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上回書說道，戈爾巴喬夫在1987年從組織人事、經濟、軍隊、外交、意識形態等多方面加強自己的領袖權威，通過編寫《改革與新思維》，總結自己兩年多來的政績，把自己打造成最合格的列寧接班人。鑑於列寧的真實歷史形象在中國十分模糊，帖子轉向十月革命和蘇聯建國的真相，敘述了列寧在革命和建國過程中的行為產生的負面效應。
戈爾巴喬夫把自己樹立成列寧的接班人，等於自己挖坑往下跳。只要今後有人把歷史真相揭露出來，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列寧，戈爾巴喬夫就會跟着倒霉。出書以後的戈爾巴喬夫依舊自我感覺良好，推動着民主化和公開性。在戈爾巴喬夫的主導下，1988年2月初，蘇聯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布哈林被平反，二是戈爾巴喬夫正式宣布從阿富汗撤軍。
1988年2月4日，蘇聯最高法院宣布撤銷對布哈林等人“反黨集團”的指控，宣布布哈林無罪。布哈林被平反揭開了戈爾巴喬夫大規模平反斯大林時期一系列重大冤假錯案的序幕。大家可能會問，布哈林何許人也？戈爾巴喬夫為什麼第一個要平反他的冤案？這其中，牽涉到布哈林與列寧的親密關係，也牽涉到布哈林的政治觀點與戈爾巴喬夫改革意圖的密切聯繫。
布哈林全名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布哈林，1888年出生於莫斯科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06年，俄國1905年革命失敗，革命形勢陷入低潮，年僅18歲的布哈林毅然加入社會民主工黨，成為該黨在莫斯科的一名普通宣傳員。1907年，布哈林考入莫斯科大學的法律系，成為後來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嫡系師兄”。大學期間，布哈林繼續從事革命運動，於1910年被捕，流放帝俄北極地區的奧涅加。
1911年，布哈林逃離流放地，流亡德國，1912年繼續流亡奧匈帝國，在那裡結識列寧。列寧看重其學歷和才華，建議他為《真理報》等黨報撰稿。此後，布哈林一邊為黨寫作，一邊在維也納大學旁聽學習政治經濟學，同時考察國際工人運動。1913年，布哈林在維也納結識斯大林，協助文化水平較低的斯大林撰寫其成名作——《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1914年，布哈林被奧匈帝國驅逐至瑞士，1915年又流亡瑞典、挪威和丹麥等國，最終於1916年流亡美國。在輾轉多個國家的多年流亡生活中，布哈林堅持進入各國圖書館和大學研究各國政治經濟，產生了許多對帝國主義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的獨到見解，寫下了大量文章，很受列寧重視。列寧對帝國主義的研究晚於布哈林，其著作吸收了不少布哈林的研究成果。
在那幾年的革命工作中，布哈林對列寧從不盲從。列寧主張以各民族自決推動無產階級革命，布哈林則認為，可以在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解決民族問題。從後來的蘇聯歷史發展來看，布哈林的觀點顯然更正確，更符合俄國國情。此外，列寧在二月革命前認為革命要分兩步走，先進行民主革命，再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布哈林早在一戰期間就認為，可以直接進行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直到二月革命後，列寧才改變自己的看法，採納布哈林的觀點，發表了流傳後世的《四月提綱》。
二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流亡在外的領導人陸續回國。與大部分領導人聚集彼得格勒不同，布哈林回國後一直在莫斯科工作。1917年8月，在布爾什維克的六大上，年僅29歲的布哈林和同年39歲的斯大林同時當選中央委員。十月革命前夕，彼得格勒形勢勝利在望，布哈林獨當一面，成為莫斯科起義領導機關的核心成員。革命勝利後，布哈林被調往彼得格勒，成為全黨意識形態工作領導人，直至1929年被斯大林罷黜。
1917年底至1918年初，布哈林干出了一生中最忤逆列寧的事——反對與德國進行喪權辱國的議和，堅決要求抵抗到底，不割地不賠款。直到和議達成的最後一刻，布哈林都在動員同志們反對列寧的觀點。這件事成為了他的“政治污點”，也成為日後被打倒的“重大歷史問題”之一。
列寧在世時，從未和布哈林計較過這件事，反而對相對年輕的布哈林讚賞有加、寄予厚望。列寧在其遺囑《給代表大會的信》中評論了包括斯大林和布哈林等六位同事，對布哈林的綜合評價最高，對斯大林的綜合評價最低。不過，布哈林從未借列寧遺囑擴大自己的權力。列寧死後，布哈林真誠地捍衛列寧生前定下的“新經濟政策”，與領導層其他持“大躍進”觀點的同事展開了堅決鬥爭。

早在1922年至1924年列寧病休期間，以托洛茨基為一方，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為另一方的俄共（布）高層權力鬥爭就已進入白熱化狀態。當時，加米涅夫的主要支持力量在莫斯科，季諾維也夫的主要支持力量在彼得格勒，斯大林的主要支持力量在組織部，托洛茨基的主要支持力量在軍隊。在他們之外，排名第五的權力候選人便是布哈林，布哈林的主要支持力量在意識形態部門。
