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是猜灯谜的日子。

要是猜一个人物，问是谁说了日本人“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畏威而不怀德，强必盗寇，弱必卑伏”，可能很多人都会答“左宗棠”。

开个玩笑，这不是符合形制的正经灯谜；问题的答案，也确实不是正经答案。

2025年底，晚清重臣左宗棠正是因为谜面里的这句话，突然成了“大网红”。

日本首相对台湾问题大放厥词的“高市事件”发生后，网友们纷纷引用此条“名人名言”来形容日本。

然而，查遍《左文襄公全集》，也没有这几句话。

从网上目前能找到的线索看，至少在2017年就有人在问，为什么说日本人是“有小礼而无大义”的民族，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等等。

但当时还没有后面几句，也没有写出处。古代典籍里比较有名的是“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修辞上有相似之处，但意思截然不同。

后面几句何时组装起来的，已不可考，部分倒是能找到出处。

比如“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最早出自《三国志·孙皓传》注引东晋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这句是评论曹操的，前面还有“功盖中夏，威震四海”，日本可不配。

唐朝魏征在《贞观政要》里，把这句话拿来形容夷狄，和曹操的功与威都没关系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贞观四年》中引用了这话，但还是没提到日本。

“强必盗寇，弱必卑伏”也出自魏征，《贞观政要·卷九·论安边》里说“匈奴人面兽心，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上》里，则明确订为评价突厥。

《资治通鉴·唐纪九》同样是说突厥，但文本略有修改：“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

因为在《资治通鉴》里出现过，所以最迟到2023年，已有人把整段话错误地归为“司马光评日本”。

后来又有好事者，不加考订，整个扣到左宗棠头上，荒诞不经。

之前，也有个别博主尝试辟谣，但淹没在各路媒体、自媒体对“金句”的传抄之中，基本没有什么人注意到。

2025年，还有新的变体产生。有媒体除了引用这段话，还称左宗棠对日本民族性格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臣查日本，桀骜贪婪。其性：强则肆其盗寇之欲，弱则曲为卑服之态。自昔已然，于今为烈。当其贫弱，则遣使通好，貌为恭顺，效法中国之制度，汲取西洋之技艺，无非为自强之计。一旦稍有所成，兵甲稍利，则狡焉思逞，先侵我属国（琉球），今又犯我台疆。此其秉性，断非礼仪所能化，恩信所能结。是故，今日之日本，为中国永久之大患，非图自强，无以制其凶锋！”

这段文本，比起先前那句不伦不类、时空错乱的话，稍微有点晚清的味了，强则如何弱则如何，与魏征的话倒有相似的地方，但暂时也找不到任何出处。这么“鞭辟入里”，也不见学术文章引用过。

这段内容在中文互联网上能找到的、最早出现的地方，是2025年的两个营销号，一个讲股评为主，一个讲地产为主……不知道是不是AI的手笔。

晚清资料浩繁，一时找不到也不能完全确定没有，但从只有营销号的出处线索，和那篇媒体文章的其他低级错误来看，并不乐观。

左宗棠在遗折里，确实用过“思逞”一词，不过对日本没有“狡焉”的评价，完全是就事论事，而且是东西并举：“方今西域初安，东洋思逞，欧洲各国，环视眈眈。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伏愿皇太后、皇上于诸臣中海军之议，速赐乾断。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

观察者网查证发现，晚清确实有人用“狡焉思逞”来形容日本，地位最高的，是光绪皇帝。

光绪五年（1879），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饬南洋大臣赶办海防事宜一折”。光绪谕：前因海防关系紧要，叠经谕令南北洋大臣实力筹办，只以经费未充、遽难集事。近来东洋狡焉思逞，情殊叵测，若再事因循，缓急难资备御，必致贻误大局。

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在《密陈日本近日情形片》中，依然沿用了皇帝的说法，但把时间变得更明确了，1871年废藩置县就开始了：“迨西洋各国通商后，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始有狡焉思逞之志。由是侵台湾、灭琉球、窥朝鲜，与我成为敌国。”

黎庶昌紧接着说：“然二十余年来，百务繁兴，物力已竭。国中通行纸币，银元流行出外洋，漏卮颇巨；一朝有急，势便难支。臣愚以为轻视日本者非，其畏日本者亦非也。”

遗憾的是，短短4年后，难支的是清军和清廷。

回到光绪初期群臣密集议论水师与洋务的阶段，一个要员跟着皇帝用了“狡焉思逞”形容日本，他就是李鸿章。

在光绪六年，梅启照奏《请整顿水师，拟定各条，开单呈览折》，李鸿章按光绪的指示，写了《遵复梅启照条陈折》，逐条回复。

针对梅的第七条“请严防东洋”。李鸿章奏称：查日本国小民贫，虚矫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馀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同一时期，陈宝琛《奏倭案不宜遽结折》，直接开骂：万一中国为俄所挫，倭人见有隙可乘，必背盟而趋利便者，又势有所必至也。夫利害所关、形势所迫，虽信义之国不能保其必守盟约；而况贪狡龌龊如日本者乎！使日本而能守约，则昔岁无台湾之师、近年无琉球之役矣。

