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大别山的刘邓大军迎来了多年不遇的寒冬。挺进大别山是一次无后方依托的“破釜沉舟”，白崇禧的大军步步为营，丝毫不给十二万刘邓大军以分割包围的机会。加之南方潮湿的天气，疥疮和疟疾的流行，刘邓面临的困难是空前的。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面临的第一个大难题，是吃饭穿衣问题。

大别山地区历来比较贫瘠，一下涌进来刘邓十二万大军、白崇禧二十几万大军，更加吃不消。

为了解决吃饭和穿衣问题，军委决策从大后方运送十五万套棉衣、一百万银元和部分药品。但是运送民工需要二千五百人，还要四个纵队护送，这又是一个“刘邓大军”，要穿越早有准备的敌军封锁很难。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刘邓决心取之于敌，接连打两场胜仗。一战张家店，陈锡联三纵歼敌八十二师六十二旅五千六百人；二战高山铺，杨勇一纵、六纵十八旅五十二团和中原独立旅歼敌整编第四十师和整五十二师八十二旅一万二千六百人。

有了缴获物资和钱粮就地买棉花布匹，终于在入冬前解决了棉衣问题。

刘邓大军面临的第二大难题，是流行的疥疮和疟疾。

刘邓大军的指战员，身上穿的衣服还是五月二日解放汤阴时的缴获。在解决冬季的棉衣问题之前，刘邓大军四个纵队和直属队备受疥疮困扰。刘邓大军没有药品，而治疗疥疮需要硫磺，最后只能倒出手榴弹里的火药取硫磺，一个手榴弹有一两。

在当时，大别山地区没有水井，十二万大军吃水都是就地取水，什么河水、山沟、鱼塘，走到哪儿喝到哪儿，既不卫生还容易闹疟疾。由于缺医少药，只能就近找一些偏方或者干脆硬挺着。

刘邓大军面临的第三个难题，是我军四进四出失去了群众基础。

我军一进大别山是一九二七年的黄麻起义，后来红四反围剿失败转战川陕；二进大别山，是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后来长征到了陕北；三进大别山，是高敬亭红二十八军，全面抗战爆发后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四进大别山，是抗战胜利以后李先念新四军五师、王树声河南军区，联合组建了中原军区。军区部队一度发展到六万多人，但不到一年全面解放战争爆发，中原突围后解放区陷落。在我军四进四出的热死年间，方圆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别山已经成为桂系的天下。全面抗战时期，桂系廖磊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在大别山设立了比较完善的管控体系：建立了什么保甲联防制度、五家连坐制度、特务组织、地方民团等等组织。

刘邓大军面临的第四个难题，也是最头疼的，就是遍地开花的小保队。

所谓“小保队”是一个另类地方武装，和正规军、地方名团不一样，具有家族特色、民团属性、土匪性质和保甲制度。小保队成员，都是痞流氓、无业游民、溃兵贯匪、红军叛徒，做事手段残忍。

刘邓部队在大别山，小保队的袭扰比正规军都厉害，我军基层政权被破坏，伤病员无法安置，工作队被袭击杀害。

　　转战大别山，小保队最为凶残，中野一次杀匪两千，威震了土顽。

　　这一时期，蒋介石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又搞起了所谓的“总体战”，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恢复和发展特务组织，对群众严加控制。各地的地主、恶霸、特务、土顽部队组成小保队，仗着国民党正规军大量进入大别山，一时气焰十分嚣张。

　　国民党正规军抓着了解放军，就和解放军对待俘虏差不多，衣服一脱，换上国民党军服装，有机会了还能再跑回来参加解放军。军纪比较正规的国民党军，还会把俘虏的伤病员送到军队的医院，治好伤，再补充到部队里。

　　“小保”队虽然是杂牌民团，分布很广，成员都是当地人，熟悉地形，还熟悉我军的那一整套游击战术。“小保队”平时和老百姓没什么区别，隐藏在群众中，吃住也在村里，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他是“小保队”。解放军处于明处，“小保队”处于暗处，时而啸聚，时而分散，让人防不胜防。

　　他们经常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折磨因迷路、伤病、掉队的解放军。在地方上，对我地方工作人员、基本群众、掉队战士、伤病员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迫害。

　　四十九团宣传股股长杨锦华说起“小保队”，至今还深恶痛绝：“在大别山行军，战士们最怕掉队。大别山都是山路，拐弯多，草啦树啦也很多，掉队两三百米，都有可能被“小保队”抓到杀掉。我们团有个战士，掉队掉了400米左右，被他们拉到树丛里，我们只听他叫了一声，等我们赶回去，人已经被杀死了。

　“小保队”对当地情况熟、地形熟、人员熟，你人多时，他就跑着躲你，人少的时候，他就出来搞你，把我们的人抓住，一般都活不了，手段都还很残酷。我们把伤病员放到老乡家养伤，这些伤病员十有八九都活不了，有些是被“小保队”搜出来的，有的可能是被老乡主动交出来的，群众基础很不好。

　　原六纵十六旅宣传科干事刘淑宪回忆说：我当时被抽出来参加工作队，我们是在英山县一区，一共有八个人。那时“小保队”真是太猖狂了，我们晚上住宿，一个晚上要转好几个地方，我们几乎没在一个地方睡过一夜的。到老乡家里住下后，我们要把屋门顶上，还得警告那家的主人：“不要给‘小保队’报告，如果你们给‘小保队’报告了，我们先把你们打死，要死咱们一起死。”

　　我们的工作几乎没法开展，我们搞起的“贫民团”很难生存下来，参加“贫民团”的，很多都被“小保队”杀掉了，后来我们都不敢公开叫“贫民团”了。

　　那时我们都有一个想法，遇到“小保队”，就是战死，也无论如何不能被他们抓到，他们的手段真是太残酷了。有一次我们被“小保队”围住了，他们有几百人，有的手里有枪，有的拿着扁担，他们到了我们跟前，我们把为首的一个打死了，他们害怕了，我们再一追，他们才跑掉。想想那次也很危险。

桂系白崇禧看准了小保队的利用价值，在财力、武器弹药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企图利用小保队割裂刘邓大军和群众的联系。而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的前三个多月，小保队也的确制造了足够的麻烦。

小保队对刘邓大军和地方组织的威胁，主要来自几个方面。

第一个威胁，无处不在的小保队给桂系通风报信，刘邓大军行踪很快就能被白崇禧掌握。

第二个威胁，小保队对我军掉队战士是一个致命隐患。正规军迫于舆论压力还不敢对俘虏太过火，可是小保队不一样，刘邓大军掉队的战士落得他们手里都被残害，没有一个好的。

第三个威胁，对地方工作队生存危害极大，小保队无所不用其极，新区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第四个威胁，也是最严重的，就是小保队用残忍的手段威胁当地群众和刘邓大军接触，让第五次进入大别山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二万大军要粮没粮、要钱没钱，伤病员宁肯战死也不愿留在老乡家里。

刘邓多次给各纵队下死命令，要求严惩小保队。但是，由于小保队成员都是当地人，穿上军装就是小保队，换下衣服就是老百姓。

刘邓大军虽有十二万人，可是打小保队就像大炮打蚊子没有一点效果。刘邓大军野司和六纵活动的麻城一带，民风彪悍，小保队势力很大，尤其是距离麻城只有二十公里的宋埠。

宋埠地处交通要道，人口上万，武汉会战期间做过第五战区司令部驻地。大别山土匪最集中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麻城，一个是商城，而麻城土匪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是比较繁华的宋埠。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底，刘邓命令随行的六纵开始新一轮打击小保队的行动。王近山因伤病留在后方医院没有南下，六纵实际上由政委杜义德指挥。由于事先进行了大量侦察，杜义德掌握了麻城附近活跃着小保队八个中队二千四百多人，于是指挥肖永银和李德生很快完成了合围。

