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在上海人民心里，朱镕基是老市长，在这座城市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本文写成发表于1990年初，记录了朱镕基来上海任“父母官”两年里，如何在公众心目里确立起个性鲜明的市长形象。今天读来，寄托着上海市民对老市长的由衷敬重与深切哀思。
上海这座城市，是现代中国的一块充满矛盾、变化无穷的魔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谁当这座城市的市长，谁就注定成为中国政坛上万众瞩目的神秘人物。
1989年下半年始，作为工商业大都会的上海，出现少数企业部分职工待工在家的现象，这是一年来伴随治理整顿初见成效的同时而出现的暂时现象。在稳定是中国目前根本利益的大局下，任何不稳定的危险气息在社会上弥漫，无疑是对人心的一种动摇。少数职工回家待工，顿时在上海市民情绪中引起骚动，人们自然而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对这一棘手难题保持着沉默的这座城市的父母官。
12月30日那个夜晚，当市民们在黄金时间收看电视节目时，从屏幕上看到朱镕基市长亲切慰问待工女工的镜头。朱镕基来到上海磁带厂录像车间女工王世琴家中，带着和蔼真挚的明朗微笑，详细询问她目前收入和生活情况。这位回家待工已三个月的女工质朴诚恳地对市长说：我每月收入虽然暂时减少了，但我对工厂的明天仍然充满信心。朱镕基连连点头，赞同地表示我们应该对克服困难充满信心，应该齐心协力，一鼓作气，发扬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克服面临的各项暂时困难。电视机前的市民，看到自己的市长冒着寒风给待工职工拜早年，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政府并没有遗忘回家待工的职工。
两年前的那个早春，在甲肝风潮摧毁般地刚刚扫荡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时候，朱镕基偕夫人从北京神秘南下，出任上海解放后的第七任市长。这位脸庞瘦削、目光锐利、没有将军肚而身材颀长的人物，一时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两年来，朱镕基操劳在上海，总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以合适的方式出现在上海人民面前。可以说，如今，他已从神秘的帷幕中走出来，以自己从严执政的实践，在公众心目里确立起个性鲜明的市长形象。
眼睛要紧紧盯住506个局长
一个地方的行政首长，无疑象征着那个地方的政府形象。朱镕基刚来上海，1200万上海人民就睁大了双眼，注视着他和他所领导的新一届市政府。1988年4月25日上午，当时正召开着的上海市九届人大的代表急切要求各位市领导候选人“曝光”，发表各自的“施政纲领”。喊出“重振上海雄风”的朱镕基表示，如果当选市长，要把下届政府建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的政府。他站在麦克风前，姿态轻松自如地说:“泽民同志提出制止大吃大喝，招待标准四菜一汤，北京出了名，国宴亦参照此例。可是，四菜一汤在上海有时走样......”
“这一走样就不得了啊!"主席台上的江泽民插话。
“今后，市政府工作人员下基层更要从简，接待单位只须备一菜一汤。这不仅是一个节约的问题，而是树立一个清廉的政府形象，树立艰苦朴素作风，我先带这个头。”
朱镕基的一番话赢得一阵掌声，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安，他们担心朱镕基对上海的复杂情况不测深浅，如此直言不讳，能否真正做到。
天桥把式难以取信于民，朱镕基信奉贵在落实，说到做到。这年的5月10日，朱镕基就任上海市长的第12天，他主持召开新一届市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会上作出了政府局级以上干部改善政风的8条规定。内容有：礼仪活动所需招待宴请，标准从简，一律“四菜一汤”，并严格控制陪餐人员。下基层检查工作或作调查研究，需在基层就夕时，一律吃客饭，不超过一菜一汤，并按规定付费。一般外事宴请也供应“四菜一汤”。参加礼仪活动和会议时，不得收受礼品。不得以试用、鉴定等名义收受样品和礼品。市府机关召开会议，不得以任何名义向与会者赠送礼品和礼券。对难以拒收的礼品，可在收下后上交本单位统一处理。对违反本规定者，第一次书面检查，第二次通报批评，第三次给予行政处分。对性质严重，影响很坏的突出问题由市监察局进行查处。
新的市政府进行分工时，朱镕基主动要求分管监察工作，并指名两位副市长协助。8条规定公布于世的同时，朱镕基与一位副市长找市监察局三位正副局长商量廉政工作，他对监察局同志明确要求：你们的任务，是把眼睛就紧紧盯住506个局级干部，发现问题随时通报我，一定要严加查处。
可以说，朱镕基为了带出一支过得硬的好干部队伍，呕心沥血，适当场合总是必讲“廉洁、高效”，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就看干部是否能做到这两条。针对一些干部不太廉洁，工作不大负责，只是做官，不为老百姓等现象，他对各区区长、各县县长，市府各委、办、局主要负责人说:“我们人民公仆，公私要分明；要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啊!”他还向大家解释一段古语以作今鉴:“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明，廉则威!”
