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當年長期主管意識形態工作。“巧合”的是，剛剛為布哈林平反的蘇共在2月中旬召開了中央全會，全會的議題由原定計劃的教育問題擴展至整個意識形態問題。擴展的原因是，前不久，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出版了。領袖既然出了書，蘇共在新一階段的意識形態工作也就被定了調。同志們該好好學習了，不然怎麼領會領袖精神？
1987年底至1988年初，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在蘇聯大賣。蘇聯人捧着領袖著作的同時，卻沒有發現蘇聯經濟狀況有太大起色。在高層，戈爾巴喬夫出書的行為造成了猜忌與分裂。很多人不理解，戈爾巴喬夫為什麼公然違反黨的紀律，未經政治局集體討論，自行出書給外國出版社。這種獨裁的苗頭讓大家疑心重重。
雅科夫列夫在出書的過程中出謀劃策最多，憑着與領袖的關係儼然成為領袖的代言人，高人一等。1987年底至1988年初，雅科夫列夫經常不請假就無故缺席中央書記處會議。主持書記處工作的利加喬夫每每打電話詢問，雅科夫列夫都會推說在辦理戈爾巴喬夫交代的任務，弄得利加喬夫不敢細問。
自1987年6月雅科夫列夫晉升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政治局委員後，蘇聯媒體掀起了從未有過的輿論浪潮，不斷揭露蘇共歷史陰暗面，尤其是斯大林時期的陰暗面，越來越多的蘇聯民眾開始質疑本國歷史和蘇共的執政合法性。在現時生活中，人民生活並未因1987年6月啟動的經濟改革而受益，市面商品供應依舊緊張。在外交領域，蘇聯在裁軍問題作出一系列重大讓步，並沒有換來多少西方的經濟援助，得到的卻是西方政界和知識界對蘇聯制度的指責。在這種國際形勢下，蘇聯國內各少數民族加盟國的民族主義運動有恃無恐，從地下秘密狀態走向了公開化。
蘇聯這幢大廈在1988年開始搖晃起來，越來越多的政治局委員要求戈爾巴喬夫控制改革節奏。首先站出來的是第二書記利加喬夫，早在1987年10月，他就建議政治局主動評價歷史問題，防止社會輿論朝抹黑蘇共的方向發展。到了1988年初，總理雷日科夫、監察委員會主席索洛緬采夫、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和國防部長亞佐夫紛紛附和利加喬夫，在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利加喬夫關於要求評價歷史、加強教育的建議。
眼瞅着總理、紀委、克格勃、軍隊的領導人在意識形態問題上都站在利加喬夫一邊，戈爾巴喬夫不得不對利加喬夫作出讓步。1988年2月17日至18日，蘇共按原定計劃召開了以教育工作為主題的中央全會。會上，戈爾巴喬夫作主題報告《使革命化的改革具有革新思想》，利加喬夫作副報告《關於中學和高等學校改革進程和黨在實施改革方面的任務》。無論是主題報告還是副報告，都是以反對全盤否定蘇共和蘇聯歷史為中心思想。此外，會議免去了葉利欽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
1987年六月全會結束以來，經濟改革把改革氛圍傳送到了意識形態領域，蘇聯輿論揭批歷史問題的節奏一直在加速，直到平反布哈林一案，仿佛把重新評價歷史問題的汽車猛踩了一腳油門，而1988年2月的蘇共中央意識形態全會則像一次收緊輿論的剎車。作為自由激進派代表的葉利欽在這次全會上被免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利加喬夫無疑在這次全會上再次鞏固了二號人物的權威。
利加喬夫的這種權威是戈爾巴喬夫無法接受的，尤其是紀委、軍隊、克格勃和經濟部門站在利加喬夫一邊，反對領袖的代言人雅科夫列夫。這種局面對戈爾巴喬夫來說無異於權力危機。僅僅不到一個月，戈爾巴喬夫就利用一篇文章翻轉了局面。
2月20日，二月全會結束後第三天，外高加索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簡稱納卡）地區出事了。

