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罗米柯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的消息不仅在苏联国内出人意料，连美国人也不敢相信，和美国政府从二战开始唇枪舌剑、吵了42年的“不先生”就这样退居二线了。葛罗米柯自1943年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以来，历任外交部副部长、部长，经历了九任美国总统，14任美国国务卿，给美国人留下了无比强硬的个性印象。
“敌人”对他的印象且放一边。客观地说，葛罗米柯是斯大林体制培养出来的人，有那个时代苏联外交人员的典型特征。关于他，我们不妨听听他十分欣赏又十分忌惮、打压多年的老部下多勃雷宁的说话。
多勃雷宁给葛罗米柯当过几个月的秘书，后来，又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当了2年美国司司长和23年的驻美国大使，对葛罗米柯比较了解。苏联解体后，多勃雷宁写了回忆录《信赖》，在1985年的章节中，他写道：
“就我个人的长期经验而言，我能证明在他那严厉而冷峻的外表背后藏着一颗善良的心。他待人诚恳、工作勤奋，表现出了高超的专业能力。尽管他有各种缺点，但还是赢得了他的同事和外国对手门的尊敬。就他个人而言，葛罗米柯证明了他所处时代的政策的正确性，并在执行中表现了少有的坚韧、天才和技巧。他最优先的目标就是捍卫他认为是国家利益的东西，而首当其冲的是捍卫我们在那场打败纳粹德国的残酷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作为斯大林的门徒，虽然他是一个诚实而正派的人，但他不太重视外交政策中如人权这样的伦理问题。他不相信这样的抽象命题在政策上或在影响早日与西方达成基本协议的可能性上会成为重要因素。”
“他在谈判中不屈不挠而又呆板的作风具有传奇性。即使手中有经政治局批准的让步方案，他也得等到他的对手要中止谈判离席而去时才妥协。有时他的这一做法实在过分，以至于太缺乏灵活性，使其在最后的分析中来不及表示他的决心而造成谈判失败。他在与基辛格和万斯谈判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时平空失去了几次达成协议的机会。尽管如此，在政治局中，葛罗米柯不管是在常规武器或是核军备方面都是裁军谈判的主要发起者。”
“葛罗米柯并未支持过不必要的和危险的对抗，特别是与美国的对抗，他与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威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出色的苏联冷战斗士，特别是在他认为我们的利益遭受到威胁时。他是对党负责的党员，忠实捍卫共产主义思想，并相信其最终会取得胜利。所有这些都深深地扎根在他的思想里和行动的准则中。然而，当世界的新发展和迅速变革要求新的认识时，他逐渐变成了他多年负责的苏联外交的障碍。他后来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在内心深处十分痛苦，但他知道他已经无法改变自己了。”
苏联有老部下在老领导逝世或下台后将其鞭挞抨击的传统，诸如赫鲁晓夫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于勃列日涅夫。多勃雷宁能够这样“一分为二”地评价老领导葛罗米柯，已是十分难得。尽管，老领导把他摁在一个位置上干了23年，都没有提拔他。
葛罗米柯的时代远去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将走向何方？接下来就要看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了。据戈尔巴乔夫回忆，1985年6月底，也就是葛罗米柯被免去外长职务前夕，他与葛罗米柯进行了一场关于继任者的谈话：
“他打算从外交人员中选拔人担任这一职务，介绍了科尔尼延科（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情况，提到当时的驻法大使沃龙佐夫随即又自己否定了。他也提到了多勃雷宁，尽管他并不赏识其人，显然他明白，此人在许多方面并不比他逊色，相反，也许还要胜过他。当我问葛罗米柯‘您觉得谢瓦尔德纳泽怎么样’的时候，他最初的反应几乎是大吃一惊，似乎谁都可以，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人。不过短短数秒钟之内他便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开始议论起来，反复斟酌‘赞成还是反对’。‘我看出来了，您不想要谢瓦尔德纳泽，’我说，‘没关系，咱们想想看谁更合适。’当即听见他说：‘不不，我知道，这是您经过慎重考虑的意见’。”
就这样，谢瓦尔德纳泽被选去接手葛罗米柯的职务。

