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阿富汗问题一样，苏联的另一个盟国——波兰的形势也让戈尔巴乔夫焦头烂额。自波兰政府在1981年12月实行军事管制以来，波兰表面上恢复平静，事实上政治斗争更加激烈。团结工会领导人纷纷转入地下活动，秘密成立“团结工联”，多次发起街头运动。为此，美国中情局和梵蒂冈强硬支持团结工会，西方国家普遍实施了对波兰的经济制裁。作为应对，苏联不得不在自身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慷慨解囊，支援波兰。
就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苦苦支撑之际，1983年6月，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再次来到波兰“煽风点火”。他在教徒集会时发表讲话：“我要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民特别靠近我。我用基督的话来要求：‘我生病了，你来探望我，我在狱中，你来到我身边。’我自己不能看望所有在狱中的和所有正在受苦受难的人。但是我要求他们在精神上靠近我、帮助我，如同他们经常做的那样。”
教皇的讲话在波兰引起轩然大波，民众中间要求解严的呼声甚嚣尘上。1983年7月，波兰国务委员会宣布取消“战时状态”。就在1983年，波兰工人运动领袖瓦文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受此影响，反政府的抗议活动备受鼓舞。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政府只好一面尽力维护局势不失控，一面呼吁苏联加大经济援助，以期渡过难关。
可是，老大哥家里也没有余粮啊！八十年代初，苏联由于国内连年歉收，进口粮食由1980年的2940万吨上升至1984年的4600万吨。至1985年，苏联用于粮食和民用消费品的外汇支出占比已经达到44%。1981年至1985年，国际油价由39美元降至27美元，苏联出口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对于支援波兰等东欧盟国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早已感受到国家的力不从心。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为了全面统筹下一阶段各项工作，苏共在4月下旬召开了中央全会。这是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正式以总书记身份主持党的中央全会。进入会场后，中央委员们发现了一件怪事，戈尔巴乔夫坐在主席团正中，旁边空了一个座位。
会议正式开始前，戈尔巴乔夫首先宣布高层人事变动。他提议选举中央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利加乔夫为政治局委员，并授予他权力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在总书记缺席时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增选中央书记、中央经济部部长雷日科夫为政治局委员；增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委员；选举国防部长索科洛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尼科洛夫接替戈尔巴乔夫担任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
戈尔巴乔夫的提议获得通过后，按照惯例，升职的同志们走向主席台，找到自己的新座位就坐。戈尔巴乔夫单独喊住利加乔夫，让他坐到自己身边，共同主持全会。利加乔夫落座后，全党上下顿时明白，以后利加乔夫就是党内二号人物。至此，政治局委员人数再度达到13人，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力量得到加强。
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都是被破格提拔，没有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就直接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他俩都是安德罗波夫时期领袖亲手提拔起来的重要干部，又是契尔年科时期和戈尔巴乔夫共过患难的改革路线推行者。尤其是利加乔夫，在1984年底至1985年初，利用自己有限的影响力，义无反顾地忠于戈尔巴乔夫，有很多难能可贵的表现。
议定人事变动后，戈尔巴乔夫做了题为《关于召开例行的苏共二十七大及与筹备和举行二十七大有关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基本上重申了安德罗波夫时期制定的改革路线，包括精简机构，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核算、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和组织纪律。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有契尔年科时期差点被取消的“科技进步”中央全会。他建议各有关部门加紧准备，在6月份召开科技大会。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上述各领域工作归根结底只有一个目的——加速经济发展。