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学术”似乎是少数精英的独白。但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观点，甚至连专业学者的学术话题，普通人也能够参与讨论。一场自下而上的知识生产变革已然发生，这就是“大众学术”的兴起。

在东方卫视5月18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与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将共同剖析这一现象的深刻动因，探讨大众如何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以及这场变革如何为中国话语体系注入新的活力。

《这就是中国》第332集

范勇鹏演讲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个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重要现象，我把它称之为“大众学术”的兴起。

这几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变化，就是学术正在走出象牙塔，走进千家万户。《光明日报》上关于昆仑石刻的学术争鸣，就引发了大量普通读者的参与讨论。然后B站、知乎、微博上也涌现出了大批的知识类博主、UP主。他们做的很多学术科普和深度讨论，有的播放量上百万，评论数千条乃至上万条。一些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也在网络空间引起了广泛的理论争鸣。

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大众学术”。它指的是非专业背景的普通民众，主动地参与到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学术议题探讨中，通过各种媒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交流思想，形成争鸣。学术就不再是少数人的风雅，一场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正在发生。

首先我们来看学术大众化和“大众学术”。我们谈到“大众学术”这个话题，很多人会联想到一个更熟悉的概念，叫“学术大众化”。这两者确实有联系，但是也有本质的区别。学术大众化，是指专业学者或者知识精英，把高深的学术理论和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给大众，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科普，目的是自上而下地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到吕思勉的《中国通史》，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到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这些经典作品都是学术大众化的典范。我们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始终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工作。比如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著作，都是用通俗语言讲述深刻道理的典范。

毛泽东同志给抗大二期学员作《论持久战》报告。

但是“大众学术”不一样，它是指大众自下而上地来参加知识生产和学术对话。大众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了知识生产的主动参与者。这个现象，也是在近代中国就开始萌芽。比如在20世纪初，废科举、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兴起，再加上马克思主义传入，这些因素共同打破了“学术壁垒”，让普通人也能够参与学术讨论。新中国成立之后，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历史问题讨论，到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人民群众也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可以说，没有这种参与，这些讨论就不可能如此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发展，凝聚成新的社会共识。

但是那个阶段的“大众学术”，还受制于时代局限，群众的声音只能通过书信报刊来进行传播，大量的学术讨论主要还是发生在专业学者群体内部。真正让“大众学术”爆发的，是21世纪的互联网技术。信息获取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廉价，意见交流前所未有的高效及时，学术讨论呈现出高度的交互性和去中心化的特征。

“大众学术”为何会兴起？我认为它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从“反面”来看，是我们过去的体制内学术，或者叫传统学术，它中间存在的一些异化或者危机。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学术在追求规范化、学术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倾向。特别是评价体系的西方化，就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一些学科，追随着西方模式，建立了一些评价指标，成为衡量学术成果的核心标准。

首先，这种西方化的学术，它的根子不在中国社会，它跟中国的现实割裂，所以它既回答不了现实问题，也回应不了群众关切。其次，学术界部分人故意营造出一种学术的高级感，形成了一种充满行话、套话，甚至怪话的话语体系。再次，一些学者在文献里打转，热衷于炮制那种空对空的论文，导致学术成果一定程度上成为圈里人的秘传知识，跟真实的社会生活处于两个平行宇宙。这种“供需错配”的后果是什么？一个很典型的后果，就是大众的不满。比如“砖家”——就是砖头的砖，这个说法的流行，折射的就是公众对学术公信力的质疑。这就催生了对非建制化学术的需求空间。

那么从“正”的一面来看，还有更深刻的历史条件。首先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群众有了关注世界、思考理论问题的条件和能力。其中一部分人，他对学术有兴趣，也有研究天赋，可以以业余的身份来从事学术研究，并且达到相当的水平。

其次，社会处于转型期，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快速变迁的世界产生了一系列新现象、新概念，但是传统学术往往回应滞后，“大众学术”却能够快速地作出反应。