苏共中央七月全会和7月2日的最高苏维埃会议结束后，戈尔巴乔夫继续在国内视察。7月10日，戈尔巴乔夫抵达明斯克，召集白俄罗斯军区高级将领训话，称“不要指望会增加资源”。7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明斯克召见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宣讲四月全会精神，为改革呐喊。在白俄罗斯这个苏联第三大的加盟共和国，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针再次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支持。
戈尔巴乔夫回忆道，“最初的这几次出行表明，只靠宣传鼓动部们或我的战友们去解释改革政策是不行的。无论时间多么难于安排，也应当继续直接同人民群众交往，亲眼去看看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大小官员处于一种什么状态。我并未浪费时间，立即着手准备前往东西伯利亚。”
在继续新的国内视察之前，戈尔巴乔夫继续推动了苏联的“外交新思维”。1985年7月31日至8月1日，是美苏等国签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十周年的纪念日，签约各国纷纷派出外长到赫尔辛基举行纪念活动。新上任的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邀请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陪同前往。
7月29日，戈尔巴乔夫突然对外宣布，从1985年8月6日开始，苏联停止核试验。这一消息让西方国家有些措手不及。谢瓦尔德纳泽第一次登上国际外交舞台，领袖的表态有利于他在国际交流中争取有利地位，毕竟，手头有了“干货”。谁曾想，美国人依然没给他好脸色。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赫尔辛基发表了关于苏联人权问题的谈话，令谢瓦尔德纳泽很难接受。
根据多勃雷宁的回忆，“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没能在造成两国分歧的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但会谈气氛显然比类似与葛罗米柯的会晤要友好得多。谢瓦尔德纳泽欣赏舒尔茨的专业水平和与他的个人关系。”
根据谢瓦尔德纳泽的秘书马马拉则的日记显示，谢瓦尔德纳泽在与各国外长（包括美国国务卿）的会晤中，始终保持着微笑。即使是面对不友好的美国国务卿的舒尔茨，谢瓦尔德纳泽也是谈吐幽默，令人耳目一新。
在会谈刚开始时，针对舒尔茨提出的人权问题，谢瓦尔德纳泽说道：“您为什么把人权问题放在第三等的次要位置？好，让我们每一次会晤先从讨论人权问题开始。”
而在会谈即将结束时，谢瓦尔德纳泽谦虚地表达自己没有外交工作经验，意味深长地说：“在你们一方，舒尔茨先生，有经验，而在我们一方有真理。”
尽管两国外长在赫尔辛基的会谈毫无进展，但是谢瓦尔德纳泽的善意姿态和早前戈尔巴乔夫宣布禁止新的核试验让美国政府看到了苏联政府追求世界和平和改善与美国外交关系的诚意。多勃雷宁回到美国后，继续和美国政要沟通，力求尽快就即将在1985年11月举行的最高级首脑会谈的各项准备工作达成一致。
布置好外交工作之后，戈尔巴乔夫带着多尔吉赫、叶利钦、巴伊巴科夫、天然气工业部长切尔诺梅尔金等人前往西伯利亚，视察当地的油气田生产和居民生活。“9月4日…抵达秋明州。考察从石油首府下瓦尔托夫斯克开始。随后直达位于北极圈附近的乌连戈伊，那里正在开展天然气开采和输送的大规模工作。在苏尔古特，还去了电站和小区的建筑工地。”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出现的这些地方，都是苏联的石油、天然气生产中心，它们普遍的特征是人民生活水平极端落后，生活环境极端恶劣。生态破坏、资源浪费和生产落后的问题遍布各地。据戈尔巴乔夫回忆，“石油的深加工程度在这里仅为58％，而世界水平将近80％。”
带着一肚子烦恼，戈尔巴乔夫离开了西伯利亚，又去往哈萨克共和国视察。哈萨克共和国既是苏联一个重要的粮食产业基地，又是一个重要的国防工业基地，还是勃列日涅夫当年亲自领导过的共和国。1985年在此掌权的是政治局委员、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不久，戈尔巴乔夫将免去他的职务，从而拉开苏联民族问题大爆发的序幕。

西伯利亚和哈萨克之行给戈尔巴乔夫制造了深刻的危机感，考察西伯利亚的石油天然气工业基地的生产生活情况和哈萨克的农业与军事工业期间，戈尔巴乔夫“与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乌拉尔的代表们商讨如何实现粮食纲要的问题。这个纲要已经通过三年，农产品产量全面增加，亏损企业减少，农民开始得到更多的机械，修建了更多的道路和住宅，可是粮食供应情况实际上却并未改善。出路在何处?此事还得取决于经济的总体状况。当务之急则是必须确定一个民用部门与军用部门的合理比例。”