托洛茨基從不掩飾對新經濟政策的牴觸，要求採取計劃經濟並加快工業化。列寧病休之前以禁止派別活動來加強黨內團結，托洛茨基卻要求“加強民主”。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等“政治局多數派”據此攻擊托洛茨基違背列寧政策。布哈林真心擁護列寧的政策，站在多數派一邊，利用自己的筆桿子優勢攻擊托洛茨基。
儘管托洛茨基與領袖政見不同，列寧在生命的最後一年裡，為維護領導層的團結，一直不贊成黨內對托洛茨基的攻擊。列寧逝世僅一年後，托洛茨基在1925年1月被削除兵權，改任閒職。斯大林成為名副其實的領袖。
1925年，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眼瞅着自己的努力為斯大林掌權作了嫁衣，便聯合托洛茨基成立“新反對派”，反對斯大林提出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要求繼續推動世界革命；廢除國家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實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在此基礎上，三人一致認為要取消斯大林的領袖地位，防止其走向獨裁。斯大林一時陷入權力鬥爭的最危急時刻。
就在這時，布哈林從當時的蘇聯國情出發，贊成斯大林的觀點。他認為，蘇聯國力不足以輸出革命，只能首先建設本國；新經濟政策是恢復甦聯經濟的正道，計劃經濟會使經濟畸形發展。這一次，他再度利用自己在黨內獨一無二的筆桿子優勢，幫助斯大林與“新反對派”論戰，號召全黨擁護領袖。在布哈林的幫助下，斯大林取得完全勝利。1926年至1927年，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先後被解除職務，退出中央領導層。
在列寧生前死後的一系列權力鬥爭中，布哈林只看到了政見之爭，沒有看到權力之爭。他不明白，為什麼這些列寧青睞的同事們都要反對新經濟政策去搞計劃經濟，為什麼都那麼熱衷世界革命。
他不明白，只有施行計劃經濟才能迅速集中全國的資源創造經濟成果，為新領導人立竿見影地打造政績。他不明白，只有繼續推動世界革命，擴大革命輸出，才能迎合俄羅斯泛斯拉夫主義傳統，滿足俄國人的虛榮心，建立領袖在國民中的巨大威望。
他只知道，強制推行快速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是飲鴆止渴，得一時而失長遠。他只知道，不顧孱弱國力和人民疾苦，一味發起世界革命，會使蘇聯增重負擔，更會加深西方對蘇聯的敵視，繼續惡化蘇聯的國際環境。
1928年，斯大林終於撕下了自己的偽裝，提出了比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更為激進的工業化方針和農業集體化方針，並通過共產國際發起了新一輪的世界革命運動。布哈林再一次站出來捍衛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堅持列寧的農業合作社構想，堅持保護蘇聯業已形成的商品經濟，反對斯大林的“階級鬥爭尖銳化”理論。然而，所有反對斯大林的政治力量都被打倒了，布哈林孤掌難鳴，獨木難支，開始滑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1929年，布哈林被解除政治局委員職務，退出領導層。1934年，布哈林被降為中央候補委員，1936年，布哈林被內務部指責為“反蘇地下組織”的首犯，同時被解除《消息報》主編職務。1937年2月16日，布哈林開始絕食抗議。悲哀的是，他的絕食行為成為新的反黨罪行。布哈林自知大限將至，向妻子口述了遺囑——《至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駁斥了內務部的污衊，回顧了自己的革命經歷，表達了要求平反的強烈願望。時隔不久，布哈林和他的“黨羽”被下獄。1938年3月15日，布哈林被處決。
整整50年後，布哈林案終於被平反。在斯大林時代的眾多歷史冤案中，布哈林案不是時間最早的，也不是規模最大的。戈爾巴喬夫率先平反布哈林案，有其深邃的政治昭示意圖。戈爾巴喬夫上台以來一直自詡為最正宗的列寧接班人，在蘇共歷史上，布哈林是眾所周知的最擁護列寧政策的領導人。通過平反布哈林，可以喚起人們對列寧、對列寧政策的回憶。
難能可貴的是，布哈林在1918年3月那個黑暗的日子裡，沒有“賣國罪行”。平反布哈林不容易引起民族主義者的非議；在眾多與斯大林有矛盾的布爾什維克早期領導人中，布哈林與斯大林的對抗最少，鬥爭激烈程度最弱。平反布哈林可以照顧斯大林主義者的感受；布哈林的理論水平在黨內早期屬於佼佼者，符合戈爾巴喬夫的知識分子形象。平反布哈林可以讓人民更加接受戈爾巴喬夫；布哈林最擁護新經濟政策和農業合作社構想，最重視市場經濟規律。平反布哈林可以為戈爾巴喬夫下一步的市場經濟改革奠定道義和理論基礎；布哈林最熱衷集中精力搞好本國建設，不贊成罔顧國力發起世界革命。平反布哈林可以為戈爾巴喬夫日後實行“外交戰略收縮”營造輿論。
綜上所述，戈爾巴喬夫首先為布哈林平反，對他推行自己新的內外方針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