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王一】“我要恳请财政部、人社部以及民政部，将农村70岁老年人的养老金，每月提高到400元。”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毕利霞谈及农村老人养老问题时一度哽咽。

从毕利霞，到建议“加大幅度”提升高龄老人基础养老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再到提出“应免去80岁以上农村老人医保缴费”的全国人大代表任敏，以及呼吁构建适合农村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全国人大代表韩秋香……今年两会期间，农村养老问题成为代表们密集建言的民生议题。

与城市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整体偏低，再叠加农村青壮年外流、养老服务体系薄弱等因素，农村养老困境更加突出和严重。

围绕这一话题，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晶晶近日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建议，国家可以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的“兜底标准”。“有些地方养老金也就两三百元，这不叫养老，不可能做到养老。”农村养老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人工智能（AI）技术或单一政策，而在于国家兜底机制与基层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

“政府需要完善兜底机制”

目前，我国约有1.8亿人在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其中农民占比超过七成。但这一群体领取的养老金，与2024年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每月574元相比，还不到其1/4。2025年全国城乡居民月均养老金为287元，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月均待遇已达3498元，两者差距明显。

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逐渐成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议题。自2009年以来，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由每人每月55元逐步提高，目前最低基础养老金标准已提升至143元。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达到163元。

郑功成此前介绍，我国居民养老金制度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制度，而是“福利+保险”的复合模式。其中由政府提供、面向全民的基础养老金具有明显的福利性质。正是依靠这一福利性制度起步，居民养老金制度得以迅速实现全覆盖，但也意味着制度初始水平相对有限。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规划草案提出，将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郑功成表示，居民养老金提升需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既要不断提高保障水平，也要结合财政能力逐步推进。

张晶晶认为，对于许多农村老年人来说，养老金是他们获得独立收入、维持基本生活的重要来源。如果国家认为农村养老金是重要的民生任务，就需要从整体财政结构中进行调整，把更多资源投入其中。

然而，当前不同地区农村养老金水平差异较大。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老人除了基础养老金外，还能获得地方财政补贴或村集体经济分红，收入相对稳定；但在集体经济薄弱的地区，老年人收入来源十分有限。

“有些地方养老金也就两三百元，这不叫养老，不可能做到养老。”张晶晶建议，国家可以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的“兜底标准”。

她解释说，许多家庭本身经济压力较大，成员们都在为生计忙碌，如果这种情况下去讨论让老人精神上的怎样得到关爱等，就挺不切实际的。如果能通过长期护理保险、社会保障补贴等政策，为失能老人提供一定的收入来源，不仅能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压力。

2025年10月23日，在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莫家甸村，医生正在为村民开展义诊活动。 IC Photo

“这样老人有一点收入，子女经济负担也会减轻，也不至于厌弃老人，一些家庭矛盾和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也会下降。”张晶晶重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政府还是需要完善兜底机制的。”

破解农村养老难题，“还需要一个抓手”

农村养老面临的难题，不仅体现在养老金水平上。根据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农村老年人在年龄结构、空巢率、健康状况等指标上，均较城镇更加严峻；在经济收入水平和养老服务费用承受能力等方面，均与城镇差距较大。

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传统依赖家庭照料的养老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张晶晶指出，这一问题不只存在于农村，城市中同样存在子女外出工作、无法照顾父母的情况，只是城市拥有更完善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家庭的压力。

“归根结底，从老年照料的角度来看，农村最大的短板是养老照护体系不健全。”她说。

城市中养老服务体系相对成熟，社区服务、护理机构等覆盖面较广，而农村人口分散、交通不便，社会组织提供上门服务的效率较低，人力资源也更为紧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必须承担更多责任。