从哈萨克返回莫斯科后，戈尔巴乔夫决定整顿国民经济，更换部长会议主席。1985年9月，戈尔巴乔夫召见吉洪诺夫谈话，希望他主动退休。吉洪诺夫表示准备“在很有意义的新形势下再工作一段时间”。戈尔巴乔夫“客客气气地驳回了这个建议，主要强调未来的改革十分艰难，必须照顾为国家效力多年的老同志们的身体，使他明白应当退休养老了”。
1985年9月27日，戈尔巴乔夫宣布了吉洪诺夫的退休申请，任命自己的老战友、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兼中央经济部部长雷日科夫继任。对雷日科夫来说，这是他一生最贵重又最沉重的生日礼物，根据他本人回忆，“次日, 报纸刊发了由葛罗米柯签发的对我的任命。这是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28 日, 我恰好满56 岁。”
在当时的苏联高层，很多人认为政治局委员、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沃罗特尼科夫是安德罗波夫生前选定的新部长会议主席人选。安德罗波夫亲自任命他担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在一年之内先后推荐他由中央委员晋升政治局候补委员，再晋升政治局委员，可谓破格提拔加火箭提拔。
沃罗特尼科夫有三个优点，一是年轻。沃罗特尼科夫当上中央委员时45岁，当上政治局委员时57岁，1985年才59岁，在当时的政治局中属于年轻干部；二是工作履历全面。他是搞国防工业出生的干部，当过四年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主持过全局性的经济工作，当过三年苏联驻古巴大使，有外交和国际共运方面的丰富经验，当了一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后，又当了两年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三是善于应付复杂局面。阿富汗战争头几年，他在古巴作为勃列日涅夫与卡斯特罗的联络人，多次成功营造“外交和平攻势”，后来，又在巨贪梅杜诺夫为祸十年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迅速稳定人心、扭转局面。
相比之下，雷日科夫仅属于经济领域的“专才”，履历太单一。沃罗特尼科夫丰富而全面的工作经历不仅远超雷日科夫，还胜过了戈尔巴乔夫。此外，就私人关系来说，雷日科夫早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就和戈尔巴乔夫并肩战斗，在安德罗波夫的指示下辅佐戈尔巴乔夫探索经济改革之路。尽管雷日科夫在1985年夏季那几个月坚决反对“反酗酒运动”，但这时的戈尔巴乔夫显然把这一分歧作为同志间的内部矛盾处理。他俩和利加乔夫等人依然团结在改革的大旗下前行。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也不否认自己“公私兼顾”：“沃罗特尼科夫在担任俄罗斯联邦政府首脑职务时表现不错，具有领导工作多方面的丰富经验。他处理问题时善于斟酌权衡各种意见，有一种深思熟虑、不动声色的风度。但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没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所以政府首脑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事实说明需要让沃罗特尼科夫留任原职。雷日科夫得以中选当然不仅是由于这个原因。早在安德罗波夫在位时我便同他进行过富有成效的合作，我们看待经济形势的观点和极需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的想法，在许多地方都很接近。我们的政治立场也不谋而合…雷日科夫是我改革事业中最初的战友，当时我们步调一致地共同行动，所以无论后来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都会为这份友情对他一直心怀感激。”
雷日科夫走马上任后，开始大刀阔斧的搞改革。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的改革思路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路逐渐分道扬镳，直至两人在1991年1月彻底反目。

1985年9月27日这一天，戈尔巴乔夫不仅任命了雷日科夫担任新的部长会议主席，还发起了新的外交和平攻势。他通过外交部向美国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削减苏联一半的远程核导弹（可以打到美国的），换取美国停止“星球大战计划”；二是建议与美国就欧洲中程导弹问题进行谈判，并表示苏联愿意首先限制本国SS-20导弹的生产和部署。除了两项建议之外，戈尔巴乔夫还宣布“欧洲有权等待美国作出友善的反应”。