再次，技术革命提供了条件。互联网带来了研究能力和表达机会的平等。普通人不再仅仅是知识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创作者和传播者。自媒体平台的兴起，也使知识表达不再受出版机构和期刊编辑的控制。

最后，分析工具的平民化。因为做研究是需要工具的，现在互联网和AI技术的发展，能够代劳一些机械性的工作。比如数据获取更加便利，比如文献梳理、对研究思路的启发，都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大大降低了学术活动的参与门槛，也降低了专业学者的传统优势。我就看到有很多非学术背景的基层干部、村民、返乡青年，他们所写的“三农”问题调查报告，有很多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它打破了学术分科的壁垒。传统学术它分科非常细，但问题是现实世界、现实问题是不分科的。

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网络上出现过一个现象，叫“工业党”。过去我们讨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往往都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这些文科学者在讨论，所以很多问题总是破不了题。面对西方的话语“围剿”，也经常是一种被动防御，因为掉在老的话语体系里出不来。但是在网络知识社区，在过去一二十年，就有一些理工科背景的用户，他用工程思维、产业思维，来分析我们中国发展，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作出了很多新的理论解释，在国际上也非常有说服力。

另一个例子就是历史研究。我自己是学历史出身的，传统史学是高度的专业化，所以往往是断代史、专门史，有不同的领域，然后领域里的专家说了算。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历史学家，水平非常高、非常专业，但我用一个比喻，就是他能够“精描”树叶，但是他不能“概括”森林。为什么？因为研究的题目太具体、太微观了。而同时，大量的历史爱好者和业余研究者，他不用受这种论文发表和学术体制的约束，所以他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提供新材料、新观点，形成了一种“分布式史学”的现象。这在人类史学史上是一个全新的现象。

最后，“大众学术”重构了知识传播的公共空间。传统学术传播，往往局限于期刊专著、课堂、会议，知识转化的效率非常低下。学界有一个令人笑不出来的笑话，就是很多学术论文可能一辈子唯一的读者就是期刊编辑。而“大众学术”通过新媒体平台实现了知识的高效流动，也把知识、学术理论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同行评价、读者评价和现实检验之中。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大众学术”的风险。“大众学术”它毕竟是一种学术，它要遵守学术的精神和规则。它比传统学术更容易与当下的思潮、舆论情绪和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缺乏一种抽离感。所以它的参与者，需要有一种更强的科学意识。

我自己提出了“大众学术”需要遵循的四条原则，不一定准确，但希望与大家共勉：

第一点是要科学严谨。“大众学术”尤其要讲科学、重证据、讲逻辑，要经得起实践检验。有句老话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众学术”要尤其避免主观臆断。

第二点是要理性对话。要遵守学术讨论的规范，对事不对人，避免人身攻击。提供充分的论据，接受合理的批评。尤其是要警惕因为观点的优势而形成一种话语霸权，动不动就对不同的观点进行“讨伐”，这就违背了学术的初衷。

第三点是恪守边界。“大众学术”往往是由个人兴趣或者利益驱动，但是你既然是在做学术，就要有意识地避免过度政治化或者商业化。比如说不能去搞身份政治、去制造分裂，也不能去搞流量经济、哗众取宠，更不能去搞饭圈组织那种做法。

第四点是要严守规范。尊重知识产权，拒绝学术不端。我们看在公众号、短视频这些领域里，有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洗稿”。比如一篇原创的文章一出来，会有大量的公众号、大量的自媒体来“洗稿”抄袭，这个我觉得需要引起重视。一方面创作者自己要重视，另一方面管理者监管者需要提供相应的机制。那么如何平衡开放共享和权益保护，保护知识产权也是“大众学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议题。

最后，我们如何来引导“大众学术”健康发展。面对这样一种生机勃勃的新生事物，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我个人觉得还是首先要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

首先我们要包容发展，要构建一种多元的学术生态。它一方面既能倒逼传统学术去改革创新，又能制约资本化和西方化学术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还能够让人民群众在学术领域发出声音，形成一个更加健康活泼的学术生态。