江苏巡抚吴元炳《复奏球案日约可徐图折》，也说日本“贪狡”：日本为东洋蕞尔之邦，近年来与泰西各国通商立约，毅然以与国自居，妄自尊大……今忽乘中国与俄议末定之时，乃以球南荒岛给我结案，并要求改约“同沾利益”，贪狡之谋毕露、要挟之心如见。

吴元炳讲着讲着，把“狡焉思逞”用到了俄国头上：强弱之势，俄足制倭、倭不足以制俄也。如果俄议渐次就范，两国不启兵端，则沿海各省均系通商口岸；目前整顿海防、简兵厉卒，俄人亦既闻之，内地无可进兵。即台湾一处，前年俄兵亦尝履其地矣，瘴疠之毒，不战而伤亡者七、八百人；攻之不易得、得之不易守，即欲狡焉思逞，而揆时度势，臣料俄人必不敢犯其所难。

左宗棠更早时，也用“狡焉思逞”形容过俄国。

光绪元年四月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写道：“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

在罗正钧编写的《左宗棠年谱》卷六中，两处提到俄人之“狡”。

一处是：“宗棠所以有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之请也。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年谱》里一般不是左宗棠原话，但多少也反映了其看法。

另一处则明确说是“奏言”，而且用的词就是“狡然思逞”。“俄罗斯以回数扰其边境，遽以兵逐回，取伊犁，且声言将代取乌鲁木齐……公调徐占彪靖远军六千人，自凉、甘赴肃州。奏言：陇中局势，自宜先规河、湟，杜其纷窜，然后壹意西指，分扼玉关，断其去路，乃策全功。此时兴师远举，尚非稳著，然当强邻觊觎，狡然思逞之时，固未可拘执。”

法国也有份。在光绪十一年《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折》中，左宗棠说：法人利在缓战，而不在言和；其忽然请和者，大抵越南夏令将交，瘟疫流行，军无斗志……我若概从所请，则失地未还、防兵先撤，万一该夷狡焉思逞，而事机已失，言战则要害已为所乘、言和则口舌未能有济，悔无及矣。

而左宗棠写的名篇《<海国图志>序》里，提到英国“思逞”，倒没说其狡诈：适泰西火轮车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构兵思逞，并联与国，竞互市之利，海上遂以多故。

另外，同治五年，左宗棠在谈到粤东军务时，对国内用了这词：“……匪徒大受惩创，谅已震慴天威，不敢狡焉思逞。”

前面提到的那篇媒体文章里，还称赞左宗棠“敏锐地判断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

观察者网查证，这完全是李鸿章的判断，出自《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事情背景是1871年日本一再要求缔结通商条约，引起了中国的警觉。这比李鸿章之前跟着皇帝使用“狡焉思逞”，要早上许多年。

《左文襄公全集》里同治八年（1869）提到“肘腋”，说的是兵营变乱：左宗棠从前曾有南人用之西北，本非所宜……见在各营楚勇仍多，倘各营效尤，俱有离叛之心，则变生肘腋，其患何可胜言？

从根本上讲，左宗棠的重大成就，多是在塞防取得的，海防并非不重要，但他长期更关心的还是塞防，更提防的还是俄国。

早年左宗棠为海防出力时，日本已经进入其视野，只是当时还没有成为重大威胁。

同治五年（1866）奏请获准成立福州船政局，左宗棠说：“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敌轮船之灵捷，西洋各国与俄罗斯咪利坚数十年来，谋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当时的左宗棠，没有去分辨什么“礼义廉耻”“畏威怀德”，也没有谈论是否“狡焉思逞”，而是勾勒出一个下功夫学技术的模板。

到了21世纪，他估计自己也想不到，竟会被编造出、或者张冠李戴上一堆评价日本的“名人名言”。

确实，光绪和李鸿章的形象不够高大，更不够燃，其他几个贬斥日本的人物，则不够有名，只有左宗棠适合承载一番情绪。

但这种“借古人之口，浇今人块垒”的手法，虽能短暂引发共鸣，却无形中扭曲了历史真实的肌理，也轻慢了对先人应有的尊重。

当然，对日本来说，蛇年的这些左公谣言能够流传，也应该好好反省。

俗话说：“只有取错的名字，没有取错的绰号。”中国民间舆论场中流传的各类评日“金句”，之所以能经久不衰、代代翻新，本身就折射出日本自身的问题。

元宵后，这个年就算过完了，蛇年的谣言也该随着本文的辟谣，就此翻篇了。

但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知，近来却在不断增加错误，还远翻不了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