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大象
來源| 大象放映室
你有沒有注意到，每到夏天，中國很多城市都會上演“城市看海”的戲碼？
暴雨一來，馬路成河，汽車趴窩，地下車庫灌水，然後網上就一定會準時出現那句名言：“下水道是一個城市的良心。”
緊跟着，就有人把青島的德國下水道搬出來，說一百多年前德國人修的排水系統如何如何先進，甚至管道旁邊還貼心地留了油紙包着備用零件。還有人說倫敦、巴黎的下水道寬敞得可以行車，簡直就是地下宮殿。
但今天我想把這件事拆開來講——中國的下水道真的比其他國家差嗎？我們的城市內澇又只是一個下水道問題嗎？
一.三個誤會
先說第一個誤會：青島不容易內澇，是因為德國人修的下水道嗎？
德國人在青島的殖民統治前後十六年，他們確實修建了一套相對先進的排水系統，但總長度才80公里，覆蓋的範圍也就是今天青島老城區的一小部分。而今天，青島排水管網總長度已經超過了12000公里。德國人修的那段占比其實非常小。
青島不容易積水的真正原因，是因為它地勢整體上東高西低、北高南低，三面環海。雨水落下來以後，地表徑流會沿着自然坡度迅速向低處匯集，最終流入大海。這種地形本身就是一個天然的排水系統。而且，遇到極端暴雨天氣，青島部分區域也會發生內澇。
至於巴黎和倫敦的地下管廊，它們最初其實是為了解決公共衛生問題才修的。19世紀中葉，歐洲城市人口急劇膨脹，生活污水和糞便無處排放，導致霍亂反覆爆發。倫敦還發生了著名的“大惡臭事件”，泰晤士河臭氣熏天。歐洲各大城市這才不惜血本地修建了大規模的地下排污系統。防洪只是它的附帶功能。
更重要的是，歐洲的降雨和中國有本質區別。
歐洲大部分（西歐）處於溫帶海洋性氣候帶，全年降水分布均勻，而且來得溫和，一年五六百毫米，每天就那麼一點淅淅瀝瀝。中國是季風氣候，降水高度集中。全國大部分地區60%到80%的年降水量集中在夏季的6月到9月，而且大部分是以短時暴雨的形式集中砸下來的。
你把巴黎的下水道搬到廣州，遇到一場颱風暴雨，它一樣扛不住。
所以，其實中國城市的內澇，不是“管子粗細”的問題。它是氣候地理、歷史遺留和發展速度這三股力量糾纏在一起的一個死結。
二.我國的困境
我們一個一個來說，第一重困境我們已經提到了——氣候的降維打擊。
中國是全球季風氣候最顯著的國家之一。以廣州為例，年均降水量接近1800毫米，是倫敦的三倍，而且相當大一部分是在颱風和強對流天氣中以短時極端暴雨的形式傾瀉下來的。
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中國的城市排水系統，需要在極短的時間內應對極大的水量衝擊。這種瞬時洪峰的強度，和歐洲城市面臨的那種細水長流式的降雨，完全是兩個量級的考驗。
比如2021年鄭州那場暴雨，一小時下了201.9毫米。這是什麼概念？北京一年的降水量也就500到600毫米。這相當於鄭州那一個小時，把北京小半年的雨一口氣全砸了下來。
這就好比讓一根吸管去接消防水槍噴出來的水柱——它怎麼可能扛得住？
那有人就要問了，既然氣候一直都這樣，為什麼古代那些城市反倒不怎麼被水淹呢？比如大家都愛提的江西贛州福壽溝，號稱“千年不澇”；北京故宮，六百年不積水。
古人的智慧當然巧奪天工，但這裡也有兩個誤區：第一，福壽溝和故宮它們都只能算是少數個例，不代表古代所有城市都不會發生內澇，事實上，古代城市內澇的記載比比皆是。第二，不管是福壽溝所在的贛州古城（3.2平方公里），還是故宮（0.72平方公里），它們的面積都不大，放現在只能算是一個建築群，跟我們今天的城市面積完全不是一個概念，防澇的難度也不是一個數量級的。而且，即便面積小，也並非真的“千年不澇”“六百年不積水”，贛州古城其實也發生過內澇，故宮也積過水。
但和古代相比，今天我們確實有個極大的劣勢，這也引出了中國城市內澇的第二重困境——現代城市，已經被套上了一層厚厚的混凝土鎧甲。
古代的城市，哪怕是長安、汴京那種百萬人口級別的超級大都會，城內依然保留着大面積的泥土、庭院、菜地和水塘。雨水落下來，被樹冠和植被截留，被泥土吸收滲透，真正形成地面徑流的水，可能只有兩成左右。大地本身就是最好的排水系統。