其次要支持引导培育发展的环境。目前“大众学术”主要还是依赖于商业性的平台。这些平台，第一它受商业利益驱动，有些它还有外国资本的影响；但是学术是天下公器，国家要加强监管。同时我们也有必要考虑培育“大众学术”的公共平台，比如可以采取“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模式，既保证公益性又保持运营的活力。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去探索。

第三，要理论引领，要坚守意识形态防线。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指出要发扬学术民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历史大势。人类知识学术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知识不断扩散，知识生产不断变得更加平等、更加民主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描绘过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愿景：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畜牧，然后晚饭后去从事批判。就像历史上知识的扩散，使过去只有知识分子才能从事的这种文学创作走向了大众，现在我们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进行文学创作。我相信学术活动将来也一样可以从象牙塔走上社会，可能唯一的约束就是“大众学术”活动要遵守学术的规律、科学的标准、交流的规范和积极的导向。

圆桌讨论

何婕：“大众学术”让我们很多人在网上发表观点、参与讨论，突然变得特别有价值。不仅仅是说因为互联网的发达，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发表观点，而是说当你这个观点真正是有分量、有内容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学术的一个部分。这会对更多人是一种鼓励，也能带来启发。

张维为：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大众学术”是必然要产生的。特别是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么多事情在变化，大家要发表意见，其中有一部分就会与学术有关。

我就在想十多年前，当时互联网社交媒体刚刚兴起，“自干五”起来了，“工业党”起来了，民间学术话语起来了，对于击退跪舔西方的网络思潮起了很好的作用。我自己对“大众学术”的理解，比勇鹏刚才定义稍微宽一点儿，勇鹏主要是指从下到上，我觉得这两个是互动的。我们这个节目，你看近八年时间了，我们是有意识地推动学术话语、大众话语与国际话语的整合，我们叫话语“组合拳”，整体效果是好的，它有思想性，有传播力。

何婕：关键“学术”两个字也很重要。虽然来自大众，但它得是非常有分量的观点，并不是说在互联网上随便发表点意见都叫学术，还是需要有一个标准。

范勇鹏：学术本身其实不是一个多么高大上的东西，因为学术的本意就是人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从古代到现代学术活动，都是知识精英来做的，但是很多都是民间的知识精英来做的，其实也具有某种“大众学术”的意味。人类在现实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来面对问题、回答问题，这就是学术的本意。但是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全球学术界特别是在美国社会科学的主导之下，形成了教条化的现象，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过去的“八股”，其实严重脱离了实际。

我们今天讲“大众学术”，其实是迫不得已的一个讲法，原因是过去的传统学术，放眼全世界，都已经脱离了学术的本质。比如经济学，我刚刚还看到一个西方学者评论西方经济学就是一个“教义”、一个“宗教系统”。我很多年前就讲过，西方经济学是启蒙运动以来最大的一个宗教体系。所以过去这些年，我们很多领域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社会科学领域等等，很多话题的破题，不是由专业学者提出，当然专业学者有贡献，但是有很多非常重要的破题，是由刚才张老师提到的那些扎根于民间的人突破的，这就是“大众学术”的意义，它直接接触实践、来自群众。

另外，有一些重大的历史节点，会有一些人形成一种历史的共鸣。比如像刚才我讲到的“工业党”等，还有很多大众的学术思想产生的共鸣，我们的主流学术界也要去认真反映。比如《东方学刊》，放眼全国，我认为它应该是最敏锐地反映这种民间学术思潮变化的刊物。也包括我们《这就是中国》节目，我觉得真的是放在“大众学术”的历史上进行回顾，我们这个节目已经300多期了，我们期期其实都是在做“大众学术”。不仅是我们在做，包括观众的提问，包括节目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甚至国外还有一些机构的硕士研究生，其研究项目就是研究《这就是中国》节目的话语体系，所以我们可以说打开了一个学术的新窗口。