納卡地區在蘇聯行政區劃中屬於阿塞拜疆加盟國。無論在帝俄時期還是蘇聯時期，該地居民構成始終以亞美尼亞族為主，所占比例徘徊於3/4左右。十月革命後，蘇俄政府與同盟國單獨媾和，在《布列斯特條約》中將亞美尼亞領土割讓給奧斯曼土耳其。1918年5月，亞美尼亞民族主義者宣布獨立，成立了包括納卡地區在內的亞美尼亞共和國。亞美尼亞蘇維埃政權成立後，納卡地區繼續隸屬亞美尼亞蘇維埃共和國。
蘇俄內戰期間，布爾什維克在土耳其的支持下，先後擊敗外高加索各民族獨立勢力。列寧為搞好與土耳其和伊朗兩個穆斯林鄰國的關係，在外高加索地區施行的政策特別照顧信仰伊斯蘭教的阿塞拜疆民族。1923年，列寧病休，主管蘇聯民族事務的斯大林繼續執行列寧的這一政策。 
1923年7月，斯大林強令亞美尼亞蘇維埃共和國將納卡地區轉隸阿塞拜疆蘇維埃共和國，在納卡地區建立“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州”，使當地亞美尼亞人民在阿塞拜疆共和國境內享有少數民族自治的權利。
也不知道斯大林內心的真實想法是什麼，居然會作出一個這樣的決定。反正亞美尼亞黨組織和亞美尼亞民眾一直心存不滿。後來，斯大林成為黨內獨一無二的領袖，發起一輪又一輪的大清洗，大量亞美尼亞黨員幹部在大清洗中被扣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帽子，慘遭政治迫害。斯大林死後，尤其是蘇共二十大以後，一代又一代的亞美尼亞人向莫斯科請願，要求將納卡自治州重新劃入亞美尼亞，全都被莫斯科束之高閣。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亞美尼亞人再次燃起了希望，向新領袖提出了多年夙願。1987年8月，納卡自治州7.5萬名亞美尼亞人聯名寫下請願書，呈遞戈爾巴喬夫，要求回歸亞美尼亞。這份請願書被戈爾巴喬夫果斷忽略。1987年7、8月間，韃靼人和波羅的海三民族也發起了表達本民族訴求的運動，同樣被戈爾巴喬夫果斷忽略。
人民以為戈爾巴喬夫是開明君主，沒有看清他知識分子外表下的權力鬥爭手段。在獨裁者看來，從來只有賞賜給人民的“權利”，哪有人民想要什麼就給什麼的“權利”？若是給了，君王的威信往哪裡擺？又如何震懾臣民？
戈爾巴喬夫裝糊塗，亞美尼亞人可不是好糊弄的。1988年2月13日，納卡自治州發生大規模遊行示威，要求回歸亞美尼亞。對此，戈爾巴喬夫繼續裝糊塗，蘇共中央也跟着裝糊塗，權且把這件事作為地方事件。在2月17日至18日的中央全會上，納卡問題沒有提上議事日程。
2月19日，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發生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聲援納卡自治州的回歸訴求。2月20日，眼瞅着中央不搭理自己，納卡自治州蘇維埃代表投票通過決議，要求回歸亞美尼亞，並致信蘇聯最高蘇維埃、亞美尼亞最高蘇維埃和阿塞拜疆最高蘇維埃，聲明自己的決定。
事情鬧到這個地步，領袖再不有所反應是不行了。2月21日，戈爾巴喬夫召集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不介入，在維持現有疆界的前提下，由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自己協商解決，另派利加喬夫和主管組織工作的中央書記拉祖莫夫斯基去阿塞拜疆，派雅科夫列夫和主管重工業的中央書記多爾基赫去亞美尼亞，兩頭做工作，爭取解決問題。
對納卡問題的處置展現出戈爾巴喬夫處置民族問題的全新方式——領袖不出面表態、不說明解決問題的方案，把政治局委員派到當地“根據實際情況變化”解決問題。這樣，就可以自己不擔責任，出了事還可以把罵名推給別人。事情平息了，功勞就可以歸自己，錯誤歸他人。畢竟，處置過程中出現的得罪人的事情，他從未下令。
再後來，戈爾巴喬夫又加了一條處置手段，派軍警到現場，既不允許使用武器，又不禁止使用武器，出了事再讓軍隊背黑鍋。身為國家領導人、三軍最高統帥和執政黨領袖，不敢為自己的祖國和人民承擔責任，不敢為自己的政黨承擔責任，不敢為自己的士兵承擔責任。一旦你陷入危機，你的黨、你的人民和你的軍隊就不會對你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