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底，苏联国防部下令调整远东各军区兵力部署，向边境移动。3月初，若干部队进入蒙古，准备举行军事演习。令莫斯科意外的是，自己的演习还没展开，中国政府就在3月5日宣布取胜，并明确开始从越南撤军。苏联比较疑惑中国的战略意图，仍然按原定计划继续军事演习。到了3月16日，中国军队撤入本国国境。苏联军队亦在随后不久纷纷回到原驻地。
中越战争期间，苏美两国进行了新一轮密切接触。由于中国军队在邓小平结束访美行程11天后攻入越南，勃列日涅夫怀疑中国进攻越南得到美国支持，至少是默许。他在与卡特总统进行“热线”电话交谈时表达了自己的疑虑。此后，卡特总统多次通过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渠道向苏联表达他的保证：第一，美国没有与中国签署任何秘密协定；第二，美国不知道中国领导人会在访问美国过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进攻越南；第三，美国政府和包括苏联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一样，在战争爆发后呼吁中国撤军。
有了美国总统的保证，加上中国军队迅速撤军，客观上使苏美两国关系出现了转机。从3月到5月，勃列日涅夫与卡特的热线电话比以往明显频繁起来，多勃雷宁大使也多次与美国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展开会谈。其中，多勃雷宁与万斯前后共举行20余次私下会晤，主要商讨削减战略武器问题。
当然，1979年3月中越战争结束后，苏联不仅注视着美国，还注视着中国。4月3日，中国政府终于就是否延续条约表态。外交部长黄华向苏联驻华大使递交照会，告知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延长条约期限。照会中提出建议，两国政府可举行新的会谈以改善两国关系，并根据谈判结果签订相应文件。4月17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召见中国驻苏大使，递交外交复照，表示苏联愿意举行谈判，请中方尽快告知谈判题目与目标。5月5日，中国将未来谈判的具体建议递交苏方，主要内容包括：确定两国关系的准则；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根据谈判的结果签订相应文件。6月4日，苏联亦提出自己的建议，将谈判级别定为副部长级或政府特命全权代表。最后双方就当年下半年举行两国关系会谈形成共识。
相比中苏谈判，苏联与美国的谈判先行一步取得进展。1979年5月9日，卡特总统认可了国务卿赖斯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共同拟定的新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多勃雷宁取得了成功，新的条约草案基本上重申了1974年海参崴协议规定的限额，而没有按照卡特最初要求的那样进行较大修改。紧接着，多勃雷宁又和美国政府高层谈妥了最高级首脑会谈的地点。双方选在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5月23日，多勃雷宁和布热津斯基谈妥了最高级会谈的议事日程，会期定为6月15日至18日。两人为两国领导人作了相对轻松的安排：两国领导人在6月15日抵达，16日开始正式会谈，每天仅进行2小时左右的会谈就结束，6月18日上午举行3小时的会谈以及《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条约》签字仪式，随后便结束会谈，以避免为维也纳会谈召开记者招待会。
6月11日，双方议定维也纳会谈参会人员名单。苏联方面是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契尔年科。美国方面是总统卡特、国务卿万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布朗和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戴维?琼斯将军。
6月15日至16日，苏美两国领导人会谈十分顺利。卡特没有提任何人权要求，也没有说非洲的事。勃列日涅夫更是照本宣科，丝毫不提可能引起两国不愉快的话题。由于勃列日涅夫此时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语言障碍，秘书和翻译人员为他提供了多手材料准备发言，但领袖还是会偶尔搞不清楚哪些需要念，哪些应对不时之需。还好，头两天的会谈发言比较顺利。目睹这股子顺利劲，卡特总统临时起意，想和勃列日涅夫谈谈禁止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组装和欧洲大陆中程导弹问题。卡特担心在正式会谈时提出会被勃列日涅夫断然拒绝，于是选择在17日和勃列日涅夫同乘电梯时递给他一张写有相关裁军建议的小卡片。
当天晚上，勃列日涅夫召集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契尔年科等人讨论“卡特的卡片”，乌斯季诺夫表示强烈反对，契尔年科随声附和，葛罗米柯建议对于卡特这种“非正式建议”没必要立即表态，可以放一放，回国再研究。勃列日涅夫倾向葛罗米柯的意见，将卡片束之高阁。