可是等六纵收网以后，却没有发现一条“鱼”，难道小保队都长了翅膀？杜义德不敢怠慢，赶紧命令十八旅旅长肖永银再次派出侦察员四下寻找，很快反馈回来了：

这些小保队没有跳出包围圈，脱下军装换上便装都藏到了老百姓当中。而包围圈里没有几个大村子，除了麻城意外，能够让二千四百多人藏身的只有一个比较大的镇子，那就是宋埠。

杜义德恍然大悟：靠近麻城的宋埠本来就是小保队的大本营。既是土匪聚集地，又是小保队非常活跃的地方，所以一旦出事即便距离麻城更近，这些小保队和土匪还是习惯性地舍近求远往宋埠跑。汇报野司以后，刘邓很快回复：包围宋埠镇，清剿小保队。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刘邓回复的当天，杜义德命令肖永银马上行动。六纵十八旅旅长肖永银一声令下，十八旅五十二团、五十三团和配属的李德生十七旅的苟在合四十九团趁着夜黑风高，当天夜里就把宋埠围了一个里三层外三层，就等着天亮以后来一个“瓮中捉鳖”。

这几个团的指战员深受小保队之苦，大家都盯着宋埠四周不过一人多高的低矮围墙，眼睛也不敢眨一下。第二天上午，主攻的于振河五十二团几发炮弹下去寨门就被炸塌了，小保队纷纷涌向北门企图逃跑。五十二团二营教导员侯建军带领营指从东关火速赶往北关5连支援，堵住了口子。一个胖子刚从寨墙跳下来就被活捉，一问原来是小保队的“顾问”，以前还当过正规军的副旅长，没想到当了阶下囚。小保队欺负老百姓、残害工作队有能耐，碰到十八旅很快一触即溃。

可是清点战斗成果，俘虏和死尸总共二百多人，不到小保队的十分之一。

肖永银犯了愁，直到看见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皱起的眉头这才舒展开来，小保队化整为零混入了老百姓里头，企图鱼目混珠蒙混过关。肖永银马上召集三个团长，凡十五岁到五十岁男人一概活捉。

天擦黑的时候，三个团长汇报战果，一共捉了一万多人。被捉的大多数肯定是老百姓，如何甄别其中的二千一百多名小保队？刘邓大军前身是红四方面军，其中不少大别山的战士，麻城籍也不在少数。

第一个办法，在屋里放上一盆水，让被捉的人一个一个进来辨认是什么，如果回答“腐”音就是麻城东部的人，如果回答“匪”音就是宋埠当地人，结果回答“匪”音的还有四五千人。

第二个办法，根据提前登记的户口，然后让妇女、孩子来认领。

这一次留下来的不多不少正好二千一百多人，其余的礼送回家，算是跨过了鬼门关。但是汝河处置这二千一百多人，电告野司刘邓很快回电：排长以上级别土匪全部杀掉。但排长以上，不过一百多人。

剩下的小保队二千人如何处理，再次请示野司，刘邓回电斩钉截铁：“所有土匪统统杀掉！”

二千多人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里面肯定有极少数不能辨别的人员，肖永银还有些犹豫，但是敌情紧急，附近的吴绍周整编第八十五师步步紧逼，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再次甄别身份。

肖永银和政委李震命令三个团各扫门前雪，然后掩埋小保队的尸体撤离战场。

此时天近黄昏，敌人大部队已经接近，敌情严重，来不及再做仔细甄别。肖永银命令部队将两千多小保队带到城外处死。开始战士们下不去手，指导员说道：想想我们牺牲的战友，有多少是惨死在这些土匪的手下。如果放他们走，他们回去立即又成了还乡团来祸害老百姓。一些连长、排长们带头，随后战士们也纷纷举起了为死难战友复仇的刺刀。

但是，狡猾的白崇禧派人挖掘出了小保队的尸体，让记者拍照借题发挥攻击“刘邓虐杀”，还引发了舆论关注。但是，为了十二万大军生存，在非常时期行霹雳手段也是无奈之举。

事实上，在宋埠事件出现前，对于小保队的恶行，下面的很多部队已经自发的多次出现不接受投降的情况，少则两三人，多则数十人。

宋埠杀匪，极大震慑了小保队等乌合之众，也给老百姓树立了胜利的信心。如此多的土匪俘虏为什么一夜之间都被处死了？这就不得不谈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和鄂东“小保队”了。

“宋埠杀匪”之所以会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保队”作恶多端，激起了解放军的无比愤怒，加之当时军情紧急，大队敌人已在逼近，押着这么多顽固不化的土匪俘虏行军、打仗也不现实。

这一仗极大的震撼了小保队，是杀一儆百的实例。在我军强大政治攻势和严厉的军事打击下，地方工作有了很大改观，小保队的活动大大减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战争环境下，有时必须采取严酷的手段。对于那些穷凶极恶顽固不化的敌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来不得半点仁慈。

李德生后来回忆说：消灭宋埠之敌，对扭转局面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中的一些人终于明白了，国民党的正规军，是临时调来扫荡的，不可能长期留驻，若与已在当地建立了政权的共产党为敌，迟早要遭到铲除。宋埠之战就是杀一儆百的实例，还不如留点后路好。

　　在我军事斗争与政治攻势下，许多干过坏事的土顽，纷纷向当地人民政权自首，表示愿意改过自新。一些乡、区的旧政府，也曾出现过抗日时期那样的两面政权，自愿或被迫地为人民做了些好事。

（二）回忆小保队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使蒋介石如坐针毡。他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又搞起了所谓的“总体战”，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恢复和发展特务组织，对群众严加控制。

各地的地主、恶霸、特务、土顽部队，仗着国民党正规军大量进入大别山，一时气焰十分嚣张，对我地方工作人员、基本群众、掉队战士、伤病员，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迫害。

其中，国民党地方政权组织的土顽部队“小保队”最为凶残。“小保”是大别山区的土匪，地痞，流氓以及恶霸组织，甚至有些还是红军时期的叛徒，这些人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

自土地革命以来，大别山地区一直有的游击队伍活动，间接地成了“小保队”的游击战老师。“小保队”不但熟悉大别山地区的风俗民情，而且也熟悉解放军的那一整套游击战术，因此危害也最大。

“小保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折磨因迷路，伤病，掉队的解放军，和解放区政府工作人员。“小保队”平时和老百姓没什么区别，隐藏在群众中，吃住也在村里，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他是“小保队”。

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军处于明处，“小保队”处于暗处，时而啸聚，时而分散，让人防不胜防。这些人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政权服务，对付的手段比国民党正规军还要凶残。

国民党正规军抓着了解放军，就和解放军对待俘虏差不多，衣服一脱，换上国民党军服装，有机会了还能再跑回来参加解放军，军纪比较正规的国民党军，还会把俘虏的伤病员送到军队的医院，治好伤，再补充到部队里。

事实上，在蒋介石关于“清剿”大别山的讲话中，也曾多次讲到“优待俘虏，瓦解敌军”。落到“小保队”手里就惨了，几乎没有一个活下来的。事实上，当年的刘邓大军中就流传着“不怕国民党，就怕‘小保队’”的说法。

