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6月18日,《日本经济新闻》一则并不算长的报道,却在日本金融圈和外交圈同时激起了涟漪。报道披露,日本多家大型商业银行正在内部审议是否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这一动向标志着延续数十年的金融禁忌正面临被打破的历史节点。然而,就在银行高管们艰难拨算盘的时候,一句话道出了问题的核心复杂性:"中国会怎么看?这可是一个重要的业务市场。"
这句话,是日本大型银行高管的原话,也是整个事件中最值得玩味的注脚。
旧禁忌松动:从政策银行到商业银行的多米诺效应
这场松动并非一夜之间发生的。今年5月,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率先迈出了实质性一步,修订内部业务规则,将针对国内武器制造商的投融资政策从"谨慎应对"调整为"可以考虑"。更具体的变化是,该行此前要求接受其注资的基金必须承诺不与"武器制造或销售收入占比超过50%"的企业开展投融资业务,这一硬性限制现已被废除。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随即公开表态欢迎,称此举"有助于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提升防卫产业整体实力"。

政策性银行先行,商业银行跟进,这个节奏不难理解。商业银行需要政策层面的背书和监管层的明确信号,才能在舆论压力下大方地调整信贷政策。日本金融监管机构的官员也对此表态,承认"长期以来,日本的社会氛围使得公开讨论与武器相关的贷款变得困难,目前仍处在形成共识的阶段"。这种表述,已经是相当明显的政策预热信号。
推动这一转变的外部条件正在加速聚集。日本政府于今年4月正式决定解除武器出口禁令,2025年防卫预算已达8.5万亿日元,比上年增长近10%,计划到2027财年将国防支出提升至GDP的2%。与此同时,欧洲投资银行2025年也修订了其贷款禁止清单,允许为直升机和雷达等国防装备提供融资支持。全球金融机构的防务融资观念正在整体性重塑,日本不可能独善其身。
根据国际反核武运动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已有301家金融机构向核武器产业提供了逾1万亿美元的融资支持,其中日本三井住友银行集团的涉核融资规模就高达130亿美元以上。事实上,日本金融资本与军工产业的关联并不像表面上那么陌生,真正陌生的只是"公开讨论这件事"的社会空间。
中国因素:最大的生意伙伴与最深的政治顾虑
理解这件事,绕不开中国。日本大型银行在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存贷业务和金融服务网络,对华商业利益的考量,让这些银行在调整军工融资政策时格外谨慎。那位高管的一句"中国会怎么看",折射出的是日本金融机构在国家安全战略与商业利益之间进行的精密权衡。
这种顾虑并非多余。近年来日中关系的周期性紧张早有先例表明,政治摩擦可以迅速传导至商业层面。如果日本大型银行被中国舆论打上"为日本军工提供弹药"的标签,对其在华业务的冲击将是实质性的。这一顾虑,与欧洲银行在讨论军工融资时所面临的逻辑截然不同。欧洲银行主要考虑的是ESG评级压力、机构投资者的道德筛选标准,以及国内反战团体的游说,而日本银行则还叠加了对华经济依存这一独特变量。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种两难困境是日本在后冷战秩序重构期所处位置的一个缩影。日本同时深嵌于美国主导的军事安全架构和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经济网络之中,这两套体系的结构性张力在最近几年越来越难以通过外交技巧来弥合。日本政府已经选择了在安全战略上大步向美靠拢,但日本金融界的脚步明显更为迟疑,这并不只是企业家的谨慎,而是对现实利益的清醒认知。
深层逻辑:军工融资松绑背后的结构性转变
当然,整个故事还有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日本防务产业长期面临的资本饥渴问题。过去几十年里,日本本国防务企业因为融资渠道受限,研发投入不足,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几乎没有存在感。武器出口禁令与金融机构的自我规避相互叠加,形成了一道双重壁垒。

现在,政策层面正在系统性地拆除这道壁垒。国防支出大幅扩张,出口禁令解除,政策性银行率先示范,监管机构发出暖风信号,这一系列动作构成了一条清晰的政策逻辑链。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市场机会正在变得越来越显眼,而迟迟不动的代价,将是在新一轮防务金融周期中落后于人。
但"落后于人"究竟意味着多大的商业损失,"得罪中国"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实际风险,这两道算术题的答案,目前在日本各大银行内部都还没有统一的结论。这才是"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所在。
历史的吊诡在于,日本正在小心翼翼地重走一条它的先辈走过的路,只是这一次,资本的流向与过去截然不同,而旁观者也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些面孔。日本金融业的这场迟疑,或许会是近年来东亚地缘经济变局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