6月18日，勃列日涅夫和卡特正式签署《关于限制战略性进攻武器条约》，亦称《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作为条约的补充文件，双方还签署了《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议定书》、《关于今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原则和基本指导方针的联合声明》、《关于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商定的声明和共同谅解》，以及苏方提出的《苏联关于‘逆火’式轰炸机的声明》。
根据多勃雷宁的回忆，双方领导人在维也纳签订的条约及附件“第一次同意在具体数量水平上削减武器及其替代物和改进物”，“也同意遵守规定详尽的核实安排，这是对苏联传统思维方式的重大突破，因为苏联过去根本不对任何核实措施加以考虑”。“两国领导人也在诸如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每年生产限制在30架）等有争议的问题上相互让步，并同意导弹试验发射不得加密，以便一方能够对另一方进行检测。”
可是，看上去挺好的条约最终还是没被美国国会批准。原因嘛，国会里面反对卡特总统和反苏的势力十分强劲。他们找尽一切理由阻止条约通过，诸如苏联在古巴驻军问题和欧洲大陆中程导弹问题等等，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最有力的反对理由——苏联入侵阿富汗。

@atwarls 2015-12-01 22:13:40
为什么没了，好几天没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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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修改上半部的内容，这个礼拜应该能结束，下礼拜争取开始下半部（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更新。

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新的总书记。依照惯例，新的总书记要对中央委员会发表就职讲话。戈尔巴乔夫首先来了一段“维护稳定”、承前启后的发言：“苏共二十六大（1981年由勃列日涅夫主持的苏共代表大会）及其以后几次中央全会上所指定的战略方针过去和现在都不变…这是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完善各个社会生活方面的方针”
接着，新领袖提出了自己新的政策构想：“足以保障加速的途径只能是将国民经济转移到集约化发展的轨道上来，短期内使科学技术处于最先进的地位，劳动生产率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为此必须坚持改善经济机制和整个管理体系。”谈到经济任务时，他指出“要更加重视社会政策，完善和发展民主，培养社会意识”。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声明继续奉行和平与进步的方针，“我们希望停止而不是继续军备竞赛，因此建议制止扩大核储备；停止进一步扩充导弹；我们希望切实地大规模地削减现存军备，而不是建立更加新式的武器系统。”
最后，戈尔巴乔夫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我将全力以赴去忠实地为我党、为我国人民、为列宁的伟大事业服务。”讲话结束后，戈尔巴乔夫召集所有在场中央委员出迎前来莫斯科吊唁的各国领导人，共同出席契尔年科的葬礼。在葬礼上，当着近百位各国领导人和兄弟党领袖的面，戈尔巴乔夫要求与“讲排场、说空话、妄自尊大和不负责任的现象作斗争，同一切违背社会主义生活准则的现象作斗争”。此言一出，让国内国际各界人士感到耳目一新。
3月12日，戈尔巴乔夫先后接见美国副总统布什、英国首相撒切尔、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西德总理科尔等人，言谈举止令西方同仁对苏联领导人有了全新的评价。在前来吊唁的各国兄弟党领袖中，戈尔巴乔夫只接见了与苏联观点不太一致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纳塔，引起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波诺马廖夫等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责怪新领袖怠慢了那些与苏共关系“铁”的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自然不会在意这一类人的不满情绪。他更关心的是政治局的权力力量对比。