苦口婆心的同时，朱镕基严格管束干部，发现谁有不廉洁的行为，决不讲关系，留情面，姑息迁就。
一位局长透露，每次市政府召开各主管局长会议，朱镕基看到在座的局长之间互相递发外烟抽，总要问:“你的外烟哪里来的?你的局长工资够抽这种烟吗?"抽外烟的局长一时语塞。一次一次，搞得壁垒森严，抽烟的局长从抽外烟到抽国产烟，由一支接一支抽到抽烟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以至于这样的局长工作会议渐渐不知不觉在一种戒烟的状态下举行。
在市政府作出关于改善政风的8条规定之后不满一月，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航运公安局联合在闵行公安分局召开为期一天的郊县公安局长工作会议和第12次水上治安工作会议，负责接待的闵行公安分局当天除午餐准备了客饭外，晚间还专门宴请。晚宴共摆七桌，每桌八个冷盘，四个热炒菜，一个汤，其中有甲鱼、河虾、鳜鱼等，每桌还另备有白酒、葡萄酒、啤酒和两包进口香烟，所用开支计1430元。晚宴的当天，就有群众向监察部门作了反映。群众气愤地说:“市里不是有8条规定吗?他们还在大吃不喝，不象话!"
可此事的处理却颇为棘手，因为那天参加晚宴的人员有市公安局和航运公安局的有关领导及有关人员20余人，10个县的公安局和水上派出所的领导等30余人，领导层次高，且又是执法监督部门，弄不好会影响公安干警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官司打到朱镕基那儿，他思忖再三，毅然批示要登报批评，让全市广大政府工作人员从中引出教训，改善政风，保持廉洁。
1988年9月19日，嘉定县两位党员干部直接投书朱镕基，检举揭发本县少数党员负责干部严重以权谋私、侵占集体利益、收礼受贿的腐败行径，要求市委市府直接派员严肃查处。
举报信揭发的问题是严重的——
分管人事、财政、物资、分房工作，并掌握嘉定全县170余辆汽车分配权的县委委员、常务副县长钮楚元，近年来以权谋私，肆无忌惮地侵占集体利益，被当地群众称作"嘉定不正之风的一号种子”。
县委委员、副县长张大春自1987年以来，在装饰住房、制作家具以及购买物品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占集体利益和接受下属“孝敬”，总计4300多元。
中共上海市委候补委员、嘉定县委委员、马陆乡党委书记严永嘉侵占集体利益6000余元。
举报信引起中共上海市委、市纪委的高度重视。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和市委副书记、市长朱镕基当即批示：市纪委会同市监察局迅速查处。
一个在嘉定县内沸沸扬扬议论已久的话题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有关方面立即抽调得力干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嘉定县。经过260多个日日夜夜，廉洁与腐败，正气与邪恶，在嘉定县展开短兵相接的较量，钮楚元被检察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张大春和严永嘉也受到应得的处分。