六纵十七旅宣传科干事马丰年为一碗水被小保队杀死。在大别山时和四十九团宣传股呆在一起。有一天行军时，部队在半山腰休息，这时已经是上午九点多，走了一个晚上的路，马丰年感到嗓子又干又渴。他对四十九团宣传股股长杨锦华说：“你看，下面有个小村子，我渴得很，能不能下去找些水喝？”杨锦华知道每个村庄里都可能有“小保队”，就对他说：“你最好不要去。”马丰年咂了咂嘴，嘴唇干燥得裂出了一条条血道子，他忍不住又说：“我不去不行，都快渴死了，我一定要去搞些水喝。”马丰年是学生出身，对小保队的凶残认识不足。

杨锦华看着他渴得不行，只好松了口：“那你快去快回，一刻都不要耽误，我在这等你！”

杨锦华坐在那里，部队又开始行军了，一营过去了，团部过去了，二营、三营过去了，后勤也过去了，都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马丰年还没有回来。杨锦华有些着急，站起来不停地张望着。走在最后面的收容队也过来了，杨锦华只好跟着部队走了。到了晚上，马丰年还没有回来，他忙找到政治处主任苗兴华，讲了这事。

苗兴华一下子急了：“怎么办？赶紧给旅里打电话！”杨锦华给旅政治部汇报后，政治部又汇报给了李德生，但部队要赶着行军，也没有来得及回头找他。但李德生一直都记着这件事。

杨锦华也一直忘不了。在抗美援朝回国以后，他在《解放军报》上见到一篇“寻人启事”，说是要找一个叫马丰年的，解放战争时期是六纵十七旅政治部干事，在大别山失踪。这是马丰年的家人刊登的。

杨锦华看到后，忙写了封信寄了过去，讲了他失踪的情况，但他到底是否牺牲了，他也拿不准。此后杨锦华一直在打听着马丰年，一直到二000年八月，原十二军副军长甄申路过徐州，已离休在家的杨锦华去看望他，说起这件事，甄申告诉他，马丰年已经壮烈牺牲了。

那次他一到村庄，就被“小保队”抓到了，“小保队”把他捆起来，把全村的人集合起来，恶狠狠地问他：“你们解放军，到我们大别山干什么？”

马丰年正气凛然地回答：“打倒国民党，领导穷人翻身做主人。”“小保队”气急败坏，搬来了一张木床，用四颗大铁钉，将马丰年的四肢钉在床上，竖起来示众，问他还要不要穷人翻身？

马丰年依旧坚强不屈：“我死了，穷人也要翻身！”“小保队”就将他割耳、挖眼杀害了。甄申还告诉杨锦华，这事是李德生告诉他的，李德生很重视这件事，解放后曾经专程派人到大别山去寻找马丰年，通过当地政府打听到了这件事。

说起“小保队”，杨锦华至今还深恶痛绝：

“小保队”多如牛毛，很难把他们区分出来。他们都是本乡本土的，和当地老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再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我们一些过左做法，甚至一些老乡也帮着“小保队”，我们几乎得不到什么情报。

相反，“小保队”的消息却很灵通，我们很难打击到它，它却能经常给我们制造麻烦。在大别山行军，战士们最怕掉队。大别山都是山路，拐弯多，草啦树啦也很多，掉队两三百米，都有可能被“小保队”抓到杀掉。

我们团有个战士，掉队掉了四百米左右，被他们拉到树丛里，我们只听他叫了一声，等我们赶回去，人已经被杀死了。听说十六旅有个工作队员，被“小保队”抓到后，死得很惨，又是割鼻子，又是挖眼睛、割生殖器。

“小保队”还特别顽固，有一次十七旅抓到一个“小保队”，年轻也很小，只有十八岁，我们处决他时，是用刺刀捅的，一刺刀下去，他还在那里喊：“老子二十年后还是条好汉。”

“小保队”对当地情况熟、地形熟、人员熟，你人多时，他就跑着躲你，人少的时候，他就出来搞你，把我们的人抓住，一般都活不了，手段都还很残酷。这事我见过好几次，有次是把我们的人杀死吊在树上，大冬天的，没穿上衣，只穿一条军裤，这才看出是我们的人。我们把伤病员放到老乡家养伤，这些伤病员十有八九都活不了，有些是被“小保队”搜出来的，有的可能是被老乡主动交出来的，群众基础很不好。

“小保队”抓到这些伤病员，砍成几块，胳膊、腿扔到山上到处都是。我们出大别山时，还见到有五棵树上吊死了五个人，都是解放军，被开膛破肚，惨不忍睹。这不是国民党正规军干的，他们还想要个好名声。

后来我看到一个材料，是蒋介石关于“围剿”大别山的讲话，也讲到了要“要严明纪律”，改变人民的观感等等。“小保队”就无所顾忌，简直是天绝人性。国民党政权也鼓励它这么干。这对我们影响很大，战士们普遍有两怕，一怕负伤生病，二怕掉队。

原六纵十六旅宣传科干事刘淑宪回忆说：

我当时被抽出来参加工作队，我们是在英山县一区，一共有八个人。那时“小保队”真是太猖狂了，我们晚上住宿，一个晚上要转好几个地方，我们几乎没在一个地方睡过一夜的。

到老乡家里住下后，我们要把屋门顶上，还得警告那家的主人：“不要给‘小保队’报告，如果你们给‘小保队’报告了，我们先把你们打死，要死咱们一起死。”

我们的工作几乎没法开展，我们搞起的“贫民团”很难生存下来，参加“贫民团”的，很多都被“小保队”杀掉了，后来我们都不敢公开叫“贫民团”了。

英山县二区有个工作队队员被“小保队”抓住了，就用大钉子把他钉在墙上，过了一星期才死掉。还有的是被石头砸死的，砸得都成一堆肉泥了，根本认不出来。

那时我们都有一个想法，遇到“小保队”，就是战死，也无论如何不能被他们抓到，他们的手段真是太残酷了。

有一次我们被“小保队”围住了，他们有几百人，有的手里有枪，有的拿着扁担，他们到了我们跟前，我们把为首的一个打死了，他们害怕了，我们再一追，他们才跑掉。想想那次也很危险。

“小保队”对待解放军女战士的手段更让人发指。李德生在他的《征程忆怀》中曾讲过一件事：六纵参谋处长王毓淮有次带部队经过一个村子，发现有一家房主说什么也不让部队进去。

王毓淮觉得情况可疑，进去一看，里面有个小媳妇，怯怯地看看房主，又看看他。王毓淮总觉得眼熟，再一细看，原来是野政文工团的一个女战士，王毓淮曾经看过她的演出。这位女战士生性活泼开朗，被“小保队”抓到后，当作了小老婆，这位女战士平常也不敢哭，怕被杀害了。王毓淮得知事情真相，救出了这位女战士，处决了这名“小保队”。

杨锦华回忆说，大多数女战士命运更惨，她们被“小保队”抓到，遭到强奸后，又被脱光衣服，吊死在树上了

“小保队”残酷行径，使解放军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首先就是战士们不愿意到地方工作。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有个炊事员，是个40多岁的老战士，走路不大灵活，有时行军也吃不消，部队准备把他派到地方工作。

团长李耀光找他谈话：“你年纪大了，部队天天要行军，不如到地方工作吧。”他到地方当了区委书记兼区长，但得不到群众的掩护，“小保队”仗着人多势众，经常围攻他们，每天晚上都要转移，比在部队行军还苦。

他就又跑回来找到了四十七团，看到李耀光就哭了：“团长，我年纪大了，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当时有不少人都要求回部队，不愿意到地方工作，这个口子李耀光当然不能开，他说：“你已经到区里工作了，怎么能回来呢？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你解决。”

