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夏曼波】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7月31日，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该会议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等相关内阁大臣。此前，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为原和也。原和也曾历任警察厅外事课课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

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4月23日通过一项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

人民日报指出，这是日本二战后情报体制的重大变化，其意在整合和强化情报力量，实质上却是在打造服务于军事扩张的“新战前情报体系”，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军国主义野心。高市政府无视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正义呼声，在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军事扩张的道路上不断迈出危险步伐。

据日媒报道，此次高市政府以“防范外国间谍渗透”为借口强行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将构建起覆盖全体国民的全天候监控体系。这套体系通过跨省厅数据整合，将普通民众的日常交往、政治表达、反战活动全部纳入监控范围，未来会因民主监督机制的缺位，埋下系统性侵害人权的隐患。

此事不由让人联想起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琉球新报7月31日发表社论称，“国家以防止间谍为名封杀国民的言论、思想自由，这是历史的教训”、“特高警察曾监视国民，反战和反军的言论成为了镇压的对象，自由的学术、言论和出版活动受到了压制。”

图源：琉球新报

需要注意的是，现代情报机构所拥有的能力和权力，是远超百年前的。

当年的“特高课”当然极度凶残， 但他们的手段还是相对原始的，线人、跟踪、监听和纸质档案等，单个“特高警察”所能监控的人数终究有限。然而，2026年的今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让现代情报机构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处理能力。他们如果放开手脚，能作的恶也远超当年的“特高课”。

这也是为什么现代情报体系需要严格的制度约束的原因。人民日报援引日媒报道指出，与欧美国家普遍建立的议会情报监督体系不同，日本政府拒绝设立任何独立第三方监察机构，将情报搜集与使用的全部权力交由行政部门自行裁量，这为权力滥用和政治打压留下制度空间。日本社民党干事长、参议院议员拉沙尔石井表示，“国家情报局”将是缺乏监督的情报机构，最终只会沦为执政党的“打手”。

从这个角度看，指望高市早苗政府主动去约束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有些不切实际。

还有一点值得担忧，以现代情报机构的能力，是否会“反过来指挥日本当局”，告诉他们什么是“敌人”？

任何国家的安全资源都是有限的。哪些组织需要重点调查，哪些事件被视为国家安全风险，都会影响政府的政策重心。当一个高度集中的国家情报机构，配上最新的信息整合和研判技术时，它会不会反过来影响国家的安全议程？

历史经验表明，安全概念具有天然的扩张倾向。如果缺乏充分的约束，“谁是敌人”的定义便可能不断扩大，开始是“间谍”，然后是“网络攻击和认知战”，接着是“供应链”？下一步会不会是一家普通的外国企业？而这种扩大，又会进一步推动权力边界的扩张。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蔡亮在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指出，日本的情报体系跳出了传统的防御框架，联动国家安全保障，为日本自卫队的反击能力建设以及军事边界的扩张提供主动的情报支持。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的束缚，推进所谓的“情报强军”的一个关键举措，日本主动扩张的情报战略将持续扰乱区域安全格局，值得持续警惕和跟踪。

人民日报指出，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并非孤立的立法举措，而意在复刻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管控体制，一步步撕毁“和平宪法”，将日本重新推向战争边缘。环球时报评论称，“731”不只是一个日期，它是一声警钟，警示世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正日益成为现实威胁。

百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以“维持治安”之名，行思想禁锢之实。如今，高市早苗政府以“防范间谍”为由，编织起数字监控网络。在技术加成和监督缺位的阴影下，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让历史的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