今年春节前，朱镕基去川沙农村蹲点，先期在金山开一个农业会议。会上，他请市里某一家主管公司经理汇报一个数据，那经理结结巴巴，说正让下面的人在统计。朱镕基立即虎着脸斥道:“我叫你来开会干什么?是来汇报工作的。你给我现在就离开会场，走!"那经理只得涨红脸，众目睽睽下站起身离去。整个会场中无人敢出来打一圆场。
正是因为从严执政，令出法随，说到做到，敢动真格，一度群众反映强烈的吃喝受礼风在上海得到有效遏制，局以上领导干部的政风有较明显的改变。1989年开始，朱镕基抓廉政，从前一年的506个局长扩大到市委、市政府系统二千个局级干部，还有二万个处长，然后带动全市一百万党员。
朱镕基的目标是：为振兴上海、大家都来廉洁高效。
政府的力量在于市民的拥护
蛇年岁末时节，正是江南水乡蟹黄鱼肥之际。就在这时，一份因为市郊淡水鱼丰收，鱼塘发出SOS的紧急报告火速送到康平路，摆在了朱镕基那张宽大整洁的办公桌上。
碧波荡漾的鱼塘，嬉戏着一条条草、青、花、白、鲫等品种淡水鱼，但这些数以吨计的市民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却一时销不出去。望着满塘翻腾的淡水鱼，市郊养鱼人纷纷埋怨道：鱼少有人愁，鱼多更愁人。真是大活人让尿憋死，你说急人不急人?
回首几年前上海这块充满诱惑的肥腴土地上，淡水鱼供应一直亮着不灭的红灯。鱼少价高，常使拎“菜篮子”的主妇们忍不住要骂娘。如何使上海市民“食有鱼”，上海市的前任市长江泽民等市领导真可谓耗费了大量心血，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朱镕基南下上海，从菜场熙攘的人流和市民困惑的目光与抱怨的骂娘声中，看到了这座城市的期待。他首先想到的是上海人喜好食用的鱼，并由鱼引发开去，在脑海里勾勒出一幅“菜篮子工程”的壮丽图景：由市区郊区双方、农商两家并肩携手，筹集大笔建设资金，用于改建、新建一批副食品生产基地，形成一个包括良种、优质饲料、防疫和加工储运的副食品生产保障体系，并积极探索副食品产销体制改革，确立“产销一条龙”的经营新体制。
说干就干。一个规模宏大的“菜篮子工程”伴随着新一届市政府的诞生，于1988年春天便着手实施。两年中，市、县筹措了5.63亿副食品发展基金，扶持建设骨干基地486个，蔬菜生产也逐步走上设施农业的路子，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蔬菜生产的高产稳产、均衡上市。
为使“菜篮子工程”发挥出更大的规模效益，更多地让市民从中得到实惠，朱镕基亲自过问这一工作，并由两名分管农业和财贸的副市长亲自挂帅。在管理上严格要求，明确责任，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格局，即郊区县乡负责副食品生产基地建设；区、街道负责零售环节的各项工作；市有关部门做好宏观指导和行业管理。
由于职责明确，各区把抓好"菜篮子”工作作为区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首要任务，纷纷投入资金建设菜场，区长们还经常深入菜场调查研究，为菜场排忧解难，部分菜场实行“四公开”(即工号、牌价、供应方法、监督电话公开)，“三保证”(即变质商品保证调换、硬性搭配商品保证退货、份量不足商品保证补足)，受到市民称赞。
