷經歷中迅速積累起來的鬥爭經驗以及從中形成的高不可及的政治智慧。反者道之動。與大自然的生長規律一樣，沒有壓力，總體說來，學術成長也就失去了動力。

但是，作為個體學者而言，如果能居安思危，以史為鑑，常從歷史經驗中汲取國家興亡的經驗教訓並由此體悟到危險的高壓，我們也可以獲得學術成長的強大動力。為此，筆者要感謝那個時代的中國學者為自己今天的研究做了那麼紮實（他們的工作真的很紮實：選題極有深度，錯別字極少！）的鋪墊，沒有這樣的鋪墊，筆者不敢想象自己今天的研究，尤其是關於俄羅斯的研究將會面臨多麼大的困難；同樣的道理，筆者也希望自己的研究能有幸成為未來同行們前進道路的鋪路石。

青年時為學，曾誤將才氣當學問。讀書到一定年紀，方知能講出新穎觀點，那只是才氣，而能證明這種觀點，那才叫學問。學問之難，難在證明。才氣和聰明是學問形成的必備條件，而經過證明，尤其是實踐經驗證明的見解，才是學問的最終完成。人年輕時往往以才氣先聲奪人，那是由於他還有證明問題的時間；年紀大了就不能這樣，就要以儘可能豐富的經驗事實來證明你提出的觀點，並由此取得大家的共識。

與“疼”“愛”等概念從來就不是從課堂中學來，而是從經驗中學來的道理一樣，絕大部分的人文學知識，如果沒有經驗的過濾，是不能轉化為包括鑑別力在內的人的實踐能力的。言之無據形成的觀點，有時可能很吸引人，因為它能啟發人的新觀點及其演繹，但也容易讓人——古代如宋襄公和趙括，當代如戈爾巴喬夫和拉姆斯菲爾德等——在舉一反三中走入歧途。走偏了的學問，輕則害己，重則誤國。若是前者，尚可理解，若是後者，則罪莫大焉。鑑於此，孟夫子勸這些把書讀偏了的人“盡信《書》，不如無《書》”[23]。筆者年輕時曾經欣賞過陶淵明說的那種“不求甚解”[24]的聰明的讀書方式；隨着閱歷增長，自己才明白：老實的方式再配之以聰明的方式形成的才力，比僅靠聰明形成的才氣更厚實，更具可持續性。才氣與才力畢竟不是一個量級。

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人總在感受着古代如司馬遷、漢武帝、唐太宗、杜甫、韓愈、蘇軾、司馬光等，近現代如孫中山、毛澤東等已經過世的賢人和偉人的所思所想，感受着他們的啟迪和激勵，這些內容已成為我們中國人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這說明，人有雙重的生命，即有現世的和來世的生命。步入天命之年的人，現世的功事大體有了定數，而後世的修行，尤其是思想的傳世價值還是“其修遠兮”。文字是知識人生命中的生命。正如一杯清茶不能摻和飯肉的道理一樣，傳世的文字不能帶着現世俗風。如這時的人寫文做事還有短期目的，那樣來世生命將是非常短暫的。司馬遷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25]前者說的是人的現世，後者說的是人的來世。筆者常想，當歷史進入22世紀的時候，我們今天的知識人能否給那個時代留下讓人們願意用生命保存並傳承下去的文字呢？