但過去四十年，中國完成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龐大、速度最驚人的城市化進程。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不到18%，一路攀升到今天的67%以上。在這短短四十年裡，我們用混凝土和柏油瀝青，給大地穿上了一件密不透風的鎧甲，徹底顛覆了過去的自然循環。
今天一場暴雨落下來，打在柏油路面上，打在玻璃幕牆上，打在瓷磚廣場上，沒有一滴水能被吸收。曾經能夠吸收八成雨水的泥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絕大部分雨水在落地的瞬間，就變成了兇猛的地面徑流。
你試着想象一下，原本是幾萬畝的農田和林地用幾個小時慢慢吸收的雨水，現在全部在幾十分鐘之內，爭先恐後地湧向地下那幾根直徑一兩米的排水管道。
而且，隨着城市面積的擴張，那些原本充當天然蓄水池的湖泊和濕地，很多被填平蓋了樓。
城市的緩衝區沒有了，水的歸宿消失了。它不往你的馬路上漫，不往你的地下車庫裡灌，它還能去哪？
當極端的季風氣候，遇上了一身混凝土鎧甲的現代城市，這問題已經夠無解了。但這，還不是故事最沉重的部分，最難的是第三重困境——我們腳底下，還壓着一筆巨大的歷史舊賬。
新中國剛成立時，百廢待興，一窮二白。那個時候搞城市建設，我們只能向蘇聯學習。蘇聯專家帶來了一套他們在本國行之有效的排水設計理念：淺埋、小管徑、直排式。管子不用太粗，埋得不用太深，雨水順着管子儘快排到附近的河道里就算完成任務了。
這套理念在蘇聯完全適用。蘇聯的大部分國土位於高緯度地區，降水量少，極少出現特大暴雨，更不會有颱風。小管徑足夠應付那種氣候條件。
問題在於，這套標準被移植到了中國的中部和南方。在武漢、長沙、廣州，夏季暴雨強度是莫斯科的好幾倍。用應對莫斯科降水的管道去承接武漢的暴雨，那是在跟老天爺賭博。
那我們當時為什麼不因地制宜呢？原因只有一個：沒錢。
那個年代，國家連糧食都不夠吃，每一分錢都要掰成幾瓣花。蘇聯那種淺埋小管徑的模式，造價極低，施工飛快，正是靠着這套簡樸但高效的方案，中國城市在最短的時間內建立起了最基礎的衛生和排水體系，讓無數人不再生活在污水橫流的環境裡。這不是一個應該被嘲笑的選擇，而是一個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不得不做出的決策。
但歷史的賬終究是要還的。
時間推進到2000年以後，當一座座千萬人口級別的超級都市在二三十年間憑空誕生，當年的地下管網，終於到了它的承載極限。
管徑太小，水量激增時根本排不動；埋設太淺，上方承受了遠超當初設計荷載的重壓，管道變形、破裂；更致命的是，當初幾十萬人口用的管網，現在要服務十倍甚至二十倍的人口，這就好比幾十條支流同時湧入一條窄窄的主河道，不決堤才是反常。
氣候的天然制約，混凝土的全面封鎖，歷史遺留的欠賬——這三重壓力疊加在一起，中國城市的內澇問題，就變成了一個不可能用常規思路解決的死結。
三.破局之路
問題搞清楚了，現在你要是市長，你怎麼辦？把全城的道路全部掘開，把所有的地下管道換成巨無霸級別的新管？
幾乎不可能。今天的城市地下，已經是一個極度擁擠的立體世界。地鐵隧道、高壓電纜、通信光纜、天然氣管道、自來水管線……密密麻麻地交織在一起。在中心城區大規模開挖重修地下管網，其難度和風險不亞於在一個人的心臟旁邊做手術，稍有差池，城市的運轉就會陷入癱瘓。
這就逼着中國的工程師們必須跳出傳統框架。既然地表已經被混凝土封死，淺層地下已經被各類管線占滿，那就往更深的地方去。
如果你這兩年關注過中國大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你會注意到一個極其震撼的工程門類——深層排水隧道。
什麼叫深隧？簡而言之，就是在地下40米甚至60米深的地方，用盾構機開鑿出一條超大直徑的地下隧道。它不是常規意義上的排水管道，它更像是一條深埋於城市腹底的暗河。
以上海蘇州河深隧工程為例。上海整座城市地勢低洼，汛期常常遭遇“風、暴、潮”三碰頭。每到颱風暴雨季，黃浦江水位高漲，城市裡的水排不出去——因為外面的水比裡面還高。
但現在，工程師們在上海的地下50多米深處，用盾構機掘出了一條總長15公里的深層排水隧道。暴雨降臨時，城區淺層管網容納不下的雨水，通過分布在城市各處的豎井，以近乎垂直跌落的方式灌入地下深處的隧道。這條隧道就像一條隱藏在城市心臟下方的蓄水長廊，能夠在短時間內吞納數十萬立方米的暴雨洪水。
等到暴雨過去，外江水位回落，分布在隧道末端的超級泵站開始運轉，將儲存在地下的水快速抽出，排入江河。