有一种说法，叫从“菜篮子”中看形势，测人心。“菜篮子”开销，毕竟占据着千家万户的相当大一部分家庭收入。副食品供应充足，物价稳定，市场才能稳定，市场稳定了人心才能稳定，人心稳定了政局才能稳定。上海的“菜篮子工程”建设的成功，使这座城市的主要副食品价格稳定，货源充沛，猪肉、鲜蛋供应量增长，蔬菜上市量充裕，价格相对稳定，给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无形中增加了一种安定感。
以鱼为例。
4年前，上海市郊有精养淡水鱼塘4000多亩，年产淡水鱼2500吨左右。在正常情况下，上海市民每人每年至多仅能吃上0.25公斤的淡水鱼。而那几年，偏偏又有许多五花八门的“宴请鱼”、"协作鱼"、"福利鱼”、“控购鱼"从中作梗，加上一些生产单位奇货可居，不愿如数向国家交纳其所订购的计划淡水鱼。因此，真正由各区县的副食品公司水产批发站流向淡水鱼市场的鲜鱼少得可怜，造成市场上出现淡水鱼常年紧张的局面，价格也“物以稀为贵”，高得令人咋舌。那时，一般靠工资生活的市民只有逢年过节，才有可能将淡水鱼这种"稀有动物”，请到餐桌上点缀点缀。
1988年，纳入造福于民的“菜篮子工程”的上海市郊精养淡水鱼面积一下子发展到15.8万亩。
1989年，上海市郊年产淡水鱼数量达到了10万吨。上海市民每年可吃上10公斤淡水鱼。
对于一度食鱼无望的上海市民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量，这是一个神话般异常巨大的变化。它所带给人们心理的震荡，绝非是那鳞光闪闪的淡水鱼所能产生的效应。
鱼塘发出SOS，困惑主要是在成鱼销不出去，鱼苗撒不下水，鱼塘出现“鱼满为患”的危机。上海市民喜好食鱼，鱼何以销不出去?原因：销售渠道梗阻。
朱镕基又一次亲自过问，批示有关方面通力合作疏通销售渠道，并示经济状况好的单位在春节之际适量给职工发点河鲜。
短短10天左右，一切化险为夷，鱼塘的困惑渐渐解除。上海市民春节合家团聚的餐桌上，几乎家家都飘散弥漫着鲜鱼的醇香气息。此刻，“食有鱼"这个词，实实在在地拥有了双重含意，它既象征着大吉大利，又让人们解馋而大饱口福。
一次，上海市召开“菜篮子工程”会议，因公在外的朱镕基请主管这一工作的两位副市长带话给与会的区长们：政府的力量在于市民的拥护，菜篮子关系市民的切身利益，菜场办不好，市民不会拥护我们。两年来，朱镕基正是从盘中餐中体恤民情，逐步确立政府威信的，他以大气魄的实践所成功拓建的“菜篮子工程”，使上海人民从一日三餐中体味到“父母官”的真实含意。
与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关系
上海人火气特别大。这也难怪。建国以来，为了支援国家建设，上海上缴中央财政4000多亿元。这是上海应尽的义务，同时也因此影响到上海的建设与增长速度。自身供血不足，矛盾日积月累，上海象一头累慌了的老黄牛开始喘息：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甲肝流行，火车相撞，陆家嘴惨案，工业增长速度全国倒数第一......上海人面对一连串天灾人祸，怎么能不惊慌失措?又怎么能没有肝火?而这种表面现象的里面，包裹着的却是更为可怕的人民低落的士气。
朱镕基来到上海，可以说，首先担忧的正是上海人民因屡受挫折而日渐低落的可贵士气。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作为一个领导者，哪怕你拥有如火一般的激情与美好的宏图大略，但得不到人民的理解与响应，又怎能成就一番事业呢?