张维为：我们公开提倡互联网学术，我觉得这是大势所趋。我们《这就是中国》300多期的所有演讲和互动文稿全都放在《观察者网》刊发。再比方，我们发现一篇很好的学术文章，觉得它很有价值，观点很新颖，比方说里面讲了四点，其中一点特别适合互联网传播。我们就把它放到网上去，再建个链接，使真正有学术兴趣的人，他可以通过这篇文章去看整个论文。我们觉得重点要放在思想上，这是美国今天哲学社会科学最大的问题，它不谈思想了，大都是没有新思想的定量分析。

何婕：思想应该来自实践。我们前几周做了一期节目，关于社会主义金融，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当时我们与嘉宾一起讨论了中国很多金融实践，有很多中国特色。我们为什么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中，去生长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金融理论？所以我在想，刚才我们所说的“大众学术”，更要强调它来自实践这一点。

范勇鹏：所谓学术，并不一定比一线的实践观察者的水平更高。像你刚才所提到的，为什么金融学很多方面我们一直没有破题，没有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观察我们的教学和科研管理制度就能看出来。它鼓励的其实就只是一种“翻译”，从文献到文献，从语言到语言。本来理论是什么？理论应该是对不同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它变成了不同语言、不同词语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研究。学术期刊里存在大量的文章，从头到尾讲的都是谁怎么看这个问题，没有提出任何自己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甚至还不如一线的观察者和实践者，他们直接看到了问题，这才是科学的本意。

张维为：每天各种各样的事情正在发生，社会上的热点问题也好，尖锐的问题也好，好的事情也好，不好的事情也好。可以拿出来讨论讨论，你是马克思主义者，你就要拿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对不对？这个本领没有，你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恐怕就有问题了。我们马院的研究一定要直面我们时代提出的各种新问题。

范勇鹏：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的两次讲话中都提到要发扬学术民主，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这样一个指示，真的是要把全民族的、全社会的智慧都能够利用起来。

张维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以这么快的速度崛起，有这么多的现实问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去解释它，不仅做出解释，还要做出预测、做出判断。一定要有相当比例的哲学社会科学，直接用于正视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世界的现实问题，拿出中国人的看法，包括可以一锤定音的判断，并影响外部世界的看法。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新华社

何婕：如果说其他国家可能也会有“大众学术”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就中国特别明显？是不是与中国人胸怀天下有关？

范勇鹏：我们党有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实这三个作风，放在学术工作里是完全一样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只要坚持这三大作风，学术一定也能做出好学术。

张维为：实际上我估计可能和中国整体教育水准比较高有关系。我经常说，我国一个好的高中生，恐怕不亚于美国一般大学的两年级学生。因为美国除了精英大学，其他大学水平相当一般。另外跟中文也有关系，我们经常讲掌握3500个汉字，几乎什么学问都可以进行一般意义上的讨论。英文，你隔一个专业，有时候就需要一整套的完全不同的词汇，讨论的难度往往更大。

范勇鹏：同时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传统，使我们能够接受科学理性的批评。但反观美国，至少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学校里能不能教“进化论”都在讨论，“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也要讨论。一旦有了宗教性因素，它是不接受批评的，而沉浸于自成的逻辑体系中，所有的批评只会让我认为你是异教徒。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文化确实有一些先天优势。

何婕：但刚才勇鹏在演讲当中也说道，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像我们的学生年代，如果要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只能到处买书，如果这方面的书买不到，就会很渴求，但是无果。在互联网上却是不一样，如果你真的要学一门东西，有很多课程相关的专业文章都可以搜索到。只要有志于去学，可能只需要一段时间，就会成为掌握基本知识的人。

张维为：毛泽东主席有一段话很传神的：“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他当时指的是外语学习。

何婕：我觉得您这句话移植过来，在互联网时代，只要是一个有学习能力的人，利用现在大量的数据，AI大模型还可以帮助整理，作为你的“拐棍”。在这种情况下，入门也不难，深造也可以办得到。所以我就在想，当下技术的扶持会不会使得整个“大众学术”兴起，在全球范围形成潮流？

