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客气地说，印度成为第四大经济体的速度，完全取决于英国和日本（可能也包括德国）衰落的速度。

2025年对于印度人来说是个充满怨念的年份，因为这一年印度不但没实现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冲击世界第四的愿望，反而还被英国超过、跌到了全球第六。虽然这其中存在经济总量使用美元统计、不可避免受到汇率问题的影响，然而从经济发展质量角度来看，能被汇率这种问题影响到经济总量规模的经济体，本身就存在经济发展质量偏低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一个国家经济赖以持续发展的关键，即第二产业部门，问题尤其突出。

对于印度来说，这个国家表面上最显著的优势在于劳动力——作为一个14亿人口且年龄中位数较低的国家，理论上印度的青壮年劳动力规模很大。

目前印度每年有超1200万的年轻人涌入劳动力市场，可见其劳动力资源规模确实相当可观。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5年青年失业率达到9.9%，约四分之一的年壮年处于既非就业也非受教育的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印度的这种情况与其他规模较大的经济体中青年因对就业条件不满意或期望继续接受教育而脱产导致失业率偏高的情况完全不同，印度的青年劳动力面临的问题完全来自于劳动力质量不符合市场需求。

截至2023到2024财年，印度仅有4.1% 的适龄劳动人口接受过正规职业技术培训，因此的制造业不但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反而还面临素质达标的劳动力规模不足的问题。印度大约有40%以上的劳动力被困在低效的农业部门，这从根本上限制了印度经济质量的提升。

因此，即便印度一直希望发展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第二产业，实际情况也是制造业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占GDP比重还从“印度制造”计划启动时（2014年）的超15%降至2025年的约14%。而限制印度第二产业发展的因素还不限于劳动力问题，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同样突出。对于工业发展来说，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至关重要，这恰恰是印度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

以电力问题而言，印度也并非电力大国。

印度的发电量仅为中国的五分之一、且电力设备和电网发展相当滞后，即便在新德里、加尔各答等发达地区停电也是家常便饭，生产性企业如果要确保稳产就必须自行解决电力供给问题，这让印度的工业产品不但产能不稳定而且成本飙升。除电力问题外，物流方面问题更甚，而且是实打实的人为阻碍——2023到24年，印度的跨际贸易中，因沿途各邦设卡征税导致的运输成本仍然占据物流成本大头。甚至是孟买到德里（公路行驶距离约 1440 公里）这种大城市之间的陆路运输都需要5到6天，物流成本占GDP的14%，远高于中国的7%。

这还没完，印度的营商环境也是出了名的恶劣。

对于商业活动来说，法律规范本来应该是维护商业环境的必要条件，然而在印度，法律却成为了阻碍商业发展的祸首。建立厂房、仓库和其他商业设施需要土地，而印度法律在征地问题上十分严格，这种看似保障土地持有者权利的法治制度却成为了地方官员对投资者吃拿卡要的便利条件。

即便是日本投资修建的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高铁这种重要基础设施类建设，都能因为征地问题导致十年内仅完工10公里，就更不用提一般商业性投资了。除了土地还有劳工，印度之前的劳工法在企业解雇、裁员方面进行了限制严格，这种本意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实际上却因劳动者素质与投资者对劳动者的需求完全不匹配而令投资者望而却步，新法虽已推行但在各邦落实仍面临阻力。考虑到印度政治体制下糟糕的执行能力，印度在法治环境上距离商业活动的理想状况不能说是整体向好，反而还越来越差了。

而且，由于印度中央政府对各邦没有强制力、导致各地方都在自定政策，同时还因为法律体系庞杂导致地方上可以选择性执法，致使印度被世界银行评为“最难做生意的地区之一”，2020年在“合同执行”方面排名低至全球第163位。2024到2025财年，印度净FDI同比暴跌96.5% 、仅剩3.5亿美元，外资对印度营商环境的信赖程度可见一斑。

由于外资不断从印度撤离，印度的货币汇率也受到严重影响，2025年卢比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90，年内跌幅达11%。截至2026年初，外资已从股市撤出超230亿美元。糟糕的是，印度从中央到地方对于营造营商环境的理解基本都只靠“骗”，甚至连印度的GDP数据都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定为可靠性次低的“C级”，这就更让外资对印度没有信心了。

而从深层社会结构角度来说，印度的经济潜力实际上早就被制度锁死了。

对于印度来说，其与现代社会最为格格不入的一点就是种姓制度，这种直接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的社会制度固化了社会阶层和资源分配，迫使大量精英人才移民海外，即便印度表面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由于印度从未经历过全面的社会革命，其种姓制度实际上仍然根深蒂固。

同时，作为一个靠印度教意识形态凝聚共识的国家，印度官方推广印度教、打压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的做法反而还导致社会加剧撕裂。因为印度社会的基本状况，印度的经济呈现也呈现相当脱节的发展局面。

一方面，印度的企业主们只看中短期收益、不愿进行实体投资，反而热衷于金融投机和海外资产配置，导致资本产出比已升至4.4的同时产出效率却持续下滑。

另一方面，超40%的印度人口被困死在产值仅约16%的农业上，其农业不但宏观上经济贡献度低，而且因土地高度碎片化、私人控制土地泛滥致使广大农业地区人口深陷债务循环、无力支撑工业化的消费需求造成内需疲软，而这又反过来导致企业产能利用率低、缺乏扩大再生产的动力。

可以说，印度的经济发展已经接近上限了，除非印度发生全面社会变革（这又没有可能）重塑社会结构、创造真正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否则印度就算面临再优越的外部环境，也只能混吃等死。而在解决经济发展困境的问题上，即便印度的一些政客态度再如何积极，面对顽疾重重的印度社会也只能束手无策。印度接下来可能会面临相当长的经济发展停滞时期，而印度的统治者们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或许不是在未来数年里如何刺激经济发展，而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的状况下，如何应对内外环境同步恶化给统治基础造成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