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就一定清贫吗？这个问题在民国时期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学术氛围浓厚、学术思想活跃的民国时期，文化人在经济生活方面，大多数是比较宽裕的。

　　据报道，在20年代，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胡适、辜鸿铭、马叙伦、蒋梦麟、沈尹默、马寅初等人的月薪为280银圆。当时的1块银圆在上海可买7斤猪肉。

　　下面以梁启超、胡适和鲁迅三人为例，具体分析一下他们当时详细的经济收入状况：

　　据报道，1912年12月，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报》。12月18日，他在家信中说，“《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足自给矣。若至二万份，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不亏本，盖开销总在五六万金内外也。”（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1页）不仅有很大的社会效益，而且经济收入达5万多银圆。

　　后来，梁启超到欧洲考察，其间决心退出政界，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因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上。

　　梁启超跟商务印书馆的来往也很密切。根据1922年10月他和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通信，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为40％；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圆（约合今人民币800元）。

据报道，胡适在1917年6月9日从纽约启程，搭乘海轮；7月10日，轮船到达上海，胡适立即专程回到安徽绩溪老家，探望久别的母亲，并小住一个月。开学之前，他北上来到首都，应聘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这一年，他实足26岁。胡适到北京大学文科讲授中国哲学、英文修辞学课程，他在美国所写的博士论文就作为北大哲学课的讲义。26岁的胡适，刚进入社会做事，就拿260银圆的月薪，相当于今人民币10000多元。而他住的北京大学教员宿舍是免费的，9银圆的伙食已很丰盛(当时北大的学生在食堂包伙仅4两银子即5.6银圆)，每月还有200多银圆节余。

　　北大教授是胡适理想的职业。北大开学以后，他在9月30日寄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圆。……教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每礼拜共有十二点钟。……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圆，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拟与友人六安高一涵君。

　　不久，胡适和安徽同乡高一涵合租一处僻静的住房，每月租金6银圆，每人仅出3圆。上课一个月后，立即加薪为本科一级教授。10月25日胡适又写信给母亲说：

　　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260圆，本月加至280圆，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及此吾家分而再合，更成一家，岂非大好事乎！

　　胡适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生活，比他在美国的日子优越得多。他很满意，从此安心于学术，继续为新文化事业奋斗，有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据报道，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9年，完全靠版税和稿费生活，每月收入700多元，相当于现在的2万多元。而当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费不到40元。

　　对鲁迅的研究到现在，文献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但几十年来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经济状况。《鲁迅全集》最后两大卷是《鲁迅日记》，研究者多半以为是写感想、写交往的。其实，700多页的《鲁迅日记》中总共有几千处是记录他的经济收入的。

　　从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36年去世，24年中，日记的主要内容就是记录收入情况，鲁迅总共收入12万多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480万元。这些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得益于他殷实的收入。

　　书，在鲁迅看来，简直比吃饭更有价值。侍候鲁迅母亲生活了多年的帮工王某回忆：有一次，母亲劝鲁迅买几亩水稻田，供自家吃白米饭，省得每月向粮店买大米吃。鲁迅听了笑笑说：“田地没有用，我不要！”然后又大声说：“有钱还是多买点书好！”

　　从1912年5月(鲁迅31岁)初到北京教育部工作，至1936年10月(鲁迅55岁)在上海病逝，这24个年头中，鲁迅平均收入的11.1%专门用来购置图书。共耗资1.3万多银元用来购置图书1万多册(幅)，价值约合今天人民币52万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耗资5000多银元(约今人民币2万多元)专门用来买书，别人赠送的图书还不计在内，而且后10年所用书款，更多于前期。(笔者注：1912年一块银元的实际购买力，约合今天人民币50多元；1926年一块银元合今天的40多元；1936年一块银元合今天35元以上。)

　　鲁迅一生购书费用约合今天人民币52万元——这还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有些经济学家提供的数值比这更高。纵观《鲁迅日记》24年的书账，详细记载了他平生购置并保藏的9600多册书籍和6900多张古文物拓片，共1.65万件图书。

　　鲁迅的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参考了数量惊人的古籍文献，大半出于他精心搜集的藏书。他还利用藏书和借书编辑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为了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鲁迅预先购置了大量参考书籍，甚至委托朋友们从欧洲、日本购买外文原版……即使如此，鲁迅还经常感叹：“书到用时方恨少”，并为一些珍爱的图书无法购置而遗憾。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9年，在上海已经可以不为几个钱而替“官场帮忙”或为“商场帮闲”，他完全靠版税、靠稿费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