史学界把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定义为苏联改革的开端，将“四月全会路线”概括为“加速发展战略”。这一路线一经提出，就赢得了苏共全党和苏联全国的广泛好评。大家一致坚信，新领袖即将把国家带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苏共中央1985年四月全会结束后，戈尔巴乔夫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经济问题上。他找来自己的“铁杆同事”、新任政治局委员、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央书记雷日科夫商量，在目前条件下，经济领域有什么工作可做。雷日科夫给出了两项建议，一是提高退休金，二是发展私人园艺种植。
提高退休金，有利于促进扩大消费，提升经济活力。该项提议很快得到了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批准，予以实施。发展私人园艺种植属于雷日科夫1982年底负责经济工作以来经常思索的课题，翻译成中国话叫做“自留地经济”，即城乡居民在自已宅基地周边申请“适量”国有和集体土地从事农副业种植活动。
和当年的中国一样，苏联官方长期以来认定，这种个体农业经济属于“小市民心理”，容易产生新的私有阶级，甚至衍生出剥削阶级。所以，苏联的居民农副业属于官方严打对象。任何默许这种经营模式的党政干部都要承担被“清洗”的严重政治后果。
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雷日科夫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负责全面推动“园艺种植业”改革。官方通过了《关于发展集体园艺业和园艺栽培的决定》，放松了对居民私人小型园艺业的限制。此后，苏联人民在计划经济体制被完整保留的前提下，以个体种植业生产应对基本商品供应短缺问题，开始探索个体经济发展道路。
这项决定充分顺应了苏联民心，其受欢迎程度不亚于中国的“包产到户”政策。相比之下，苏联在几乎同一时间出台的另一项政策就很不得人心。1985年5月7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联合出台了关于克服酗酒现象处理办法的决定，史称“反酗酒运动”。“反酗酒运动”的出台使戈尔巴乔夫在民间赢得了“矿泉水总书记”的绰号。
苏联国土纬度高，寒冷季节长。人民有喝烈酒御寒的传统，酗酒现象相对其他国家较为严重。早在帝俄末期，沙皇政府就颁布过《禁酒法令》。苏共建政之后，废除了沙皇政府的绝大部分政策法令，唯独保留《禁酒法令》。到了斯大林时期，尤其是卫国战争期间，《禁酒法令》名存实亡。1958年，赫鲁晓夫下令提高酒价，限制供应，遭到普遍抵制而失败。八十年代初，一向习惯凑活过的勃列日涅夫都对酗酒现象看不下去了，下令成立以政治局委员、监察委员会主席佩尔谢为首的反酗酒委员会，控制酗酒行为。结果嘛，外甥打灯笼——照旧。
安德罗波夫上台后，曾在1983年初发起过由内务部负责的针对生产一线酗酒现象的严打运动，该运动由于执行过程出现偏差、群众不满执法方式简单粗暴而草草收场。戈尔巴乔夫掌权后，苏共高层一致认为苏联公民酗酒问题已经严重到亡国灭种的地步，突出表现为酗酒死亡人数的逐年上升和人均寿命的逐年下降。当然，还包括普遍存在的党政干部公款酗酒现象所带来的懒政怠政和利益输送。为此，四月全会后，戈尔巴乔夫以坚定不移的态度，严肃要求在反酗酒问题上统一全党思想，尽快制定并实施果断措施。
想法是好的，做法如何做到最好则是另外一回事。沙皇政府、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甚至是戈尔巴乔夫的恩师安德罗波夫都没能做成的事，会是容易完成的事吗？好大喜功不是没有危险。戈尔巴乔夫在反酗酒问题上摆出强硬姿态，不排除有树立个人权威的需要。哪个领袖不想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证明，自己将会超越前人？
在戈尔巴乔夫的指示下，由政治局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索洛缅采夫继续负责反酗酒委员会，严肃处理对待“反酗酒运动”不坚决的党政干部，并派第二书记利加乔夫统筹领导“反酗酒运动”的各项工作。党的监察委员会一向是清闲单位，没什么实权。好不容易摊上这么一个可以左右官帽子的工作，索洛缅采夫干劲十足。利加乔夫一贯嫉恶如仇，对于贪杯误国和喝酒误事的行为深恶痛绝，也是卯足了劲要向酗酒现象宣战。
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反酗酒运动”的决策过程是仓促的。在四月全会结束到5月7日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政治局就决定了有关方针，并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名义联合发文。5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相关法律。“反酗酒运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以法律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戈尔巴乔夫时代第一件高效率快速完成的行政措施。

@u_96575391 2015-12-19 09:49:04
楼主看看这篇文章，认为如何？
喜鹊：苏联是如何灭亡的？