这个炊事员垂头丧气地想了一会儿，说：“再给我一些人，一些枪和子弹，我们要对付‘小保队’。”李耀光就又给了他五个战士、五支枪，五百发子弹。这个老战士流着泪离开了部队，但一直到刘邓大军出了大别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十七旅也面临着这些问题。四十九团司令部有个叫袁波的参谋，到旅里参加参谋训练队时，旅里让他到地方工作。没多长时间，他一个人又跑了回来，找到李德生，像小孩一样呜呜地哭鼻子：“旅长，让我回来吧，我受不了‘小保队’了，我宁愿在这里打仗死了，也不愿意去了！”

李德生当然也不敢轻易答应他，他必须硬起心肠：“不行，让你去工作，这是组织的决定，你怎么能随便回来？你们现在是军分区领导的，怎么能说走就走了？”袁波只得又硬着头皮回去了。

另外就是伤病员安插比较困难。四十七团有次行军，看见一个伤员靠在树上，他们还以为他活着，其实是被杀害了，用竹子从肛门插进去，插到了喉咙口，竖在树旁。

部队有了伤病员，他们宁愿跟着部队，也不愿意被安插在老乡家。四十七团机枪连战士赵魁华生了疥疮，身上还有虱子，疥疮慢慢地恶化了，疮疱很大，连走路都困难。

连长说要把他留在老乡家养病，赵魁华当场就急得要哭了：“我不走，我要跟着部队，我就是爬也要跟着部队！”说什么也别想把他留下来。赵魁华还是比较幸运的，经过治疗，疥疮很快就好了。那些留在老乡家的伤病员，大多数都被“小保队”残杀了。

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小保队”还特别顽固。四十九团有次行军，两名侦察员先上马出发侦察，刚拐了一个弯，10多个“小保队”窜出来，把两人扑倒在地，用石头活活地砸死了。

骑兵通信员屈海群发现后，忙向苟在合汇报。苟在合赶马过来一看，气得脸色通红：“去命令部队，把这座山给我围起来，一个都不能放跑！”

四十九团很快抓住了十多个人，但这些人个个装作很老实的样子，都说自己是老百姓。部队也没了办法，苟在合狠狠地说：“给我搜，只要身上有枪有刀的，一律捅死！”

结果搜出了几个身上有枪有刀的，警卫排上去把他们捅死在了路边。但还有两个人，怎么看都像是老实巴交的老百姓，战士们就有点大意，摸摸上身，没发现有枪有刀，就没再杀他们，但为了防止他们回去报信，带着他们一起行军。

谁知走了没多远，两个人趁人不备，掏出手榴弹朝苟在合扔了过来，警卫排的战士眼疾手快，一脚踢开了手榴弹，“轰隆”一声爆炸了，伤了两个战士。

两人扔了手榴弹，跳进路边的一个大池塘里，准备潜水逃跑。苟在合下了马：“大家看好了，他们头一露出来，立即把他们打死！”这两个人没憋多久，刚露出脑袋，战士们立即开枪把他们打死了。

“小保队”的疯狂行径，激起了广大指战员烈火般的仇恨。解放军对“小保队”也开始以牙还牙，以暴抗暴，抓到一个“小保队”，决不会客气。

六纵参谋长姚继鸣是个知识分子，平时很少发脾气，也没什么架子，喜欢给大家开玩笑，连战士都不怕他，但说到“小保队”，他就恨得咬牙切齿，杀气腾腾的。

有一次纵队抓到了几个“小保队”，但还没人敢杀他们，怕违反纪律，只好带着他们行军。但这帮人都站着不动，有两个人长得很胖，又很顽固，两人赖在地上不动，侦察连的战士上去拖他们，他们不但不走，还骂骂咧咧：“共产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老子落在你们手里是倒霉，要杀就杀，要剐就剐。”

姚继鸣刚好路过这里，听到了这话，立刻赶了过来：“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这两个“小保队”斜了他一眼，又重复了一遍，姚继鸣不等他们说完，大声地吆喝道：“闪开！”

战士们忙闪到一旁，他掏出手枪，“啪啪”两枪，把这两个人打死了，然后瞪着眼看其他人：“我看谁还想不走？”几个“小保队”忙乖乖地跟着走了。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骑兵通信员屈海群回忆说：

我们四十九团有次在行军，遇到了一个老乡，手里拿着红缨枪。团长苟在合走在前面，骑着东洋马，身上披着日本军官的呢子大衣，腰里还挂着一把东洋刀。

这个老乡过来就问：“贵军是哪一部分的？”苟在合有些怀疑，就顺口答道：“我们是八十五师的。”这个人立刻绽开了一脸媚笑：“国军，你好，我刚才杀了一个共产党。”接着就把红缨枪举起来让苟在合看，上面还有鲜血。

苟在合不动声色：“你干得好，先给我们带段路。”这个人欢天喜地给“国军”带起了路。过了一个山头，到拐弯的地方，苟在合使了个眼色，让几个战士把这个人拖了过来，苟在合把眼一瞪：“你看看老子是谁？老子就是共产党！”说着就骑在马上，抽出东洋刀，当场把他劈死了。

十七旅五十二团有次路过一个小镇，“小保队”盘踞在一座碉堡里，不停地打冷枪。李德生立即命令五十二团把这座碉堡拿下来。五十二团攻下了这座碉堡，里面有三十多个“小保队”，三连连长顺手拿起一把锄头，兜头就向他们头上劈，一锄头一个，“小保队”的脑浆都迸到他脸上了，他也没顾得擦一下，一连劈死了十多个。

正在这时，李德生赶来了，叫住了三连连长：“你在干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干？”三连连长还不服气：“我不这么干，我怎么干？”虽说杀的是凶残的“小保队”，但李德生还是觉得他做得有些过分，严厉地批评了这名连长，给了他一个处分。一直到淮海战役牺牲时，李德生也没批准把他的处分拿掉。

“小保队”混入老百姓中，神仙也没办法把他们分辨出来。为了不让一个“小保队”漏网，解放军也不可避免地误杀了一些人。原四十九团军务参谋韩文也回忆说：“杀的人的确太多，有些是‘小保队’，有些也不一定是。有一次行军，有个参谋告诉我，说前面有几个人被绑在了树上。”

“我过去一看，果然有几个老乡被绑在树上，是用刺刀捅死的。说是‘小保队’，到底是不是，没人能说清。后来就比较严了，为这事部队专门整顿过。听说五十团参谋长打老乡了，刘邓首长还亲自批评他了。”

地方工作人员、伤病员被残杀的越来越多，各种有关“小保队”的情报汇集到野司，刘邓决定乱世用重典，对这股非正规军敌人采取非常规手段镇压。

狠狠地打击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刘邓首长把目标定在了宋埠。宋埠是麻城东南一个较为富庶的小镇，有“小汉口”之称，一个月前，二纵曾在这里筹过钱款和棉花、布匹。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后，不少地主恶霸都跑到了这里，他们带来的“小保队”有八个中队二千四百多人，四处为非作歹，搅得鸡犬不宁。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刘邓得知宋埠附近的敌八十五师西移后，立即指示六纵，乘宋埠空虚，迅速占领，清剿“小保队”。

杜义德立即命令肖永银带领十八旅和十七旅四十九团攻占宋埠。他再三叮嘱肖永银：“这些‘小保队’最可恶，不要让一人漏网，刹一刹他们的威风！”

肖永银早就憋了一口气。早在十月初，刘伯承有次见到肖永银，劈头就问他：“肖永银呐，我问你，你打了那么多县城，你消灭了多少土顽？你不把土顽消灭了，地方干部去了咋办？”

