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億人的印度，為什麼拿個奧運會金牌，比拿諾獎還難？

有個數據，很多人可能會意想不到。

一般認為，印度有12個諾貝爾獎得主（包括印度裔、在印度出生的外國人等），在全世界能排到前20。

但到現在為止，印度在夏季奧運會上，拿到的金牌只有區區10枚，放在全世界是50名開外。

所以：對於14.7億人的印度，拿個奧運會金牌比拿諾獎還難。

這是為什麼？

全亞洲第一個諾貝爾獎得主就是印度人：泰戈爾，在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亞洲第一個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也是印度人：拉曼，獲得了1930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從總量上看，到現在，印度的諾貝爾獎得主，在亞洲也只比日本、以色列少。

是不是還挺厲害？

相比於諾獎，在奧運賽場上，印度是妥妥的後進生。

自1900年首次參加夏季奧運會以來，印度累計只獲得了41枚獎牌，其中金牌10枚，全球排名第60位。

而在2024年巴黎奧運會上，印度派出了史上最大代表團，結果卻只獲“1銀5銅”，在獎牌榜上排名第71位，甚至落後于吉爾吉斯斯坦、立陶宛等小國。

甚至在很多時候，印度連“重在參與”都做不到。

比如，在巴黎奧運會上，一共有32個大項，印度卻只參加了其中16個。

這讓印度在奧運賽場的存在感，還不如一些小國：

比如，人口約3500萬的烏茲別克斯坦，在巴黎奧運會收穫8枚金牌；人口約960萬的匈牙利，在巴黎斬獲6金。

印度呢，雖說早期在奧運會的曲棍球項目上屢次奪金，但在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後，它的優勢就戛然而止了。

到了2024年的巴黎奧運會，印度的成績再次出現下滑跡象。

當時，印度派出了117人的“史上最大代表團”，投入資金約470億盧比。

可結果卻出乎意料，一塊金牌都沒有拿到。

反倒是鄰國巴基斯坦，僅憑7人的最小代表團，就強勢奪回一金。

消息傳回國內，《印度時報》原地破防，直言印度沒有金牌的成績“讓人難以接受”。

這份“差評”，來自期待的落空。

多年來，印度對參加奧運非常重視，也相應地出台了扶持政策。

2014年，印度上層就推出“目標奧運領獎台（TOPS）”計劃，為已有成就的頂尖運動員提供每月5萬印度盧比（約合人民幣4300元）的津貼，讓他們在無經濟壓力的環境下備戰奧運會。

2018年，印度再次推出“競技印度（Khelo India）”計劃，旨在從基層發掘和培養年輕體育人才，並計劃每年為1000名印度青少年提供長達8年、每年7000美元的獎學金。

但截至目前，這些項目和資金，並未培養出有能力在奧運會奪金的選手，已被很多人解讀為“雷聲大，雨點小”、“面子工程”。

現在的國際社會，很多文化大國同時也是體育大國。

比如美、英、法、德，就同屬“諾獎數量”和“奧運金牌榜”的第一梯隊。

相比之下，印度的偏科就比較明顯了。

高考狀元，從不是單純的考試專家；奧運冠軍，也遠不止是比賽高手。

一個國家在某個領域的成績好，大概率不是因為“會表現”，而是因為它在這個領域投入了充足的資金，並堅持長期穩健經營。

印度的奧運成績不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既沒有在競技體育上投入足夠的資金，也沒有進行科學、系統的管理和運營。

數據顯示，2023-2024財年，印度青年事務與體育部的預算，大約是339.7億盧比（約合28.8億元人民幣），平攤到其龐大的青年人口上，人均大約是69盧比（不到6元人民幣）。

而在體育基礎設施建設、專業教練員培養、競技體育宣傳等方面，印度的布局也相當薄弱：

據統計，印度的大部分公立學校沒有操場，很多有操場的學校，其中設施也相當簡陋；其國內雖然有大約2萬個體育設施，卻只有大約1645個符合奧林匹克標準。

更重要的是，印度嚴重缺乏體育人才，幾乎沒有球探類專業人士，農村地區的天賦型運動員，根本無法被發現。

對這一點，印度體育記者博里亞·瑪茲穆德，就曾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直言：“14億人只有6枚獎牌的命題完全是錯誤的，因為印度有13.9億人無法使用體育設施。”

更殘酷的是，因為印度整體的體育系統不完善，一些人即便已經成為專業運動員並參加比賽，也仍有可能面臨“退役即失業”的風險。

這讓印度的“奧運夢”，困在資源匱乏與民眾抗拒的惡性循環里。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作為一個半聯邦制國家，早在1947年獨立時，印度就將體育規定為“各邦政府職責”，權重遠不及國防、外交、鐵路、貨幣等“聯邦政府職責”。