范勇鹏：我认为是会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它的促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人工智能我自己也在试着使用，我发现让它写一点创新性的东西，刚写出来时会感觉眼睛一亮，但仔细去读，发现它每句话都不那么靠谱，都是似是而非。但如果让它写一些我刚才所讲的传统的学术论文，就是张三说什么、李四说什么这样的论文，它完全可以迅速完成一篇。说白了，传统那种做学问的方式，其意义逐渐归零了。

另外它不仅对学术有冲击，对教育也会有很大的冲击。现在我的孩子上高中，已经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就是高中的很多孩子，愿意戴着耳机听慕课（MOOC）。有些头部的老师在网上非常热门，这样的课，平时在线下的大学校园里都不那么容易听到，现在在网上都可以听到。

当然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传统的大学、传统的学院，大家在校园围墙里坐四年，去听老师授课，这种模式还能不能持续下去？另外现在的评价体系，是看到你发了多少篇论文，但是当你发的论文与世界上知识和思想的发展已经脱节时，这个东西逐渐就会被时代自动抛弃。你不改，时代会抛弃你，会逼着你改。

张维为：勇鹏刚才讲了很真实的情况。不少论文，几乎就是编辑部的编辑看的，没有多少其他人看，点击量可能只有几十个。这可能也是一种智力的浪费。学术界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只要是民间的大众的，就说这是“民科”，不愿意跟人家讨论。

实际上我们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观察和评判一切。这实际上是“大浪淘沙”。它如果在民间、在互联网上能够形成一定的观点，包括我们前面讲“日耳曼赢学”“工业党”等等，你可以从里边发现不少有价值的观点。

我自己长期研究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我到任何地方做讲座，都坚持要有互动，不回避任何问题。但我们有些学者，总是害怕别人提问题。比方说现在有人问，亚里士多德最早的文献原件到底是哪个时代的，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你作为希腊历史或欧洲历史的专家，就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你可以谈你的观点，不要以人家为“民科”而不予回答。

范勇鹏：其实我也是反对传统学术的人，这些学术精英对“民科”抱着一种瞧不起的态度。“大众学术”是一个难得的科普机会，通过这种正常的理性的辩论，也可以给大家传递大量知识的启蒙。当然“民科”确实有很多东西是有风险的，有些是不正确的。但是正如张老师讲的，要大浪淘沙，淘沙的过程中，有些东西经过检验站得住的，就有学术价值。

何婕：对于学术，不管是精英学术还是“大众学术”，都要用时间去检验它，都应该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大浪淘沙。

张维为：我再举一个例子，最近有不少涉及文明起源的争论，我们一些学者，还是坚持西方人过去所说的文明三要素：语言、青铜器、城邦。但是如果你有点常识的话，比方说，拉丁美洲的玛雅文化，它有文字，但没有青铜器，但早就被西方主流学者称为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它是没有文字，但有青铜器，但它也被称为印加文明。人家早就这么做了，但有一些人还是盯着不知道哪个时期、哪个版本的理论，到现在还是只认所谓的“文明三要素”。

范勇鹏：很多东西在西方学术界都已经“轻舟已过万重山”了，但我们的学者反而还抱着30年前、40年前西方的某些理论作为圭臬，来评价、要求自己，这个真的要与时俱进。

何婕：我们今天讨论“大众学术”，其实它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事物，方兴未艾。现在在互联网上，“大众学术”可能越来越发达。未来，刚才两位说到它可能是世界上的一个浪潮，会重塑我们的整个知识架构，也会重塑我们的整个教育模式。所以每个人身处其中都非常有意义。

观众提问

观众提问1：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今天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的专业学者如何能更好地与普通大众进行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有没有实际案例说明，普通大众对我们的社会学术领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谢谢。