在张晶晶看来，未来农村基本养老服务需要一个具体的“抓手”，即一个能够承担主要养老服务责任的基层主体，而且这一主体最好能与当下既有的社会组织架构高度契合。

张晶晶补充说，目前，一些地方确实会依托村委会来开展相关工作，但仅靠村委会可能也不够。比如说，农村基层的卫生服务站、社区医院等机构，本身已经承担着基础医疗服务的功能。如果在资源投入上做一些拓展，让这些机构在医疗服务之外，也适当增加一些日常照护方面的服务内容，可能会对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有所帮助。

她介绍道，其实农村本身也有一定的社会组织基础，比如村民自治组织。一些地方在这方面已经有比较好的实践，比如通过村委会下设的老年协会、老年学会等组织，让村里的老人之间形成一种互帮互助的模式。这样的组织往往更了解本地情况，也更容易调动村民参与。

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类似模式。据报道，山西大宁县正通过推广“养老互助站”等方式探索农村养老服务，让75岁以上老人实现“抱团过晚年、养老不出村”。当地还计划建设智慧养老监管服务平台，以便更精准地响应农村老人的需求。

不过，在张晶晶看来，技术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在中国当下挺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都不认为AI和智慧养老能够解决困境，”张晶晶表示，照护劳动本质上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服务。无论智慧养老系统多么先进，最终都需要有人真正接触老人来提供服务。“我们现在搭建了很多智慧养老的系统。大部分情况下，顶多能做到给老人打个电话问问他好不好，或者说老人遇到突发的情况，他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呼救。呼救完了以后，还是要有人能上门。如果没有这些人力的资源，它依然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用微信付，钱就都到家里孩子的账户了”

干不动农活，又没有办法出去打工的农村老人，除了等待城乡养老金的增长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改善以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张晶晶认为，就现实情况而言，能够老有所为的老年人，大多数还是一些掌握了专业知识的群体。而很多农村已经逐步进入现代农业阶段，各种数字技术也在用于农业生产当中。很多老年人干不动农活之后，在农村农业形态的这种大的变迁下，他原来的经验不一定就能够直接转化为经济价值。“所以，不如务实一点。与其说，一定要他能怎么样创造价值，不如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些可能性。”

比如，近几年，随着直播带货兴起，农产品直接从农村田间地头进入城市餐桌，一些高龄农民也开始出现在直播间中带货。

老年果农在直播间卖水果。 视频截图

这些农村老年人在直播间里大都不会说太多话配合宣传，只是坐在那里，偶尔搭腔。许多消费者出于对他们“老手艺”“老配方”的信任，甚至有时候可能是出于对老年人“年纪这么大还要出来带货”的怜悯，愿意购买。

然而，近年来直播间打着“助农”旗号编造剧本、售卖假货，营造助农假象，诱导消费者冲动下单的乱象屡屡被媒体曝光。还有一些直播间，虽然邀请真农民出镜，销售的也是真农产品，但之后在收入分成上却并没有实现“助农”，甚至出现拖欠货款和薪酬的情况。

张晶晶表示，现在很多农村都在推广现代农业，各种数字技术被用于农业生产中。但在农村农业形态的这种大变迁下，很多老年人干不动农活后，他们的传统经验也未必能够直接转化为经济收益。这种情况下，让老年人参与平台经济、直播经济，有机会获得一些经济收入，确实是好事。

但她同时提醒，在这些新模式中，需要关注的是收入的分配机制问题，避免老人成为被利用的“符号”。

类似的问题经常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移动支付普及后，一些老菜农也不得不跟上时代发展，开始使用微信、支付宝等线上平台收款。但由于没有银行卡，收款账户往往绑定在子女或亲戚名下，他们自己并不清楚实际收入情况。

“我买东西的时候就遇到过，老人家问我能不能付现金，如果用微信付，钱就都到家里孩子的账户里去了。”张晶晶说，在谈论“共建、共治、共享”数字经济红利时，老年人是否能真正分享到发展红利，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他们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创造了经济价值，但未必都能从中获益。

对此，她建议，一方面应通过培训和教育提升部分老年人的数字意识和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更主动地参与数字经济并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平台和监管部门也需要建立更明确的规范机制，防止老年群体在新经济形态中被过度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