契尔年科逝世后，政治局共有10名委员，除了戈尔巴乔夫，分别是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80岁）、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71岁）、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67岁）、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73岁）、外交部长葛罗米柯（76岁）、负责重工业的中央书记罗曼诺夫（62岁）、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62岁）、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索洛缅采夫（72岁）、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沃罗特尼科夫（58岁）。
这其中，超过70岁的有5人，除了索洛缅采夫和沃罗特尼科夫，其他人都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治局委员，包括勃列日涅夫生前来不及提拔的阿利耶夫。戈尔巴乔夫对这些人并不放心，在后来很短的时间里，就让他们大部分人退休了。而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此时连政治局候补委员都不是。
相比干部老龄化问题，更让戈尔巴乔夫闹心的是苏联国内经济形势，尤其是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生产部门。在食品工业中，手工劳动占60%，劳动生产率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平均水平要低2/3左右。1300余家干酪、奶类、黄油生产厂家，200余家肉类生产工厂，103家罐头厂和60家淀粉-果酱生产厂没有净化装置。在1190万个农产品储藏仓库中只有三分之一安装了冷藏设备，只有19%安装有通风设备。在制糖企业中只有20%的企业拥有仓库。140家肉类联合企业没有冷冻库。生产现代化机器的部门只能保证需求量的55%。
受这些因素影响，农业原料的损失比率达到30%。在采购和运输过程中，牲畜的损失为10万吨，土豆的损耗量为100万吨，甜菜损耗量为150万吨，鱼类损耗量为100万吨。此外，由于缺少必须的包装材料，造成了大量鲜果及蔬菜的腐烂。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仅俄罗斯联邦境内就有约2亿平方米的住房急需大修或拆除。大量的简易住宅尚未拆除。自来水及排水设施的负荷已达到极限。还有300多座城市没有自来水和排水设施。俄罗斯联邦境内城市的街道与马路接近一半没有铺设硬路面。
总之，在国防建设大踏步前进的同时，苏联民生领域的投入普遍短缺，极端落后。

让大家久等，本帖的下半部已经正式开更。在迟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对上半部的内容进行了认真的核对和修改，增删改的内容超过三分之一，不少历史事件的写作顺序也作了调整，力求有朝一日出版后能更加连贯。
之前，有不少从事出版的朋友在天涯给我站内短信留言，最近两天试着加他们QQ，不知为何没有回应，也许是这种内容的成稿不被看好吧。大家如果有熟悉的出版界的朋友，不妨帮我引荐。人生第一次试着出书，万事陌生，除了静心写作，不知如何着手。
回到一个老问题，许多朋友高看我的写作能力，总是希望我能像网络作家一样每天更新，乃至进一步提升速度，我一直在努力。但难免有时会思路中断，有时会写作感觉迷失，有时工作和家事繁忙，敬请大家原谅。直到现在，我仍然有诚惶诚恐的感觉，每次发现新的参考书，都会找出其中与已写内容相关的部分对照，就怕准备出版的上半部会出现与史实不符的内容，对不住读者花的钱。
毕竟，谁写的东西，谁就应该负责到底。

@安彦良和 2015-12-08 12:20:28
苏联倒台了，收益最大的还是中国，从此北边少了一个强邻，不用再受沙俄数百年的欺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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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看法和您不太一样，感觉普京上台了，俄罗斯在恢复状态，他日若东山再起必是又一威胁，需要我们警惕。
倒是希望俄国永远由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类的人物掌权，永远衰落下去。

@haplinder1130 2015-12-08 12:20:30
支持楼主 不过上半部分就用了一年半 下半部分应该超过两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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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部分历史事件相对紧凑，比上半部好写一些，预计快的话半年，慢的话一年。如果有时间超出，大家多见谅咯！

