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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交者: x-file 2016月05月07日00:38:47 于 [世界游戏论坛] 发送悄悄话 |
| 回 答: 120 由 x-file 于 2016-05-07 00:37: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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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谓主流的意识形态已经在改革中形成，主要是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仿佛他们才是真正的和“纯洁”的人道主义阶层的代表。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个人自我价值”，在文化领域里，他们对现代主义、技术统治盲目崇拜，极力鼓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的魅力，并在其真实和虚构的成就面前谄媚。
其代表说，我们已经建成的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现在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政治领导和进步知识分子的联盟”。但事实却是，当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们死于饥饿、流行病和帝国主义军事冒险的时候，他们却在为“制定动物权利保护法”而呼吁，他们赋予自然界以非凡的、超自然的理性。并断言，知识分子不具有社会的、而仅具有生物的特征，其基因由父母遗传给孩子。谁能对我解释，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正是那些所谓“左翼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历史。他们企图让我们相信在我国的历史中，除了错误就是犯罪，而即使是对过去和现在最伟大的成就，他们也保持缄默。他们声称他们完全掌握了历史的真相，他们用学术道德范畴中的标准来替代社会发展的社会政治标准。我很想知道，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必须使党和苏联政府的杰出领导离开岗位后受到侵害？是因为其在处理开拓历史事业中最复杂问题时，所犯的真实的和传说的错误？我们从哪儿来的热情去诋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荣誉和尊严？ “左翼自由主义者们”的另一个特点是公开的或隐蔽的世界主义倾向，也就是某种非民族的“国际主义”。我曾在某处读到过这样一件事：十月革命后，彼得格勒一些工厂主和商人们抱怨赤卫队对他们的镇压而请求托洛茨基“做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但托洛茨基却回答说自己“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一名国际主义者”，这使那些请愿者倍感困惑。在托洛茨基看来，和“国际性”相比，“民族”概念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强调十月革命中的“民族传统”，撰文指出“列宁的民族性”，并断言俄国人民“从未继承过任何文化遗产”，等等。但我们的回答只能使他们尴尬：正是俄国无产阶级，那些被托洛茨基主义者轻视为“落后而愚昧”的人，用列宁的话来讲，他们完成了“俄国的三大革命”，正是斯拉夫人民站在人类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贡献。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只是保证讲出完整的历史真相。当学生们问起我，为什么数千个在非黑土地上的和西伯利亚的村庄被废弃时，我的回答是：就像大量的俄罗斯民族文化遗存不可避免地消失了一样，这是我们为胜利和战后的国家经济重建而付出的巨大代价的一部分。而且我相信：就像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自豪感，稍微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就会变质一样，任何贬低思想工作的重要性，都会导致对国防和爱国意识的和平主义的侵蚀。 还有这些事情使我担忧：那些背离社会主义的“拒绝主义”的行动，现在正和激进的世界主义建立联系。不幸的是，只有当它的信徒们令人生厌地出现在斯莫尔尼官或者在克里姆林官前以他们的暴行侮辱我们时，我们才能意识到。此外，我们还日益习惯于将有目的的移民视作某种大多是无害的“居住地”的变化，而非那些曾经靠我们国家的基金大学毕业以致完成研究生学业的人对阶级或国家的背叛。一般而言，一些人倾向于将“拒绝主义者”视作某种“民主”和“人权”的证明，他们的才华被“僵死的社会主义”所埋没。好吧，如果在“自由世界”里，其沸腾的事业和“才华”并不被欣赏，情报机构并不感兴趣其交易良心的话，他们还能回来吗？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关于在一定阶段的整个民族的所谓“反革命的历史”，要视其在具体历史中的作用而定。我想强调的是，不是阶级也不是阶层，正是民族，在阶级观点的基础上，不必隐藏自己鲜明的民族特征，包括俄罗斯、波兰以及属于自己民族的特征。科学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创始人仿佛在提醒我们，在苏维埃人民兄弟般的友谊中，每一个民族的人民都应该“始终保护荣誉”，不要让自己产生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情绪。每一个民族的自豪感和民族尊严，都应该有机地融入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际主义。 如果“新自由主义”向西看时，其他所谓“替代塔”的支持者们，用普罗哈诺夫的话来讲，那些“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者们”，正努力“通过复辟来推翻社会主义”，或者换言之，回到社会主义之前的俄国社会制度中去。而“农民社会主义”的代言人们对这种愿景痴迷备至。在他们看来，形成于数个世纪雾霾中的农村公社的道德价值，在一百年前已经沦丧了。当然，那些“传统主义者们”宣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揭露堕落、为了合理解决生态问题、为了与酗酒做斗争、为了保护历史遗产、为了与大众文化中被“正确地”视为消费主义的情绪而抗争。同时，“农村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表明，他们对十月革命在祖国命运中的重要性并不理解，他们片面地将集体化运动视为“对农民的可怕的暴政”，不加批判地接受神秘主义的俄国宗教哲学和我们的历史科学中古老的沙皇帝制，不愿看见革命后对农民阶层的划分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 比如，当涉及到农村的阶级斗争时，关注点往往是“农村的特派员从后面枪毙了中农”。当然，在一个幅员辽阔国家的革命高潮中，有各式各样的特派员。但基本情况是，那些在人们背上刻五角星或者是将人活活烧死的特派员都被枪毙了。那些“攻击阶级”所付出代价的，不仅是特派员、契卡人员、农村布尔什维克、贫农委员会成员，而且还有第一批拖拉机能手、农村通讯员、青年女教师、农村共青团员和成千上万为了社会主义而牺牲生命的无名战士。 由于各种“新自由主义”和“新斯拉夫主义”非正式组织的出现，青年的教育工作变得十分复杂。有时他们跟从那些极端分子的教唆。最近，这些绝不是基于社会主义多元化的非正式组织，正在进行政治化。这些组织的头头们常常谈论以“议会制”为基础的“分权”、“自由贸易联盟”、“独立出版社”等话题。这一切都表明当前我国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领域并由此扩及到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实践的一切方面的改革是否需要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 以这样的社会历史观看，衍生的关键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精神发展中的作用问题。顺便说一下，这个问题尖锐起来还是在1917年底，考茨基在他的小册子之一中说，十月革命后，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精神领域自发无序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并不等于就是铁的计划和纪律。这是为孟什维克的胜利而欢呼，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思想唱赞歌。但是，这在列宁和他的同事那里遭到了坚决的回击，他们说，“首要的制高点”就是科学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我觉得，在今天，尤其尖锐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地位问题。那些伪装成道德和精神“净化”的追求时髦的文章作者们，模糊了社会意识形态、公开性和鼓励非社会主义的多元化之间的界限，而正是这条界限规定了我们在大众思想领域进行改革的底线。我想再次强调，就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正是要在精神领域首先采取行动，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同志们，原则是无论以何种理由都不能放弃的。”这就是我们正在坚守的、未来也将继续坚守的原则。原则不是赠送给我们的礼物，而是在祖国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我们曾经所捍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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