奇怪的是，从朱镕基公开亮相就任上海市长的那天起，市民直接写给他他本人的来信象雪花般飘来，两年来从未间断过。据统计，在上海所有的人民来信中，给朱镕基的信超过一半。1989年1月至9月，市信访办共收到人民来信4.1万件，其中给朱铬基的便有2.1万件。屈指算来，两年中，他收到的信件累计已超过4万封！
这些信的内容，有对物价不断上涨而抱怨的，有对风气腐败而发牢骚的，有对政府某些部门的工作不满而陈词直谏的，有检举揭发胡作非为的，有表扬政府工作人员的，有要求解决个人问题的，有为振兴上海出谋献策的，有建议怎样当好市长的，等等。写信者当中，有工人、农民、教师、学生、科技人员、干部和老红军等各阶层人士。
朱镕基从那么多封直接写给他本人的来信中看到，虽然上海人心里有气，但心底里是火热的，他们要求尽快改变现状，振兴上海。他在国家经委工作时就养成了每封来信都得自己看的好习惯，但到上海后，面对这样多的人民来信，封封都由他本人处理自然是办不到的。开始，他找了两个人帮他专门看信，并按三栏标明后交他阅：第一栏为主要意见，第二栏为拟办意见，第三栏为催办结果，不是批过去就没有了，而是要件件有答复。后来，市信访办特地委派近10名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的干部专门处理给朱镕基的信。他们对来信逐一登记、筛选、摘报、查办、转处，有些则由朱镕基本人直接回复。1989年，他们为朱镕基摘取特别重要的来信900多件，这就是说，朱镕基平均每天得看三四封人民来信，最多的一天，那是去年的6月17日，朱镕基批阅了48封来信。随看随批，交代有关负责人去办，办得如何，过后还要查。这对于一个拥有1200万人口城市的市长，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市长与市民之间的情感沟通与血肉关系，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其实，相当多的人民来信，并不是一味向朱镕基诉苦鸣冤，它恰似一支晴雨表，敏锐地反映出市民所关心的热点。廉政风暴刮起之后，大批反映干部问题的来信转到了朱镕基手中。
有一位职工反映：该厂连续数年没有完成生产任务，但厂长竟向上虚报完成了生产任务，骗取承包奖金和"先进厂长"称号。信中说，企业欠债累累，工人拿不到奖金，厂长却名利双收，而且，这位厂长数次去美国、联邦德国，近期又要去美国等。朱镕基在信上批道:"这样的厂长能办好企业吗?”经查，该厂长去年上半年虚报产值38%，查实后，厂长撤职，同时取消“先进厂长"称号，追回承包奖，全局通报批评。
一位大概是怕打击报复的来者写了一封匿名信，揭露上海某街道盛行的不正之风，街道“三整顿"、城建办等几个部门向个体户集资，每户先付几百元搭建活动房，然后出租给个体户经商，每户月租100元；有的居委会租进活动房每间月租70元，再转让给个体户，从中得利，居委会还规定大小机动车进出里弄每次要给"养路费”10至20元。这些钱最后都变成了里弄干部的奖金。
这是一个带有普遍通性的问题，朱镕基从中感觉到事件的典型性，具有举一反三的意义，于是特批：“请通知各区注意，不得任意搭建临时建筑牟利，这都是机关搞创收的恶果。”
从人民来信中汲取养份，从而增强对事件的判断能力，这便是朱镕基阅信的收获。市行政事业性单位清理整顿收费办公室制订颁布的《上海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规定》，就是针对上述来信者列举的现象而出台的。
也许正是朱镕基始终带着一种真挚的感情对待市民的每一封来信，以及信中所反映的每一件事件，确确实实在用另一种方式，弥补与普通市民直接接触机会不多的缺憾，与素不相识的普通市民沟通、对话，两年来，上海市民直接写给他本人的来信从未忽冷忽热，有所间断。
曾经有人建议，一个人精力有限，市长有多忙，对来信不必管得这么具体。朱镕基说:“我就是要做个样子给下面干部看看，市长都看人民来信，区长、局长为何就不应该看呢?”为此，朱镕基还特地让秘书向市信访办传达了4点意见，其中提到，对提出重要建议、揭发重大问题、反映特殊困难或带倾向性问题的来信，要作为重要来信处理。此外，对批转的来信如何催办，如何复信都提了很具体的要求。
朱镕基面对数以万计充满热情的市民来信，感受很深。请听听他的心声吧——
“这些来信使我能够正确地认识形势，了解群众的脉膊，人民的情绪，大众的要求。”
“有人说，上海老百姓的气比别的城市好象要大一点。我想，原因是上海积累的问题很多，欠帐比较严重，城市建设各方面的矛盾比较尖锐。尽管存在这么多问题，上海人民还是纷纷给政府写信，他们是非常关心全局，关心大事。”