这次去宋埠清剿“小保队”，肖永银下了决心：一定要干净利索消灭“小保队”。他对政委李震说：“咱们俩这次一定要打好，再不打好就没法向首长交账了。”

肖永银带着五十二、五十四和四十九团，在光山轻装前进，当天晚上赶到了宋埠，里外围了三层。宋埠只有低矮的寨墙，部队如果发起攻击，轻而易举地就把它占领了。但肖永银没有这样做，他怕天黑土匪乘乱逃跑，命令部队严密看守，耐心地等到了天亮。

直到日升中天，部队吃饱喝足，开始打了。这仗打得很简单，两三发炮弹，宋埠的大小碉楼就轰然倒塌，部队随即发起冲锋，敌人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五十二团是主攻，二营教导员侯建军带领营指赶往东关时，北关五连的地方枪声响得很激烈，敌人显然是想从那里突围。他忙带了两个通信员赶往北关，刚接近寨墙，从上面跳下一个胖胖的人，三个人忙上去把他摁住，一审问，原来是湖北省警保处的特派员，这家伙曾经当过国民党军的副旅长，现在在宋埠给“小保队”“指导工作”。

部队攻进了宋埠，但一清查战果，肖永银不禁皱起了眉头：宋埠有“小保队”二千四百多人，打死打伤了二百余人，其他人不见了！部队里外三层把宋埠围得像铁桶一般，没见有人跑出去，其他的到哪里去了？

他越想越窝囊，杜政委让他“一个都不要漏网”，这下好了，有两千多人无缘无故地不见了。他再看看俘虏过来的“小保队”，身上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要是放在大街上，和其他普通老百姓没一点区别。肖永银恍然大悟：这些家伙已经化整为零，混到老百姓家了！

肖永银立即把三个团长叫来，把宋埠城区地图摊在地上：“你们把四面寨门统统关起来，让部队把宋埠看紧了，不能跑掉一个人，其他部队在镇里挨家挨户搜，只要是十五岁到五十岁的男人，见了就捉！

然后，他把宋埠划成了三块，每个团分一块：“搜！凡是青壮年男人，一个不漏，统统抓起来，我就不信它能插翅飞了！”

宋埠立刻热闹起来，老百姓也不知道咋回事就“祸从天降”了，好端端坐在家里的，摆摊做小本生意的，甚至正在学校教书的，只要是青壮年，都被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带走了。

原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后来回忆：

我们把宋埠所有的青壮年男人捉来后，叫到屋里审问，看一看手，手上有硬茧的，比较粗的，就是老百姓，就把他们放了。细皮嫩肉，不像干过农活的，统统留下来，也有不少人是冒充走亲戚的，做买卖的，遇到这样的人，也都关了起来。也有人说，攻打宋埠是趁敌空虚，部队不可能久留，根本没有时间登记、看手，只要是青壮年男人，基本上都抓起来了；也有人说，登记、甄别也搞了，不过是少部分，大部分都来不及盘问。 抓到了二千多名“小保队”，其中还有麻城县长，这么多俘虏怎么办？肖永银和李震发了愁，这伙人都是本地人，根本没办法补充部队，放了吧，危害又很大，宋埠等于白打了，杀吧，不是几个、几十个、百十个，而是二千多人！肖永银只好请示野司，野司回电：“排以上土匪杀掉！”排以上土匪一百多人，杀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野司又命令：“所有土匪，统统杀掉！”

天黑以后，十八旅把这二千多名“小保队”带到野外。刘昌回忆说：

战士们把“小保队”的衣服扒下来，拉出去用刺刀一捅，推到坑里。扒下衣服是因为我们没衣服穿，把他们的棉袄一脱，我们就可以立即穿上了，外面还有一个部队在专门挖坑，是五十二团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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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团一些战士刚开始时还不敢杀，政治部主任蒋科就动员大家：“大家都看了《白毛女》，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你是站在杨白劳的立场上，还是站在黄世仁的立场上？这些都是你们的敌人，放他们回去，他们立即又成了还乡团，反过来又害老百姓，必须把他们杀掉！”在一些连排长的亲自带领下，五十二团的战士开始动手了。也有的战士害怕，只好躲到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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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小保队”的人数实在太大，有些部队只好就地解决自己捉的俘虏。五十二团二营在街上架起了机枪，把二百多名“小保队”集合起来，“突突突”一阵扫射，“小保队”成群成片地倒下了。

二营教导员侯建军后来回忆说：

这些人都还没来得及审查，机枪一响，我看着就突然觉得有些怀疑，这里面不一定都是坏人。在杀他们之前，我亲眼看到一个多说有十六岁左右的小孩也在里面。我忙喊：“停下，停下！”机枪停止了扫射，我说：“不该杀的不要杀。”政治处主任蒋科站在路边，看见我们带着俘虏，问我：“你们杀了多少？”具体杀了多少，我也不清楚，我就说：“没杀多少。” 蒋科看了那些俘虏说：“你看这些人该不该杀？” 我就说：“要该杀我就不带着了，我看也不一定都是坏人。”蒋科就没再说什么。这些人中，有不少都没杀，其中就有那个十六岁的小孩，叫熊仁守，还识几个字，算是小知识分子，参加了解放军，在抗美援朝时已经是政治处的干事了。宋埠消灭了二千多人的“小保队”，受到刘邓首长的表扬，致电纵队称：“你们主动于十二月三日，全歼麻城县长及保安大队（八个中队），其意义不减于歼敌一个旅。特嘉奖并记功一次。”

李德生后来回忆说：

消灭宋埠之敌，震惊了大别山的土顽。他们中的一些人终于明白了，国民党的正规军，是临时调来扫荡的，不可能长期留驻，若与已在当地建立了政权的共产党为敌，迟早要遭到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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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埠之战就是杀一儆百的实例。特别是国民党政府日见衰败，解放军日益强大，大别山也许很快就会像红军时期、抗日时期那样，全部回到人民的怀抱，还不如留点后路好。在我军事斗争与政治攻势下，许多干过坏事的土顽，纷纷向当地人民政权自首，表示愿意改过自新。一些乡、区的旧政府，也曾出现过抗日时期那样的两面政权，自愿或被迫地为人民做了些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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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宋埠杀匪，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刘昌清楚地记得：“我们走了以后，国民党部队就来了，把坑挖开，把小保队的尸体都搬出来，照了许多照片，登在了报纸上，大肆做文章，说是‘宋埠事件’，影响很不好。据说，在国际上都有影响了，损坏了党的形象。”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去采访肖永银将军，提起“宋埠杀匪”这件事，已是八十三岁高龄的肖永银坐在沙发中，喃喃说道：“宋埠杀了二千多人，虽然震住了土匪，但现在回头看看，是不是杀多了？”

他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

六十年代时，李先念来南京，住在南京饭店，我去看他，他还对我说：“那一次宋埠杀匪杀得好哇！”我当时就说：“杀得好是好，但现在回顾一下，是不是杀多了？”

有人为肖永银作传，也讲到了这件事时，颇有感慨：战争环境，有时必须采取严酷的手段——他们不可能带着几千土匪打仗。但毕竟是一夜杀了几千人的血腥场面。有人说，战争就是迫使正常人干不正常的事情。宋埠杀匪，也当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吧！

（三）孙守德负伤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宿松县党史办人员在搜集当地革命史料之时，时任宿松县政协副主席的孙守德，曾回忆起自己当年随部队转战山东、中原、大别山区的一段经历。 其中有一段逃脱敌人搜捕的过程，险之又险，着实让当时所有在场人员，不禁捏了一把汗。 “那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老人回忆起那段往事，依然记忆犹新。