不管結果如何，我們，尤其是我們中國知識分子要為此努力，因為我們是中華民族。

參考文獻

[1]  這部著作為三卷本，上卷和中卷已由山東人民出版社於2008年和2010年出版。

[2]  筆者在此提出“經營和治理世界”的概念並賦予其特定的含義。經營世界，是各主權國家共同參與世界事務的權利和實現這種權利的行為，而治理則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主導的彩色，但還是屬於“共治”的範疇。在正常的情況下，二者都不影響國際主權的完整性，它們只是各主權國家認知和參與世界事務的民主權利的表現形式。經營和治理世界是各主權國家應當享有的平等權利，是國際民主的重要表現，因此，國家不分大小，也不管願意與否，都必然要有自己參與和經營國際事務的世界觀。但“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理論上絕對和無差別的平等權利，在實踐上只能是相對的和有差別的。且不說當前的世界，即使是在“按勞分配”的社會中，誠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分析的那樣：“平等就在於以同一的尺度——勞動——來計量。”勞動成果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品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由於人的能力從而貢獻不同，人們得到社會產品分配的權利就會不同，因而他們理論上的平等權利，在事實上就是不平等的。（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2頁）。如果將馬克思的分析應用於世界政治的研究，由於各國實現其平等權利的能力存在差別，理論上絕對平等的國際權利，在實踐上也是無法同額兌現的。國家不分大小，都有經營和治理世界的權利，但不一定都有擔負起同額責任和義務的能力。對其相應責任和義務不能同額兌現的國家，其權利也就在事實上得不到同等兌現；而對世界和平和進步做出貢獻較大、所盡義務和責任相對多些的國家，必然要在世界政治中被賦予較多的主導權。世界政治的主導權——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同盟國中蘇、美、英、中等國處理世界政治的權力——是國際社會認可或事實上認可的一種權力但不是權利，是一種國際社會達成共識或默契後的事實授權。但話又說回來，這種大國主導世界權力的過度伸展往往會異化為世界霸權。霸權形態下的世界經營和治理行為往往摻雜着霸權國家破壞他國主權完整的內容。霸權是對各主權國家平等參與經營和治理世界事務的民主權利的破壞、歪曲和踐踏。因此，中國外交應當堅持反對霸權主義，但同時也不應當迴避而應當依據所擔負的國際責任和義務積極運用其相應國際主導權，為國際社會秉持公道、伸張正義。

[3]  2010年4月25日世界銀行發展委員會春季會議在美國華盛頓舉行。會議一致通過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投票權3.13個百分點的世行改革方案，使發展中國家整體投票權從44.06%提高到47.19%；通過了國際金融公司提高基本投票權以及2億美元規模的特別增資方案，使發展中國家整體的投票權從33.41%上升到39.48%。會議還決定世行進行總規模為584億美元的普遍增資，提高世行支持發展中國家減貧發展的財務能力。這次改革使中國在世行的投票權從目前的2.77%提高到4.42%，成為世界銀行第三大股東國，僅次於美國和日本。

[4]  “世界歷史”，黑格爾術語，是指一個建立在工商業基礎上開放和相互聯繫的世界。工業文明以前的歷史在他看來只是“歷史”，即處於“非歷史的、沒有開發的精神”階段的歷史，是“非歷史的歷史”。他以非洲為例說：“我們對於阿非利加洲正確認識的，乃是那個‘非歷史的、沒有開發的精神’，它還包含在單純自然的狀態之內，可是在這裡只能算做踏在世界歷史的門限上面” （參見［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世紀出版社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頁）。馬克思借用黑格爾術語將前者向後者的轉變稱為“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頁）。

[5] 筆者認為：“全球化”並非工業社會的專利。在此之前，人類歷史剛經歷過以四大文明古國為輻射源的農業全球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居於強勢地位的農業國家和民族最終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農業國家和民族，由此使自然農業生產方式在世界範圍居於優勢和主體地位，其中農業霸權國家依其高於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農業資源（土地、人口、技術等），在其創造的貢賦體系中吸吮其他弱勢國家的資源。其他民族也曾對這種農業全球化浪潮進行過和平或暴力的抵制，這種抵制也曾對世界形成巨大的衝擊，比如公元10世紀中亞游牧匈奴人對歐洲及大月氏人和13世紀游牧蒙古人對歐亞大陸農業民族及其王朝國家的衝擊，其結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這些非農業民族無一例外地被農業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參見張文木著：《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頁。關於“農業全球化”的討論，還可參閱彼德•A．考克萊尼斯(Peter A. Coclanis)：《來自過去的教訓？——歷史語境下的農業全球化》，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編：《現代化研究》第3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6] 恩格斯說：“在黑格爾那裡，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裡有雙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慾——貪慾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槓桿，關於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參閱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頁。關於黑格爾歷史“惡動力”思想參見《法哲學原理》第18節、139節以及《宗教哲學講演錄》第3部第2篇第3章。筆者理解，黑格爾“惡動力”是中國老子“反者道之動”的西式表述。

[7] ［德］馬克思：《印度起義》（1857年9月4日），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08頁。

[8] ［德］馬克思：《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頁。

[9]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單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頁。

[10] 毛澤東：“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頁。

[11] 毛澤東：《紀念孫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載《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頁。

[12] ［德］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888年單行本序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209頁。

[13]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頁。

[14] 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於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講話指出：“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參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頁。

[15] 1958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的《紅孩子》及其以“時刻準備着”為主題詞的電影歌曲風靡全國，歷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