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红婵被网暴了。
长达四年，一个282人的微信群，专门骂她、做丑图、剪黑视频，手段下作。
网暴者出于什么心理？
为什么会有无缘无故的恨？
一场持续数年的集体霸凌？
最近，一个名为“水花征服者联盟”的微信群被曝光。
这个群成立于2022年，至被查处时规模约282人。
群公告中有一句话格外引人注目：“禁止攻击其他运动员（全红婵除外）。”
群成员使用侮辱性绰号称呼全红婵，制作并传播其表情包。
有人专门搜集全红婵的训练、比赛、采访素材，进行恶意剪辑或拼接；有人伪造其带货视频；有人针对其身高、体重变化制作侮辱性图文。
这些内容在群内被反复传播、模仿、加工，形成一种持续的、有组织的输出。
2026年4月8日，全红婵所在的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向公安机关报案。
群主徐某因创建该群并放任、组织针对全红婵的侮辱性言论，被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群内其他相关人员也被依法处理。
这不是全红婵第一次遭遇网络暴力。
2023年全国跳水锦标赛期间，有粉丝因不满比赛结果在场外高喊“裁判不公”，并在社交平台上制造她与队友陈芋汐的对立情绪。
巴黎奥运会后，一名记者在直播中评论她“疯疯癫癫像白痴”，引发舆论争议。
她家门口被大量游客、主播围堵直播，私生活受到严重侵扰。
在今年3月的一次采访中，全红婵曾哽咽落泪，谈到因体重问题和舆论压力“很想退役”，长期焦虑引发失眠和噩梦，还恳求“不要再骂我了，不要骂我家里人，也不要骂我朋友。”
全红婵并非唯一遭遇网络暴力的运动员，但她被攻击的密度、持续时间及组织化程度，都远高于多数同行，为什么？
攻击全红婵，借口是什么？
先是寒门贵子的身份。
农村出身、母亲生病、没去过游乐园、单纯刻苦、为国争光。
网暴者对全红婵的情感，起初是同情＋崇拜，但当她持续成功、跨越阶层后，同情消失，嫉妒与摧毁的欲望浮现。
有一种隐秘的心理叫向下嫉妒，不是嫉妒比自己强很多的人，而是嫉妒本不该成功却成功的人。
他们恨的不只全红婵，更是那个没能逆天改命的自己。
还有对永远巅峰的苛刻期待。
公众对少年成名的运动员往往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完美主义期待：你必须一直赢，不能有低谷，否则就是“伤仲永”。
发育期运动员的正常波动，被网暴者放大成跌下神坛的证据，正常的身体变化被描述为发福、摆烂、不自律。
这种“捧神—毁神”的模式，在刘翔、李宁、朱婷等运动员身上都曾出现过。
这是舆论对天才的常见操作。
全红婵不是那种在镜头前游刃有余的运动员，攻击者就抓住她“不会说话”这一点，放大为没文化、不值得尊重。
但一个每天把全部精力投入训练的未成年运动员，凭什么还要被要求成为一个公关专家？
不止全红婵，许多来自底层、不善言辞的运动员都曾因此遭受额外的攻击。
这其实也是一种隐性的阶层傲慢。
相比之下，那些出身较好、受过良好教育、能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的运动员，即使成绩稍逊，也更容易获得舆论宽容。
为什么会有无缘无故的恨？
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那些长期攻击全红婵的人，到底是什么心理？
这群人很多是普通上班族、学生，甚至包括体育业内人士。
我们不是为了替霸凌者开脱，而是为了解释暴力如何发生，以及如何预防它再次发生。
人很难持续攻击一个有血有肉、会感到疼痛的真人。
因此，霸凌的第一步往往是“去人性化”，把受害者从人，降格为符号或素材。
比如不使用受害者的本名，而是用侮辱性绰号代替。
语言是第一道防线。一旦改了称呼，攻击的心理成本就大幅降低。
表情包、丑图、AI合成视频也是同样的逻辑。
把真人压缩成一张图、一个梗、一段可无限复制的视频，她在施暴者心中就成了一个可以任意修改的“素材”。
施暴者还会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把它解释为正当的、必要的、甚至是有价值的。
比如那句“禁止攻击其他运动员（全红婵除外）”的群公告。
它制造了一种伪道德框架：我们不是无差别网暴，只是针对该被批评的人。
施暴者会自我说服：“她赚了那么多钱，挨几句骂怎么了？”“她确实状态下滑，我们只是说实话。”
逻辑是：把嫉妒包装成公平批评，把攻击粉饰为言论自由，把霸凌合理化为清醒者对抗被神化的偶像。
在一个封闭社群里，温和的声音会被压制，极端的观点会不断强化，这就是“群体极化”。
同时，责任被稀释了。
每个人都觉得我只是附和一下，就算追究也轮不到我，个体的内疚感降到极低。
最后，也是最深层的心理是嫉妒。
一个生活不如意的普通人，看着出身比自己差的人一夜之间成为世界冠军、名利双收，内心会产生不平衡。
但直接承认“我嫉妒她”是羞耻的。
于是这种嫉妒被转化为攻击：她没文化、她不努力、她配不上这些荣誉。
通过贬低全红婵，施暴者完成了一次心理代偿：把她拉下来，自己就没那么低了。
这在社会心理学中被称为“螃蟹效应”——桶里的螃蟹，总会把试图爬出去的那只拽回来。
网络暴力不是低成本、零后果的行为。
恨一个从未伤害过你的人，也从来不是正义，而是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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