苏联已经离开我们四分之一世纪了，现在的俄罗斯无论是从实力还是国家地位都和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对于苏联的解体我们喜忧参半，喜的是北方的强邻已经没有了，中国地缘政治最大的威胁已经解除，忧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苏联的解体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有人说是两强争霸的结束，美国独霸的开始，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苏联的解体代表二战秩序的结束和中国崛起的开始。我在《美国三篇》第三篇说过，苏联和美国是真正的盟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美国独霸不过是美国的镜中花水中月，苏联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霸权是建立在有美国这个强敌的基础上的，美国对于资本主义的霸权是建立在有苏联这个强敌基础上的，缺了一个他们的霸权都不会存在。随着苏联这个敌人的消失，支撑美国运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体系迅速崩塌，而在美国无法找到替代这种战时体制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走向末路。是不是这种现象有点熟悉呢？没错，大秦帝国也是这么灭亡的，当国家有强大的敌人（比如苏联，比如东方六国），国家依靠战时体制（贵族将自己的权力交给国家进行统筹）可以有效地维护国家的有效运行，但是当战争结束，战时体制无法继续进行时，国家没有找到可以代替战时体制的运行模式，出现了不知道该如何运行的迷茫。这种情况无论是大秦帝国还是美国都不肯下决心寻找一个新的经济运行模式，反而是乱搞一气，都走上了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的再建战时体制的道路上来。大秦帝国发明了“亡秦者胡也”，美国发明了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两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操蛋理论，都发动了针对无辜者的不义之战，然后都没有坚持多少年就走到了亡国的边缘。说明啥？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总是惊人地相似。

一个国家如何建立，如何运行的方式就是制度，国家的建立，国家的架构就是政治制度，国家的运行就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如同骨骼，经济制度如同血肉，任何一个出问题都会造成国家的衰亡，同时两者不匹配也会造成巨大的问题而导致亡国。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主义是非常先进的制度，我个人认为说对了一半，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经济制度，他并不是政治制度，研究苏联的兴衰其实也和中国息息相关，但是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两个国家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经济制度，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政治制度。

现在说起苏联的亡国，总是能够找到很多原因，什么腐败呀，什么阿富汗战争呀，什么盟友的背叛呀，或者说是索罗斯的货币战，但是这都是表面现象，如果从本质上说，苏联的亡国亡于自身制度的不匹配，或者说，苏联并不具备驾驭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先进的经济制度才导致亡国的。制度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非常精细，任何一点不适合，都会以社会发生巨大动荡和变革来给你提示，也就是苏联虽亡，但是苏联以自己的尸体告诉世界各国：以一种梦幻似的美好理念包装的意识形态在严谨苛刻的制度建设中都是一个肥皂泡，共产主义是，美国梦是，大同世界也是，如果不能顺应规律踏踏实实地进行制度的建设和升级，任何美好的未来都是镜中花水中月，看着挺美，却什么都不是。

简单论述一下苏联的情况，苏联的全名是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加盟，这个词很商品化嘛，现在中国遍地加盟店好吧，小肥羊、肯德基，麦当劳，4S店，还有现在正热火的庆丰包子，共和国也能加盟？对的，苏联就是一个加盟连锁店似的拼凑国家，也就是我随时可以加盟到苏联中，也随时可以退出加盟，重新回到独立的状态，这TM 还是国家吗？有这样的宪法，那么加盟的小国会如何选择？当然是有好处我才跟着苏联混，如果苏联遇到困难果断脱离加盟，不是吗？宪法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呀，我们加盟共和国独立天经地义呀，苏联倒了应该呀。就这样一种宽泛得要命的国家政治架构，他居然要搞一个需要将全部资源进行集中配置的公有制，这是把加盟小国当傻子哄吗？比如乌克兰吧，无论是农业还是军工这个高附加值的工业都很发达，但是因为在苏联里面，所以每年要拿出很多钱给苏联分配给比较穷和比较差的加盟共和国，这对于乌克兰真的公平吗？乌克兰不生气吗？肯定生气的啦，所以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也是闹得最凶的，很明显吗？