国内形势让戈尔巴乔夫忧心忡忡，国际形势也让他颇为不安。1983年9月的库页岛空难事件使苏联陷入千夫所指的境地，影响一直延续到1985年3月。北约自1983年开始的欧洲中程导弹部署计划已接近完成，恢复了对苏联等华约国家的军事战略优势。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经济形势相比七十年代全面好转，与近乎停滞的苏联经济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方面，强硬反苏的里根总统在198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美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下连任总统。在这背后，是“里根经济学”取得的卓越政绩。里根推行减少政府干预，扩大市场功能的全新经济政策。美国经济经历1981年至1982年的短暂衰退后，从1983年开始高速增长。里根的减税政策为国家创造了更高的税收。美国公民就业率和工资水平实现了“双增长”。持续十余年的通货膨胀得到遏制。1983年10月，美军入侵格林纳达，用速战速决的方式推翻该国亲苏政权，以速胜展示出美军最新的战争能力，一定程度扭转了美国军队自越南战争以来的负面形象。
英国方面，同样对苏联无比强硬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3年的英国首相大选中同样取得压倒性胜利，在此之前的1982年，撒切尔夫人果断与阿根廷开战，从阿根廷手中夺回福克兰群岛的控制权，重振英国的大国地位。在国内，撒切尔夫人通过推行国企私有化、紧缩货币供应、削减社会福利和限制工会权力的政策，使英国经济形势果断好转，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
在东方，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长足进步，突出表现在国民消费市场的空前繁荣，民众衣食消费彻底告别短缺。从1981年至198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5%上升到15%，总体性的国民经济困难成为历史。1984年10月，中国再度举行盛大国庆活动和阅兵式，间接表明财政状况恢复好转。国庆之后，中国军方高层开始秘密酝酿“百万大裁军”，显示出国防领域新的自信。
三个敌国的形势都在向好发展，使苏联压力倍增。苏联更加不愿看到，三个本来充满矛盾的国家居然在1984年维持了阿富汗战争以来的合作外交关系。美国和英国作为传统盟国自不必说。1984年4月底，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以示诚意修补受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影响的中美关系。1984年12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与中国领导人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宣布将在1997年向中国归还香港。这两件事对于1985年3月上台的戈尔巴乔夫来说，意味着三个国力正在迅猛发展的敌国仍然坐在同一阵营，仍然要在阿富汗和苏联继续走上几个回合。
说起阿富汗，戈尔巴乔夫更是头疼。阿富汗起义军的力量在五年的抗苏战争中不断壮大，得到的外国援助数量和质量双双提升，给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带来沉重打击。从1982年开始，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对国土和居民的控制力逐年下降，在数年战事中仅能取得战术胜利，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整体战略不利态势。
以进攻潘杰希尔谷地的战事为例。1982年5月，苏军和马苏德为期两年的停战协定到期，苏军协同阿富汗政府军，再次进攻潘杰希尔谷地。苏军有如与幽灵作战，马苏德的部队飘忽不定，总是先以撤退给苏军胜利的错觉，再寻机分割包围苏军，消灭它的若干部队。苏军招架不住，被迫在1983年再次与马苏德和谈。双方边打边谈，约定了一个持续到1984年4月的停战期。到了1984年4月，苏军发动新的进攻，马苏德故技重施，每每金蝉脱壳而又卷土重来，伺机予以苏军重创。战事持续到1985年，驻阿富汗苏军认识到，剿灭马苏德已无可能。
马苏德与其他起义军不同，他没有外国援助，主要依靠他的“潘杰希尔根据地”，依托当地民众，获取广泛的兵源、财源和情报来源。另外，马苏德“取资于敌”，通过灵活袭扰苏联驻军和交通线，获得武器弹药。除了马苏德，那些仰仗外国援助的各路起义军也不是省油的灯，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苏军在阿富汗总体占优势，在各个战场的兵力却是捉襟见肘，往往顾此失彼，这边还没完全剿灭，那边就出现新的“叛乱”。因而，苏军才会经常与起义军进行局部性媾和，将兵力调往他处。
在疲于奔命的阿富汗战事中，苏军伤亡逐年递增。阿富汗战争的不利消息传回国内，引起苏联官民的强烈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