“从来信中，我还体会到一点，要振奋士气，很重要的一条是靠我们的政府的廉洁、高效。各级政府做到了这一点，人民群众的气就顺了，士气就会振作起来，社会风气就会好转。当然这也要靠人民群众的监督。”
“我收到的人民来信，有几封直截了当告诉我如何当市长，写得都很热情，讲得也有道理，我把这些信印发给我们的副市长们参考研究，学习怎样当市长。”
“我深深感到，离开人民群众就一事无成。只要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上海的千困难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通情达理的人民是公正的法官
一组历史性的镜头摄入了上海人民的眼帘，嵌入了上海人民的心间——
1988年8月4日，当朱镕基一行来到上海九龙路垃圾码头慰问环卫工人并准备参加劳动时，突然从路旁走出几位与码头为邻的居民，大声向他告状：“朱市长，知道您来视察，我们特意请了假在这等您。今天垃圾码头这么干净，是他们加班突击打扫给您看的......."朱镕基看看湿淋淋的路面，说:"是啊，这都冲洗干净了，我还打扫什么?这不是做样子吗!"
1989年5月26日，朱镕基来到上棉二厂慰问坚持生产的职工，在会议室听取厂领导汇报时，突然，从窗外传来了工人要求同市长见面的呼声。正当厂领导手足无措之时，朱镕基已经站起身，打开窗户同窗外的工人们亲切握手，工人们当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13号强台风去年夏末直向上海城扑来时，为察看风情、水情和交通情况而忙得不得安宁的朱镕基，在4日早晨得知台风已经过去，没有造成大的损失而眉头舒展，开怀大笑，他轻松地披起衣服说：我要回家吃早饭喽。
当黄浦江面临70年未遇的高潮位，浦东几百户居民遭淹之时，朱镕基踏着水走进居民家中，连道:“对不起你们，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在去年6月发生的政治风波中，为击碎“军队正开进上海城”的流言，朱镕基节骨眼上向上海人民深情地说:“作为市长，不能保境安民，我宁愿以身殉职。”......
朱镕基把自己融化在上海这座城市里，融化在1200万上海人民之中。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需要他，他就出现在那里，给人民带去安慰与鼓励。在两年前就任上海市长时，他曾带着感情说，成败不是自己所能预料的，他未必能使下届政府的工作干得人人满意。然而，上海人民是通情达理的，只要他肯干实事，他在干实事，就是出了些差错，大家会理解的。他正是以自己务实精干、从严执政的形象，赢得上海人民的真诚信赖与崇敬。
两年前，朱镕基刚来上海时，爱挑剔的上海人只是睁大眼瞪着他，可以说对他并没有多大好感。社会上普遍传说“市长很凶”“好发脾气爱训人”，有的甚至还说他“喜欢说大话”，对他那坦诚直率的个性看不惯。
朱镕基也坦率承认自己容易发脾气，说话尖刻，容易伤人。中央领导也告诫过他，他也作过深刻的自省。但是，朱镕基用请求谅解的口气引用中国一句老话来比喻自己：“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
其实，中国官场缺乏的也是最珍贵的，就是朱镕基所拥有的那种坚持独立思考、敢讲真话、勇于负责的优良品性。以这种优良品性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也曾给朱镕基带来困惑与灾难。1957年，他在“大鸣大放"中讲了几句话，结果被打成“右派”。10年动乱中，他在农场干了5年，学会种麦插秧，放过羊，养过猪。在石油部管道局担任副主任工程师的年代里，他带着一批青年徒工在野外作业，从爬电线杆到图纸设计，从高压输电线架设到变电站安装调试，什么都干。虽然个人经历坎坷，可以说饱经风霜磨难，但朱镕基始终认为，他是一个未见到过父母的孤儿，他是在党的怀抱中成长大的，党就是他的母亲，在“母亲”面前想什么就该说什么，说错了接受批评，说对了就要坚持。来上海后尝尽甜酸苦辣的朱镕基，在谈他当市长的感受时说，最大的体会就是：统一思想，从严执政。如果和和气气，吃吃喝喝，谁也不想得罪，那什么事也办不成。
时间这把雕刻刀，精细无瑕地把朱镕基那鲜明的个性坦露在上海人民面前，精明的上海人理解并整个儿地接受了他们的市长，不是在表面的客套里，而是在内心的情感中。