“我军在湖北蕲春县高山铺，跟国民党打了整整一夜，我当时是在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三连二排担任排长。热时期日那天清晨，我领着全排战士发动冲锋的时候，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左腿腿骨，被迫撤下了火线。”

孙守德负伤之后，便被部队安置在了鄂、豫、皖军区野战医院休养，但随着后续战争环境的愈发残酷，敌人一次次发疯般的清剿，时刻威胁着根据地的安全。

为了减缓敌人的围剿，引开敌人的注意力，减轻大山里的群众负担，根据上级指示，轻伤员携带武器，参加武装小分队，转移到黄梅古角寨、宿松罗汉尖一带打游击，袭扰、吸引敌人的注意。

当时，孙守德和三十八名伤员转移到了宿松的邱家山一带。

当时的战斗情况十分艰难，一方面当地群众被国民党打怕了，不敢接触孙守德等人，使众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随后的日子里，更是天天有敌情，日日需战斗，人员不断减员，死亡不停地向着众人逼近着，一些人在困难、死亡面前，渐渐丧失了信心，有的开了小差，有的则当了敌人俘虏，有的还可耻地主动投奔了敌人……

两个月时间不到，最终在邱家山留下的，除了孙守德之外，便只剩下了李文斐、胡争龙两名伤员，当时的斗争环境，异常险恶。

第二年四月底，众人分散隐蔽，孙守德住到了杨家塘一户村民家中。 一天早上，天才蒙蒙亮，孙守德便起身拉开了院门，他用白毛巾裹着头，然后沿着村内的土路向外走去。当天，他准备去找淡水沟住着的李文斐，商量如何跟当地武工队联系的事情。然而，当他走到村口附近之时，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个穿白灰衣服的人，正往这边跑来。此人身后，约摸隔着半里地左右的距离，紧跟着一群提着长枪的、穿着短衫的黑衣人，这帮人一面急追着，一面大声吆喝着：“别跑！快站住！”

愣神之际，跑在前面的那个人已经快步奔至眼前，孙守德这时可算看清楚了，来的人自己还认识，正是分住在邻村的胡争龙。

“老孙，快跑，快跑！猎虎队追过来了！”

在当时的大别山区，除了国民党的不断搜剿之外，伤员们还要面临着地方反动势力的明枪暗箭，地方的大地主、还乡团组建起形形色色的反动武装力量，总是会在人没有防备的时候，冷不丁地扑过来咬上一口。 胡争龙口中所说的这支“猎虎队”，便是一支反动的地方武装力量。 胡争龙当日出村不久，便被这些人给盯上了，随后他一路急奔，慌不择路的胡争龙在路过杨家塘之时，正巧遇到了准备出村的孙守德，随即向对方告急。

胡争龙一面让孙守德快逃，一面脚不停步，继续向前跑去，孙守德正准备随之一起离去，突然听到后面枪声大作，几颗流弹顺着孙守德身侧打去，打得附近顿时土石飞扬。

孙守德一看情况不对，一把拉下了头上的白毛巾，转了个身，直接奔回了村内。孙守德怕连累掩护、照料他的那户人家，在村内左拐右拐，一口气跑到了村西的白果树附近，随后翻身跳入了村内地主吴国清的后院之内。 当时，吴家众人听到枪声，纷纷涌到前院，后院空无一人，孙守德左右看了看，还没等他找好藏身之所，便听到院外有人喊道，“有个人进这个院儿了！留下一个人，咱们一会儿回头再搜！” 随后一阵杂乱家的脚步过后，外面的敌人虽然暂时离去了，但前院的吴家众人却三三两两地陆续回到了后院之内。

眼见没法进屋藏身，孙守德只好跳进吴国清后院东面的猪圈之内，自己爬上墙角黑暗处的猪圈栅栏上，将身子死命地向后顶，将之紧紧贴在墙壁之上。

片刻之后，便听见后院院门被人推开，孙守德屏住呼吸，隔着栅栏缝向外看去，只见一名猎户队成员（看着像是头目）正拿着手枪，指着从后院内走出来的众人吼道： “有个人跑到你们院儿了，赶紧把他给我交出来，倘若有谁胆敢窝藏匪徒，后面一旦搜出来的话，统统枪毙！”

随后，那人下令让人把住前后门，然后吩咐其他人进入各院、各屋子内进行搜查。

一时间，整个吴家院内，被挨个翻箱倒柜地搜查，闹得鸡飞狗跳。

“当时，有好几个猎虎队的人，从猪圈旁边走过去，脸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但幸运的是，这些人走来走去，谁都没有想到过要进猪圈内查一查。我就贴着墙角，一动也不敢动，大气都不敢喘。”孙守德讲起这段经历，让人听罢，依然紧张不已。

这帮猎虎队的人当天上午，来回进了吴家院内三次，都是无功而返。 最后一次，那名猎虎队头目骂骂咧咧地领人离开，招呼着众人离开，去附近村民家中继续搜查。一瞬间，孙守德原本绷紧的那根弦突然松弛了下来，敌人终于走了，但下一刻，他却突然感到一阵心悸，一股莫名的危险感陡然袭上心头。

“不能再待在这个地方了。”孙守德心里暗自忖思着，虽然待在这里看似十分安全，但万一敌人再来一次，可就保不准对方会不会搜猪圈了。 虽说敌人临走时说不再来了，但这种情况，谁能说得准，谁敢将性命寄托在敌人的一句空话上面。孙守德感到不对劲，当即立断，跳出猪圈之后，沿着吴国清家的耳门，趁人不注意，直接跑到了旁侧的楼上去了，然后推开了一间放杂物的门扇，缩身躲了进去。

“才过去没多久，我便听到下面再次喧哗起来，”孙守德讲到此处，不禁以手扶额，大叹侥幸。“敌人果然再次杀了个回马枪，这次，他们重点儿排查了一番刚才没有搜查的地方，先前我藏身的那个猪圈，也被他们仔细地搜查了个遍。”

当时，孙守德藏身的这间屋子，敌人曾上楼搜了两三遍，因此，这次敌人的搜查，没有再次去查孙守德藏身的这间屋子。 随后，猎虎队的人，在下面又折腾了一番之后，但最终不得不放弃，悻悻而退。

当天夜里，孙守德悄悄离开了吴国清的家中，随后撤回到了村内的堡垒户家中，一场危机最终化解消弭。

（四）王子忠回忆黄镇区干队

我们原是二野三纵队教导团重机枪连三排，一九四七年十月下旬教导团在太湖县城整编，我连驻扎在县城顾家街，经过整编，我们排上交掉了马克沁重机枪换上了步枪，就留在太湖。同年十一月中旬我们开到辛家冲找到当时太湖县委书记(称政委)许少林，许政委正在辛家冲带领工作队组织农会，打土豪、分田地,许政委看到排里全是北方人很高兴，命我排抽一个班到弥陀八区去组建区干队，留两个班就在黄镇六区建立区干队。当晚决定由七班长刘其云带七班进八区，余下两个班由童排长(名字记不清)带领,组建六区区干队。区干队经过整编，并接收了十几个地方新兵，又分建了三个班，王仁原是班长提升为排长，我调队部当文书。三个班的班长是:一班长刘皮的，二班长齐榜全，三班长杨当。

六区区干队当时住在黄介河街的西边杨家寨，县、区委交待我们的任务是镇压反革命、清剿猎虎队，掩护地方土改。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下旬，许立仁区长带领区干队在南阳河、王家岭一带清剿了两股猎虎队，并在王家岭枪毙了猎虎队成员五人。记得当时许区长说:“真倒霉，我弟弟才十七岁，随我南下，在王家岭被猎虎队绑在树上用刀砍死了，连尸首也找不到。”