张维为：这个实际上还是蛮多例子。前面勇鹏提到艾思奇，他的《大众哲学》在当时引领国内思潮。国民党提的口号是三民主义，有点脱离实际，老百姓感受不到。但《大众哲学》很厉害：你们为什么受苦？因为有阶级压迫，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我们可以认识这个规律，我们应该推翻旧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另外你前面提到费孝通，费孝通的观点就是“差序格局”，《乡土中国》也是的。关键“差序格局”他讲了之后，还做了一个解释，大意就是像打水漂一样的，产生一圈一圈的波纹，象征了中国人的亲疏关系。但同时我说中国也是个非常现代的国家，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就讲，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就打破了传统的亲疏关系和差序格局，甚至家国关系也被重塑了。这是很精彩的。

范勇鹏：对，我也举几个例子，就是我们党特别重视“大众学术”。新中国刚建立时，当时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比如史学界“五朵金花”、中华民族形成问题、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问题，吸引了大量的工人农民参与，给《历史研究》编辑部写信，给报纸写信，来参与这种讨论。这其实就是当时的“大众学术”所留下的遗产。

包括很多科普类的文章，比如林汉达的《中国历史故事集》直到今天还在流行。最近的例子，比如刚才我演讲里提到的《光明日报》关于昆仑石刻的讨论，我觉得起到了非常好的榜样作用。发现昆仑石刻之后，大家去探讨它的年代，到底是真是伪，因为今天大家的知识水平高了，各种专业的高人都有，就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挑刺，给《光明日报》写信，在网上发东西，然后慢慢就促进了这个问题的发展。

“昆仑石刻”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图为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 人民日报

再一个例子，就是近几年上海搞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是因为貉，就是“一丘之貉”的那个“貉”。因为现在我们自然环境变好了，貉大量地进入到上海的小区，然后怎么去做貉的数量统计呢？我记得是前三四年上海就开展了一个项目，然后发动志愿者老百姓都参与进来。结果两个晚上就把貉的数量统计完了。看报纸写的是，如果科学家来做统计大概要半个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众反哺学术的成功案例。

这其中包括观鸟志愿者，也包括驴友。我们很多探险的，他其实把很多比如专业的地质勘探、专业的生物考察等这类工作承担起来，说不定能发现很多新地貌、新物种呢？我觉得随着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知识水平的提高，未来会成为一种蔚为壮观的社会现象。

何婕：不过您刚刚说的驴友野外探险，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一定要去规范的、合法的地方，那种所谓的野探千万不要去，很危险。

观众提问2：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现在有很多网民，仍然坚持觉得美国其实就是好的，以此立场进行反驳。我的问题是：在“大众学术”的普及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在算法流量中产生情绪对立的“信息茧房”？

刚刚范老师也说了“民科”，“民科”问题也是网络社会学一个新的问题，因此我还有一个问题：在知识“民粹”消解专业门槛的风险中，我们应该如何建立一种开放的同时又具有建设性的公共讨论模式？谢谢。

张维为：也许不一定要纯粹地从“民粹”或专业这样的角度来分析。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两类，一类就是认同中国道路，一类是不认同中国道路，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别。这两个大类当中都有“民科”的和精英主义的叙事，这样看就比较容易看得清楚。中国的互联网总体上是大浪淘沙，慢慢大家就成长起来了。虽然你说还有人认为美国制度非常好，但现在确实是少数，这些人被称为“古墓级公知”。这样来看，如何克服“民粹”，然后网络学术的质量也逐步提高，最后形成对中国道路更多的认同，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

何婕：我补充一下，这位朋友提问，他因为说到“信息茧房”，破除“信息茧房”，你要说靠外部的力量，这个比较难，因为“信息茧房”就是外部的力量给你构建起来的。破除“信息茧房”最重要的动力来自自身，取决于你自己要不要打开视野去看这个世界，“鸡蛋向外破”才是生命。

范勇鹏：解决一切错误思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到实践中不断检验，把它放在群众中不断辨析。真理越辩越明，这是我相信的。当然客观上在商业流量算法的驱动之下会出现“茧房”现象。一个就是何老师讲的，我们要主动突破。第二个其实我们国家一直在做，就是我们的网络管理部门也在进行规范、进行监管。