你每天走在繁華的街道上，完全感知不到，在你腳下幾十米深的地方，一座堪比幾層樓高的鋼鐵泵站正在持續運轉，幾百萬噸的洪水正在你的腳底被引導、儲存、有序排放。
但是，深隧工程的造價極其高昂。每一公里的建設費用需要數億，很難在每一座城市都鋪設。
要從根本上化解內澇的頑疾，我們還需要回到問題的源頭——既然現代城市用水泥封死了大地的毛孔，那我們能不能想辦法，讓城市重新學會“呼吸”？
這就引出了中國近些年來持續推進的另一項系統性戰略——海綿城市。
這本質上是一次對現代城市排水哲學的根本性扭轉。
過去幾十年，我們所有的排水理念都指向同一個目標：把水儘快排走。管道越粗越好，泵站越大越好，排得越快越好。但海綿城市的核心思路恰恰相反：水來了，先別急着走。
下雨的時候，原本密不透風的水泥路面，被替換成具有極強滲透能力的透水鋪裝，雨水落上去瞬間下滲，流入地下的碎石蓄水層；道路兩側的綠化帶，不再是高高的裝飾性花壇，而是改造成低於路面的“下沉式綠地”和“雨水花園”，路面上多餘的積水會自然地匯入這些凹陷的綠色空間。綠地之下，鋪設了層層疊疊的礫石、砂土和蓄水模塊，像真正的海綿一樣，把水吸納進去、暫時留住。
再加上分布在社區和公園中的人工濕地、生態滯留塘、蓄水池，整座城市就變成了一個由無數個微型水庫組成的分布式系統。
這個體系發揮的核心作用，叫做“削峰”——也就是削減洪峰流量。
道理很樸素。暴雨的可怕之處不在於它一共降了多少水，而在於它把所有的水集中在極短的時間內傾瀉下來。如果能讓一部分雨水在地面上多停留一個小時，不要在同一時刻全部湧入管網，那地下管道承受的瞬間壓力就會大幅降低，排水系統就有了從容運轉的空間。
而到了旱季，這些儲存在地下的水又可以反向滲出，滋養植被，調節城市的溫度和濕度，緩解城市熱島效應。一份雨水被使用了兩次，既防澇又散熱。
如果說深隧工程是用鋼鐵與力量正面迎擊洪水，那麼海綿城市就是用柔性與智慧化解暴雨於無形。一剛一柔，一個在地下60米處轟鳴，一個在街頭巷尾靜默。這兩套體系的結合，構成了中國當下應對城市內澇的戰略縱深。
今天在一些新建城區，比如深圳的光明科學城、雄安新區，從規劃的第一張圖紙起，就是按照海綿城市和地下綜合管廊的最高標準來設計的。地下是寬闊的綜合管廊，供水、排水、電力、通信全部集納其中，檢修人員甚至可以在裡面駕車巡檢。而地面上，是星羅棋布的濕地公園、雨水花園和生態廊道。
四.四千年的執念
現在回過頭來看開頭那個問題——中國城市的內澇為什麼這麼嚴重？
答案是三重困境的疊加：季風氣候天生的暴烈、四十年飛速發展給城市穿上了混凝土鎧甲、特定階段下受制於國力造成的歷史欠賬。
我們曾經為了讓數億人迅速在城市中安身立命，為了經濟的快速崛起，向自然預支了信用，向地下空間欠下了債務。而今天頻繁發生的內澇，就是大自然發來的催款通知。
但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其實也是文明進化的必經階段。
歐洲和美國的城市排水體系，是在他們緩慢的城市化進程中，用上百年的時間一輪一輪迭代出來的。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依然經歷過無數次的水災、瘟疫和系統崩潰。
而我們，是在一種時間高度壓縮的狀態下，飛速邁向城市化，硬生生地托舉起了一批又一批超級都市。這個難度不言而喻，這個困境也自然會發生。地面上的摩天大樓可以幾個月建成，但地下的百年根基，需要更漫長的周期、更持續的投入和更深沉的耐心。
今天，我們正朝着這個方向努力。從深隧工程在城市腹底開鑿出看不見的暗河，到海綿城市讓每一塊磚、每一片綠地都變成雨水的容器，中國人正在用這個時代最頂尖的工程能力和最樸素的自然智慧，去修復人與水之間的那條紐帶。
幾千年前，華夏先民大禹站在洪水泛濫的大地上，就已經悟出了治水的真諦——要順應水的天性，為它找到出路。
這種“不與水爭，而與水共處”的哲學，今天依然刻在中國工程師的骨血里。
只不過，在今天幾千萬人口聚集的巨型城市，在鋼筋混凝土構築的萬里叢林，這個問題又複雜了一萬倍。
但解決的方式永遠不變——為每一滴水，尋找它的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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