有几位记者不久前曾在上海街头随机采访普通市民，请他们谈是怎样认识朱镕基市长的?且听“评说”——
“朱镕基?印象最深的是吃客饭。”上海港煤炭装卸公司的朱烁渊，是在1988年底上海煤炭几乎“釜底无薪”的非常时期认识这位市长的。"几次煤炭告急，朱市长到码头现场办公，中午，他就在食堂吃了顿客饭，一菜一汤，问清价钱，当场将客饭钱付给食堂,难得！”
凉城新村街道办事处吴德胜：“我没有见过市长，但总觉得这个市长离百姓近，事体做得实。一些干部违法乱纪大家都痛恨，今天报上登了，嘉定县里几个干部违法乱纪，朱市长亲批严肃查处，做得好!”
上海外国语学院青年教师俞恩华，对下班仍能在菜场买到新鲜蔬菜特别满意："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校车开到北京西路，5点半，照样有新鲜蔬菜。‘菜篮子工程’确实不错。”
“无情不是真丈夫。”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三年级学生田军，不同意朱镕基“常板面孔”的说法，“今年开学，朱市长得知很多外地学生带行李挤车来学校不方便，专门指示派车到车站码头接送外地学生，挺有人情味!”
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方林虎主任说：“传闻朱市长办事公正，严于律己，敢于板面孔训人。我敢斗胆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市长板面孔训人却是大大不够，不然，为什么出租汽车问题，还要他亲自批示，亲自讲话......不能凡事都堆在一个人身上，各负其责的良性循环应早日在上海落实。”
一位老评弹演员认为，上海的落后，在于许多上海人不愿意当“冲头”，进行开拓，市长应该用他那坦率的性格去影响上海市民的性格。他还希望市长一定而且必须抽空跳跳舞，打打网球，看看戏和听听评弹。
两位医务人员说，朱市长任职以来，大场面、小事情，几乎处处都有他的身影。从电视里看，他很疲劳，他需要休息，请他务必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需要他这样没有大肚子的实干家......
“作为上海的市长，要么你征服这座城市，要么你被这座城市所征服，二者之间别无选择。"经常跟踪采访朱镕基的上海电台记者江小青感触颇深地说，朱镕基无疑征服了上海。当他来到群众中，所到之处，受到的欢迎都是发自于人们的内心的，真诚得毫无修饰，而对精明的上海人来说，这份情这份爱显得尤为珍贵。
上海拥有无限美好的前景：以外高桥新建国际大港为龙头带动浦东新城区的成片开发，疏解浦西老城区的人口拥挤；重新调整并合理安排工业布局，面向世界增强工业产品竞争力；采取政策措施，恢复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黄浦江大桥、地下铁道、程控电话、机场和污水处理工程等五大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一座重振雄风的上海城必将崛起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上海人不再认为自己生息其中的上海城的美好前景是玉宇琼楼般的幻想，因为他们的一切梦想与追求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依托，那依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就是市长朱镕基。
中国人往往是善良的。这种善良之至，人们往往只希望他们的领导者能是一个好人、一位清官。且不去评说这种民族素质的优劣，但中国有一条古训却似乎是永恒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人心者得天下。
（何建华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原副院长，上海联合国研究会会长，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此文由时任上海青年报记者采写，于1990年2月发表于广州《南风窗》杂志，标题为“没有‘将军肚’的实干家”，其后收录于何建华著《社会大换乘》一书，系“上海青年记者自选文丛”之一，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