具体情况他没讲，从这时起，我们开了杀戒。

十二月中旬我们区干队又在合水涧、天华山消灭了一股猎虎队。

一九四八年元旦，我们刚吃了饺子，部队集中准备开娱乐会，忽听哨兵报告;“黄介河街背后发现敌人。”哨兵话音刚落，敌人隔河就向我们开了抢，区干队立即疏散，组织还击，双方隔河互相射击大约十几分钟。童队长命令撤退。我们撤到晓岐山，敌人也撤走了。后经侦察，敌整编25师来了一个连，遇到我们打一阵就缩回太湖县城了。

我们六区区干队，从一九四八年1月1日起到同年5月上旬止，在六区范围内大小战斗有三十多次，现将几次主要战斗回忆如下：

黄介河伏击战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号左右，我们在晓岐山得到情报，国民党太湖县自卫队要到黄介河行动，童队长把各班班长找来商议准备打他们一下。经研究，童队长、王仁带二、三班隐蔽在杨家寨背后山头上。我和一班长刘皮的带领一班隐蔽在黄介河西南边一个山头上，封锁进马王庙的路。上午10时左右敌人果然来了，不错，是灰色衣服的自卫队，前面有十几个穿便衣的刚走到黄介河桥上，杨家寨背后山头上我们的枪声响了，我们这里同时开了枪，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很快退到黄介河街上，估计有一百多人。但敌人没有再退，并用机枪、步枪向我们还击，大约持续十五分钟左右，我发现黄介河街背后过来很多穿黄衣服的队伍，同时也看要到童队长那边向我们用白毛巾摆动撤退的暗号。我叫刘班长快撤，向晓岐山撤。我们刚撤过马王庙河进入晓岐山时，敌人已到马王庙河凉亭那里，用几挺轻机枪疯狂地扫射，我们无法还击，只得撤退，从马王庙河西岸那条小路往马王庙撤退，路很不好走。而敌人走大路，很快占领了马王庙，于是，我们走小路向百箩畈方向撤。大约在下午五点钟左右到了百箩畈汪家新屋。童队长和他的通信员也在那里。到黄昏,王仁带了二、三班全体战士都回到了汪家新屋。我们没有伤亡。

杨家冲之战

一九四八年初，国民党地方政权陆续建立，每个乡建有联防队，多则四五十人，少则二三十人，是我们心腹之患。县委交待我们区干队的任务是，在六区范围内摧垮国民党乡保政权，消灭联防队。那时我们住在彭家老屋。元月底的一天，许政委和许立仁区长来到彭家老屋找到我们说：“今晚，地委李唐政委要过河到黄岗开会，你们区干队护送过河。”李政委询问了近来情况后，决定从合水涧过河。晚上我们按计划行动，刚到合水涧就遇上了联防队打了起来，因是晚上，联防队光打枪不敢追，我们因不了解情况，也撤回彭家山。第二天我们沿天华山腰到杨家冲，在那里做饭吃。饭后，我和王仁带一个班上山，徐队长(新调来的)带两个班跟李、许政委随后。我们刚到半山腰，被联防队、猎虎队包围了。山头上枪声、叫喊声混成一片。而制高点被敌人占领，地势对我们不利。这时，李、许政委他们也上来了。我们只好斜着山坡往外冲，边打边撤。敌人顺山脊往下追，想截住我们退路。我对王仁说，我们两人赶快跑到前面截住敌人。王仁跑得最快，我们两人很快跑到前面山岭脊上，找好隐蔽地形。这时敌人正往下冲，我俩开枪往上打了一阵，敌人停下不动光打枪，这时刘皮的背着歪把机枪来了，刘用机枪往山上打了几下速发，敌人的枪声不响了。战斗结束，清点人数，徐队长不见了，许政委的警卫员陈玉兴挂彩了，子弹打进他小腿肚里未出来，李政委的白马丢了。我们请示李、许政委趁这机会从刘畈大路上出南阳河，从永安河送李政委去黄岗。许、李同意，我们找了个向导和一副担架抬着陈玉兴。那天夜里很黑，很顺利到了黄岗。在黄岗我们休息了一天,晚上许政委带我们又从原路返回天华山汪家老屋。魏连长(即魏善民)随同调到我们区干队任队长。

彭家山阻击战

一九四八年2月中旬，接到通知，说基干团来了一个连，配合们到横大路、黄介河一带活动，搞些粮食回来，以备春荒。 一天，魏队长叫我同他到基干团去联系一下今天的行动，刚出门，哨兵前来报告，前面发现有几个人弯着腰走路，因那天雾很大，视线不大清楚，当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时，敌人向我们先开了枪，因敌情不明，魏队长叫把队伍拉出彭家老屋到背后山上。敌人正向我们方向冲来，在我们组织力量猛烈地还击时，敌人的后边机枪、步枪、手榴弹都响起来了。我们估计是基干团被包围了。魏队长说:“冲，解基干团的围去。”我们冲上彭家山岭时，基干团占连长（占启成）带着队伍也冲到山脊上。这时敌人已被打退，枪声已渐渐停止，雾也散了，我站在山头上往下一看，半山腰的敌人正往合水涧方向跑，不成队形，估计最少也有五六百人。打扫战场后，敌人被打死三人，活捉二人，缴获二支三八式步枪，二百多发子弹，这一仗打的相当漂亮，时间不到半小时就结束。我们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这次从太湖城出发，在合水涧住了一晚。天亮上山的，来的有县自卫队和联防队，共计800多人。敌人来的目的是清剿百箩畈我们的工作队和把我们存放在汪家祠堂的粮食抢走，但没有弄清我们有这么多部队。而实际上基干团只有两个排70人，加上我们区干队也只有百把来人。

西冲突围

一九四八年3月上旬，我们配合区公所到东冲白马保捉拿伪保长，以及把地主隐藏的物资搞出来。我们半夜由桑树堰出发，到白马保天刚亮。我们捉住了保长，并挖出了地主藏的各种衣料、布匹、咸肉等。为改善生活留下了五十多斤咸肉，其余全部分给了贫苦老百姓。

我们从西冲往回走，准备到岳王庙西边茅地吃早饭，当部队走到西冲石上屋，大家很疲劳，又饥饿，都要求在该地做饭吃。我烧的咸肉还没有热，魏队长说:“肚子饿，先吃肉。”我把枪放在身后，拿起筷子夹着一块肉，还没塞进嘴里，就听到紧密的枪声，后弄清楚是国民党整编第四十八师两个团进山清剿。我急忙丢下筷子转身取枪，慌乱中不知谁撞了我一下，使我没有拿到枪，等我拿到枪往门前一看，穿黄衣服、戴钢盔的敌人已冲到屋前面，约一百多人，前门已封锁，子弹不断地向我们飞来，无法冲出，因情况突变，又无准备。幸得我们地形熟，这个村庄每户都有后门，我们立即从后门撤退。我走的迟一些，出门往山上跑了三十多步，就听到后面敌人在喊“站住”，我扭头一看，一个敌人已向我追来，此时我的前面是一座石崖挡着路，后有追兵，我急忙对追兵射击,那个敌人退回隐蔽，趁这机会我飞身爬上石屋，刚准备翻过身来，追兵速向我打了两颗枪榴弹，从我头顶飞过到前面一百多米的地方空中爆炸，我安然无羌，跑到前面的两位同志受伤了，但不重。我跑到安全地带，碰见我们的机枪副射手和一个战士。我们三人顺着山脊往下跑。下山就到了全球，过河从桑树堰到对口峪上王家岭。刚吃完饭，从桑树堰跑来几个百姓说，下至马王庙，上到黄苗山都住满了国民党军队，我们三人躲过敌人，从酸枣岭横排山坡到太阳坪找县委领导汇报情况，途中在叉树岭铁匠屋歇了一夜，第二天才到太阳坪，向许政委汇报了西冲战斗情况。第三天魏队长带领区干队也回到了太阳坪。这次战斗，我们重伤两人，二班长杨XX被俘，三班长杨当、工作队张秋鲁两人都丢了枪。张秋鲁为这次丢枪被许政委宣布开除党籍。