這意味着，印度在國家起步時，就將體育視作發展的“次重要”議題。

有人說，當時印度太窮，這麼做合情合理。

但我們回憶一下，1950年代的中國，是何等的一窮二白。當時印度的人均GDP，比我們國家高出約40%。

但自那時起，我們國家就提出了“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體育強國戰略。

到了1960年代後，我們逐漸形成“基層體校+省市級專業隊+國家隊”的三級訓練網絡，由國家集中資源保障運動員的訓練、生活和競賽，形成較為完善的“舉國體制”。

我們國家能成為奧運大國之一，就是這幾十年來不遺餘力的結果。

對比之下，印度對體育的重視程度，只能算是聊勝於無。

其民間的體育氛圍，主要就靠商業賽事支撐。

這其中，又以板球影響力最大，對社會資源的虹吸作用最強，經濟效益也非常可觀。

現在的印度，可以說就是板球運動的“宇宙中心”。

有數據統計，印度有大約66%的人自認是板球迷，85%的人日常關注板球賽事。

而參與板球比賽的運動員們，是不分種姓的。

比如著名的平民球員穆罕默德·西拉傑（Mohammed Siraj），其父親是一位底層種姓的人力車夫。

2025年，在印度客場對陣英格蘭的測試系列賽中，西拉傑以23個三柱門的優異成績，成為系列賽最佳投球手。

在板球賽場上，運動員穿上國家隊隊服，就變成了為國家而戰的英雄，再也無需為出身感到自卑。

因此一些收入低微、地位低下的印度家庭，也會鼓勵孩子學打板球，甚至將成為專業板球運動員，作為他們突破種姓階級壁壘的唯一方式。

現在，印度板球超級聯賽（IPL）的商業估值已達百億美元，是《王者榮耀》在去年總收入的5倍，比華為、比亞迪一年的淨利潤都多。

所以此刻我們再去回顧印度在奧運會上的掉隊，其實就很好理解了。

對於印度這樣一個土地、人口體量極大，文化歷史也深厚的國家來說，它有相當大的戰略縱深與容錯空間，為了短期內的發展，可以將奧運會這種重要的賽道暫時擱置，轉而去發展經濟效益更高的板球。

當然，這樣的選擇也帶來重重隱患。

一方面，缺乏豐富的體育基建，讓印度國民的健康基礎較差，肌肉不足、心肺功能薄弱、骨骼與關節問題頻發等問題相對普遍。

另一方面，在奧運賽場的缺席，也讓印度錯失了一個展示國力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舞台。

印度社會各階層的現實意願，共同構成了一道無形的壁壘，讓競技體育無法進入良性發展。

作為一個宗教國家，印度有約八成民眾信仰印度教，其教義將體力勞動視為低種姓的職責，因此需要調動身體去摸爬滾打的競技體育，就常被認為是不體面的。

甚至上流階層如“婆羅門”種姓，在原則上也不被支持與低種姓人一同學習、訓練。

這阻礙的不僅僅是運動員的來源，更是資金的來源。

因為那些只能從事體力勞動的底層百姓，即便有意參與競技體育，卻大多沒錢支付營養、裝備、培訓等多方面的費用。

2020年東京奧運會男子標槍金牌得主，尼拉傑·喬普拉的第一支專業標槍，就是親戚們湊錢幫他買的。

因為缺錢，很多人會擔心，一旦孩子進行體育訓練，卻最終沒有成為專業運動員，那麼多年的投入也就打了水漂。

這也在更深層次默默影響着印度：精英、普通人的隔閡。

印度有著名“印度理工”，錄取率長期低於2%，競爭的激烈程度比麻省理工還要殘酷。

更難的是醫科。

2024年，印度共有大約240萬考生，共同爭奪全印5.5萬個公立醫學院名額。

這其中，最頂尖的全印醫學科學研究所（AIIMS），錄取率低於0.1%。

一條巨大的鴻溝就此形成。

一邊是落後的教育水平，一邊是極難的高等教育門檻，中間就是精英教育的成熟產業鏈。

在著名的補習小鎮“科塔”，聚集着大量“印度理工學院聯合入學考試（JEE）”和“印度醫學入學考試（NEET）”的補習班，流水線式的高壓教育，幫印度篩選出無數堪稱“亞洲做題家”的天才少年。

這樣的教育系統，幾乎消耗了學生們所有的時間，讓他們根本沒有精力進行體育鍛煉。

印度已經正式向國際奧委會提出申辦2036年奧運會。

然而面對落後的體育基建，和撕裂的社會環境，很多人認為印度申奧成功的概率並不高。

從印度的國情來看，曾經幾十年印度都沒有走完的路，現在要用十年時間飛奔而過，幾乎是無法完成的任務。

印度“大象起舞”，還有很長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