我们乌克兰拼死拼活，最后得到那么多好处的并不是我们乌克兰，都让苏联拿去补贴小穷国了，凭什么呀。在苏联有一个强势领导人的时候，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不敢表示一下不满，因为苏联领导人真的会杀人，而且苏联开始的时候的确将大部分投资都给了乌克兰，也算是受益，但是当乌克兰的投资开始发挥效用，开始为苏联赚取巨大利润的时候，乌克兰的内心是不平衡的，肯定会竭尽全力将工农业的利润节流一部分在乌克兰内部，那么苏联用来进行全社会分配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随着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在想方设法节流尽可能多的资源，尽量少地将资源交给苏联进行分配的时候，苏联的财政就不可避免地遇到问题。用来进行全社会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少，加盟共和国们很容易就想到了苏联已经没有太大油水，跟着苏联混远不如自己混。这种离心力逼迫着苏联去拼命找钱，拼命去所有可能的地方掠夺资源，向东欧的盟国掠夺，想用打通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线的通道困住中国和阻挡能源通道来对中国和东亚的石油需求国（韩日和美军们）进行掠夺，反正能来钱的方法都要去试试，于是在妄图打通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个能源通道的时候陷入了苦战，最终折戟沉沙，寿终正寝。

苏联的经济制度是非常先进的，他对全社会的资源进行整合有效配置，可以将资源发挥到最大限度，但是这是建立在全社会无条件将资源拿到苏联进行整合配置的情况下。当他的政治制度并不能支持所有共和国无条件拿出资源让苏联进行整合配置的时候，国家就必然会步入僧多粥少的困境，大家都不想多付出，都想多捞取利益，都将苏联当成吸血的对象的时候，苏联本身的血被吸干之时，也就到了加盟共和国们脱离苏联之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全社会整体运作的公有制，但是苏联的政治制度却是私欲横行贵族分封体制，两者根本不匹配，出问题是必然，而不是偶然。对于苏联来说，因为拥有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这个名头，经济制度是不能改的，难道改政治制度吗？想得美呀，我用了六篇来论述政治制度，就是说明政治制度的改变是多么地艰难，任何一小步都是数百年的磨合与天文数字的生命铸就的，如果能那么好改的话，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个中国了。当经济制度因为要扛着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大旗而无法更改，政治制度又因为规律而改不了，那么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又不匹配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苏联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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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推荐的这篇文章有它立论和论证的独到之处，属于意识形态和国际战略层面的思考和分析，也是当前比较流行一种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已经上升到哲学高度，尤其是信手拈来，就某个历史问题说古论今，联系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史实和时政来解析历史事件，是具有相当难度的学术研讨。说实话，我做不到。因此，以我的水平很难客观评价这篇文章的对错高下。
不过，就具体史实和政治观点谈些个人意见，还是不怕见笑的。文章第四段关于苏联联邦体制的形成、运行和解体过程描述，有点偏离史实，至少是不严谨。苏联各加盟国的加入过程和政治地位，用加盟运营商作比喻是不准确的。尤其是以乌克兰为例，描写各加盟国地位，纯属脱离对历史事件的政治、经济因素影响条件的分析，仅凭主观臆断的猜想推理。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是不严谨的，甚至是不科学的。更何况，是以脱离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断举例，以偏概全，无助于我们了解历史真相，探索历史发展规律。
苏联联邦体制的具体形成过程可查阅记述1917年至1945年的苏联历史相关书籍。受限于篇幅和个人能力，换作我来写作，怕是需要十万字以上。在我没有充分列举事实的前提下，我也不能说您推荐的文章的第四段严重脱离史实。
至于文中第五段关于苏联经济制度十分先进、政治制度十分腐朽乃至于腐朽到按照历史规律无法更改的观点，我不是很赞同。首先，纵观世界各国历史，市场经济始终要比计划经济优越，计划经济除了在战争时期能显示出先进性外，在和平时期始终起到的是限制市场活力，助推军备竞赛和滋生官僚资产阶级等负面作用。计划经济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长时期一定会带来经济衰退和商品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