横大路战斗

一九四八年4月上旬，分区基干团来了两个营的兵力，还带有3挺马克沁重机枪，由基干团团长带领。他们来的这次任务是想搞一部分粮食做储存，待分区部队4月底过来备用，打算攻打太湖县城。上级决定，由区干队配合，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押运粮食。一天,我们押着粮食刚走了里把路，忽然听到后面枪声响起，基干团与敌人交了火，我们区干队和区政府工作队刚刚过黄介河木桥，大约有1个营的敌人从大坞河方向穿插过来，到了杨家寨，用机枪封锁了木桥，把基干团全部截住了。敌人用1个营的兵力来追赶我们，我们就往马王庙撤退，敌人紧迫不舍，我们跑到桑树堰见敌人不追了，才停下来休息，查点人数，一个不少，这时只听魏队长惊叫一声：“不好!我的枪丢了。”炊食员老张站起来说，“队长，你的枪在我的腰里。”我开了一句玩笑:“队长，你的命在他腰里。”魏队长丢了枪被撤了队长职务，开除党籍(1949年3月份进城后重新入党的）。

横大路战斗由于我们出发前就泄漏了情况，敌整编48师来了2个团，兵力超过我们几倍，敌人从李杜店开始用少数兵力佯攻来迷惑我们，用2个营的兵力从大坞河迂回包抄，但基干团只用了1个营的兵力防守，以致基干团有些伤亡，受了损失。

酸枣岭遭遇战

一九四八年四月中旬，许政委要到南阳七区去，叫我们护送到九田，我们在王家岭吃了早饭出发，从酸枣岭往下走，还未走上半里路，就与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师部队遭遇。当时地形虽然对我很有利，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这时我们只有二十多人，子弹又相当匮乏，我们只好立即向天华山撤回。在撤退中一个队员胳膀被打伤，炊食员老张失踪。我们撤到山顶时，听到黄苗山一带响起激烈的枪声，我们后来才知道，与我们遭遇的敌人到黄苗山与我们另一部分一个排的部队遭遇，战斗中排长牺牲，大部分突围出来了。

清剿与反围剿

横大路战斗后，上级调来一个夏队长，我调到六区当区财粮员，这期间因环境恶劣，六区所有工作队人员都集中和区干队一起行动，岳中林因在黄苗山几乎被敌人捉去也跟区干队一起行动。敌人想借一时的优势，穷凶极恶地对我们进行围剿。4月我们区干队和六区工作队都回到太阳坪、曹家湾一带。有一天夜里，突然听到两声枪响，接着太阳坪、曹家湾一带到处是枪声，在许少林、吴克万政委带领下，我们都安全撤到刘畈乡金龙保的大山上，但太阳坪的十几个伤病员被俘去，只有两个跑出来了。这次我们人员虽然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但这块根据地丢了，农会干部、村长、组长、积极分子有不少人被强迫自首，有不少人有家不敢归，我们存的粮食也全部被抢走,甚至把几座大山也放火烧掉。这样使我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几乎无立足之地。那时我们在太湖山区所建立的区政府都不存在了，而六区区干队虽经敌人多次围剿，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但实力仍然存在。我们针对敌人的疯狂清剿，不断变更斗争策略。这时，我们的活动，是捉拿国民党乡、保长，打击联防队。郭世威捉了两次虽未捉到，但吓的跑回太湖县城不敢回来；黄介河乡联防队住在横大路一屋里，我们区干队在一天夜里把他们包围住，虽然从后门跑了，但被我们打散,有一部分人回家不敢再当联防队；桑树堰保长朱某被我们捉住，答应为我们办事，其他保长都吓得夜里不敢在家歇。所有这些，尽管在军事上不算什么大胜利，但在政治上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撤离黄镇，投入新的战斗

一九四八年4月下旬，我奉命带两个人到王家岭一带找六区副政委王如方，并了解百箩畈、汪家祠堂我们存放的粮食是否被敌人搞去。我们往返几天，在往太阳坪路上碰上了区委副政委王如方，王说:“我今天上午才从许政委那里来的，要我找到你们去天华山汪家祠堂将我们存放的那一百担稻子运到曹家湾来。”我们四人到了王家岭朱子良家，在这里养伤的张庆珍也跟我们一起走。我们五人正往天华山走，突然张庆珍喊了一声:“快跑。”我往后一看，小山头出现很多敌人，步枪、机枪一齐向我们打来，我和王拼命地往前跑，不知怎的王政委还跑到我前面去了，我一气跑到一个小山岭停下，发现只剩我一人,王政委不见了，这时正下大雨，小山沟都流着水，我往前又跑了一段路，躲到桑树堰背后山林里，急忙将文件、区公所的公章等埋藏起来，又躲到另一个很密的树林里去，并找了个有利地形，作好拼死战斗准备。大约过了一小时，一切都很平静，但他们四人不见了。我又转到铁匠屋老房东家，房东是位中年妇女，她先给我泡了一壶茶，随后炒了一大碗饭，还炒了一盘竹笋，我端起来就吃，吃了一口，不知怎么搞的，老在嘴里打转转就是咽不下喉，后来一碗饭用了三、四碗水才算冲下，肚子虽饱了，但四分之三是水。吃过饭，我翻山越岭，不知走了多少路，幸好，遇到了七区两位工作队同志，他们马上带我到一个有十几户人家的屋场的山弯里，县委、六区工作队、区干队都在这里。我向许政委汇报了在王家岭发生的情况后，许政委又叫我带三个人再去王家岭一趟，查清王如方和另三个人的下落，并将寄在老百姓家的钱取回来。

我们往返上百里，在酸枣岭遇到张庆珍，我问张，王如方他们三个人的情况，张说，他在小山头发现敌人时，敌人离他很近，无法跑，就躲进路下边草窝里藏起来，敌人只顾朝前追，敌人走后他又钻进山林，天黑后才回到王家岭，听说王如方是被打伤后捉去的，另两人的情况没听说。我们四人到了王家岭朱子良家，朱与张说的一样，我们在朱家吃了中饭，从朱家取出为我们保存的五万元法币，当天下午赶回金龙保县政府所在地，将情况向许政委、万副政委汇报了。

后来查清，王如方副政委于一九四八年六月间在太湖县被敌人枪杀，但李、张两人的下落始终不明。

这时，环境十分恶劣，太湖县的解放区全丢了，只剩弥陀有一小块地方。于是县委研究决定暂时撤离黄镇六区。当天下午我区干队、工作队由许、李政委和李英县长带领，撤到弥陀寺铁梨乡大山上。我们区干队还有二十五人，三个班的建制还是完整的。我们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到一九四八年5月上旬止，坚持六个多月的游击战斗，基本完成了县委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也保存了区干队的实力。

在铁梨乡不久，太湖县委研究决定，将太湖的各区工作队、区干队整编为太西县大队，从此我们投人了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