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外交部的消息，王毅、王小洪、董军将赴越南出席中越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一般来说，国家之间进行“2+2”形式的会晤比较常见，而此类会晤形式一般集中在外交、经济和军事领域。
相比之下，“3+3”形式的会晤就不太多见，原因在于此类会晤难以组织和安排。
如果双方的会晤内容集中在一个领域，那么就需要双方各自派出在该领域的三名高级官员或幕僚作为代表，但一般来讲某一特定领域事务由双方各派一名事务主官和一名高级幕僚已经能够涵盖大多数双方需要讨论的议题，比较典型的如2021年3月的中美安克雷奇峰会。
而如果不局限于某一领域、要对多方面的问题进行磋商，来自三个不同部门的代表就可能将会晤引向不同的领域，既难以形成合力也会因洽谈内容过于繁琐而浪费时间、难以达到预期谈判效果。
这样一来，中越“3+3”战略对话就显得尤其特殊，这场会谈涉及外交、军事、社会安全三个重要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这种会议安排并不多见。
从国家机器组织结构来看，中越之间进行这种跨多个部门的战略对话确实比其他国家之间更有共同基础，越南在政治体制上高度类似中国，行政、立法、司法、检察以及主要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都有对应，这让两国实现“3+3”会晤具有了可行性。
而从中越关系和中国——东南亚关系角度来看，中越“3+3”战略对话对于稳定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态势、避免在国际局势复杂化的当下将冲突引向南海周边地区作用至关重要。
今年年初以来，中越之间进行了多轮合作和高级别互动，令中越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更加密切。
1月，中越两党最高领导人进行通话，双方在推动科技、农业、铁路等方面的合作达成共识；
2月4日，中国国家领导人会见了以越共中央总书记特使身份访华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外交部长黎怀忠，双方肯定了进行各自重大政治议程互相通报的传统，黎怀忠表示越方在外交政策上始终将对华关系作为“头等优先”；
2月26日，中国驻越南大使何炜会见越共中央委员、越南工贸部代理部长黎孟雄，双方就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产业优势互补、共同开拓对方市场和化解外部风险进行了会谈。
不难发现，2026年中越双方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进行了四次（含本次“3+3”会晤）高级对话，这种频率在各国的双边外交对话中并不多见，由此可见中越双方在当前的合作广度和深度。
另一方面，作为长期存在海上争端的邻国，中越之间仍然在围绕南海及附属岛屿的主权冲突方面存在摩擦，2月越南方面曾就中方在西沙群岛上安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地面站向中方表示抗议，认为此举侵犯了越南对事发岛屿的“主权”。
因此，中越双方在南海问题这个关键议题上需要加强对话和沟通，因此需要双方在外交渠道加强沟通、军事方面避免对抗、海上执法领域进行合作，故涉及外交、军事、社会安全的双方“3+3”战略对话势在必行。
在各国越来越倾向于以对抗乃至军事冲突解决双边事务时，中越“3+3”战略对话也释放出了一个积极信号：存在双边冲突时，两国之间仍然应该以和平和发展为重、避免冲突事态升级，为变革中的世界提供确定性。
这是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态度，也是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的积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