“大众学术”和传统学术的关系，我们从来不是主张“谁要替代谁”,各自有各自的优势领域。刚才张老师讲了，比如文字学，研究甲骨文可能主要还是在专业的群体内部，当然少数比较专业的民间高手可以参与进来，所以它是不矛盾的。我刚才演讲里边讲到了不同的角色，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来互相促进。

张维为：所以我们主张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结合。学术话语的优点是它比较中性，但稍微抽象一点，可以概括更多的现象。比方说，你讲“边际效益递减”，一般老百姓初次可能听不懂，但多听了，就知道它指的就是效能不断减少，受众会慢慢就熟悉了，把不同话语结合起来叙事，传播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观众提问3：各位老师好，我是香港大学经济专业的研究生。我平时也会通过各种海内外的媒介渠道来了解各种中国的议题，其中有些议题它会进入到国内外的大众视野。请问这种趋势会如何影响中国构建自我的话语体系？同时高校和自媒体又该如何更好地进行协作？谢谢。

张维为：实际上，我自己包括我们研究院成立的时候，就提出一个口号：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就是把西方话语，特别是西方“围剿”中国的话语、“围剿”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话语一条条列出来，一个个解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把中国话语建构起来。西方说“民主还是专制”：我是民主、你是专制，我们就给它解构，什么是专制？他们说我们有一人一票选举，你们没有。我说我们叫选拔加选举，哪个更好？我们这更好一点，你只要比较一下中国领导人的素质和美国领导人的素质，一比较就知道了。诸如此类的，就是一个解构建构并行的过程，这也是话语建构的好方法，它能够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力。

范勇鹏：我也举一个例子，比如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到底为什么成功了？有很多理论解释。在大概10年前，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争论，就是到底该不该搞产业政策。有些经济学家就认为一定要让市场自由，产业政策都是失败的，政府从来判断不好创新的方向，要让民营企业自主去创新。但是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一定程度的产业政策是中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林毅夫和张维迎的辩论。这个分歧在经济学界内部一直没有能够破局。

但是在2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有大量在一线的企业家、工程师、科学家观察中国发展，在理解自身所参与的产业、赛道、产品，就会思考我为什么就领先了呢？他们在分析的过程中就发现，原来中国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功不可没。但凡是对中国体制和中国道路特别悲观、特别消极的人，往往是没有做过实事的人，或者从事的是一个夕阳产业，这个产业是被淘汰的，他才会产生这种观念。

2025年11月6日，在第八届进博会宇树科技展台，人形机器人进行格斗表演。 新华社

包括我刚才讲的“工业党”这种科普人士，他把这些道理讲出来，逐渐地大家觉得有道理，最后再影响到外国。所以这几年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美国，虽然有些人是批评我们的，有些是羡慕嫉妒恨的，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做得是对的。正如刚才这位朋友讲的，民间的力量对学术的反哺，包括对世界的影响、对我们国家的外交、对我们的话语斗争，都会产生这种正面的影响。

张维为：我再举个例子，我和福山辩论时，他也提到“市场经济万能论”。我跟他说，我一个很好的德国朋友就跟我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2011年，德国经济是欧洲最好的，他说默克尔有一次碰到一批德国经济学家，就说为什么我们德国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因为德国几乎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们的一位经济学家回答得非常好，他说总理呀，你千万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如果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就没有一流的经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西方自己害死了。

何婕：反过来说，当中国有世界一流经济的时候，我们呼吁在我们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要生长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通过解释中国再去看懂世界。我们今天讨论“大众学术”这个话题，好像跟学术有关，挺严肃的。但事实上，“大众学术”就来自每一个你我他。

我们节目也是“大众学术”的一部分，我想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当这个浪潮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勾勒它，并且可以看到它的趋势，看到它对世界做的贡献，这个非常有意义。讨论“大众学术”并不是说专业学术就不好，我们的共同观点是最好的、最有价值的学术，就应该来自人民，同时服务于人民，这应该是学术的宗旨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