戈尔巴乔夫的如意算盘是：主动对西方释放善意，以自己的妥协将美国逼入被动的境地，顺带挑拨美国与其西欧盟国的关系。新领袖对敌人阵营的矛盾看的很清楚，他决定从与美国关系相对疏远的法国入手。10月2日至5日，戈尔巴乔夫对法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 
在该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戈尔巴乔夫继续煽动欧洲的“独立”，他说：“我们和你们生活在这个欧洲…无论怎么说，欧洲人并不欠缺智慧…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家园，虽然在出入这个家园时，有人走这个门，有人走那个门。我们在这个家园里必须合作，必须建立交流。”
在与法国总统密特朗的会谈中，戈尔巴乔夫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总统说：“为什么不能设想可以逐步地走上一条更为广袤的欧洲政策之路呢?”
戈尔巴乔夫的裁军呼吁和法国之行使他和苏联在国际社会占据了有利地位，国际舆论看到戈尔巴乔夫即将作出苏联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让步，普遍予以好评。相反，美国政府陷入被动，进退两难——让步吧，等于做了苏联的应声虫，不让步吧，又背上了破坏和平的名声。难呐！
10月4日，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政府不会对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作出反应。10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宣布美国政府不会和苏联谈判战略武器防御计划。面对美国政府的冷脸，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拜访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打探美国政府的真实意图，后者表示“对此不予公开评论”。
美国政府表面的冷漠之下，是高层政治人物的普遍焦虑。他们一致认为，苏联的新领导人不简单，非常擅长煽动和掌控国际舆论，面对这位新对手，美国政府必须尽快想好应对措施。由于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把话说的很满，最后只好由副总统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小布什总统的父亲）出场。
10月9日，布什副总统找到多勃雷宁，进行了一次坦率的谈话，表达了改善与苏联关系和与戈尔巴乔夫建立私人关系的良好愿望。10月10日，国务卿舒尔茨告知多勃雷宁，愿意在近期访问莫斯科，为即将在11月举行的最高级首脑会谈做一些沟通和准备工作。
11月4日，舒尔茨访问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展开会谈。他以谈哲学的风格向戈尔巴乔夫说了一大堆外交原则性的话，极力避开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一系列裁军话题。在谈话即将结束时，又老生常谈苏联人权问题，同样被戈尔巴乔夫巧妙地回避了。
舒尔茨回国后，向里根总统做了汇报。里根总统还是不甘心在戈尔巴乔夫出人预料的外交手腕面前退让，而且，已经74岁的里根没有精力和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去纠缠国际外交的具体细节问题。里根总统甚至反对与戈尔巴乔夫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以防被能说会道的戈尔巴乔夫抢去风头。总统的同事和幕僚们建议总统只和对方谈原则性的问题。
对于11月即将举行的最高级首脑会谈，美国领导层比较慌，苏联领导层也好不到哪去。苏联人对这位强硬反苏，动辄言论攻击苏联的美国总统心里没底，担心对方会将会谈演变成争吵。多勃雷宁收到国内准备的会谈备忘录后发现，“它一开始就承认不能期望以达成协议来解决苏美之间的主要分歧”。
双方就这样共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迎来了1979年以来停滞六年的最高级首脑会谈。11月18日，两国首脑会谈在日内瓦如期举行。出人意料地是，两国首脑的每次闭门会谈都超过了原定时间表。双方随行人员普遍猜测，俩领袖谈的挺投机啊。他们不知道的是，几乎每一次会谈都伴随着严重的争论与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