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26年1月实施对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措施后，中国商务部于近日再次发布公告，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斯巴鲁株式会社等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与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此次反制，意在反制高市早苗一系列错误言论，遏制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防范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展现了中国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坚定意志，以及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图源：视觉中国）
从管制名单构成来看，此次被管制对象均为日本军工及军民两用领域极具代表性的企业，业务覆盖船舶建造、航空发动机、航空设计制造、舰艇动力、海事系统集成、导弹等研发与生产环节，基本囊括日本军工全产业链关键节点。
此外，中方还将斯巴鲁株式会社等20家无法核实军民两用物项最终用户与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对不同涉军程度的企业实施分类管理。
需要明确的是，中方此次反制措施仅针对军民两用物项，不会干扰中日之间正常的经贸往来。整体来看，相关措施精准有力、直击要害，将对延缓日本“再军事化”进程发挥积极作用。
有不少人，包括部分学者认为，中方没有必要采取这么大的动作，认为这会加深日本右翼势力对中国的负面观感，进一步强化其“中国威胁”认知，并促使高市早苗政府加快“再军事化”步伐。笔者对此并不赞同。
日本海上自卫队（图源：互联网）
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并未得到彻底清算，又遭遇了“失去的三十年”，亲历过二战惨痛历史的一代人也基本离世。如今参与投票的民众成长于“失去的三十年”，普遍对未来感到焦虑，加之右翼势力的刻意诱导，日本社会排外情绪浓厚，对中国的敌意尤为突出。在笔者看来，日本“再军事化”有其内在逻辑，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右翼势力推波助澜，才是其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主因，与中国的反制没多大关系。从中国角度讲，高市早苗政府将日本引上与中国对抗的道路，加速“军事化”，试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中国没有责任和义务配合日本军工产业发展；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有义务以实际行动防范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这么做既是维护自身利益，也是维护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本月日本众议院选举前后，高市早苗内阁竟以为自民党获得大胜后，中方会软化对日立场。高市早苗在选举后的采访中称，要“营造能够参拜靖国神社的环境”，还要让同盟国及周边国家理解，打造一个能“彼此向为国捐躯者表达敬意的环境”。这些赤裸裸的言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不少中国网民直言，他们有点缺心眼，脑子瓦特了。笔者不是日本问题专家，仅从常识层面对这一现象略作分析。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图源：法新社）
日本这个国家的特点就是畏威而不怀德。你对它好，它非但不知感恩，反而觉得你软弱可欺；你对它越强硬，它反而越敬畏。总体而言，中国对日本一向仁至义尽。二战结束后，中国对境内大部分日本军人及其家属，由国民政府尽最大努力予以遣返，仅对少数经甄别确认的战犯依法进行处理。这反而让日本对中国心存蔑视。坦率地说，当时国民政府在对日处置问题上是存在问题的。这些年，中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日本内心无法接受中国崛起，对中国抱有极深且愚昧的种族主义偏见，态度极度傲慢。加之美国政府为高市早苗撑腰，使其内阁误以为只要日本内部达成统一，中国就拿他们没有办法。从这个角度而言，中方更应采取反制措施，击碎其不切实际的幻想。
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对日本这种畏威而不怀德的国家，有效的反制远比一味容忍管用。回顾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历史，上世纪20年代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中国后，本应学习苏联模式，以国家力量迅速建设兵工产业，加快军队武装，防范日本侵略。如果蒋介石真有全局观，在当时的国情下本可以多做军事准备。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口才一千多万，却能造出步枪、火炮、坦克、装甲车等世界一流的全套陆军装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的工业人口或许不如捷克斯洛伐克多，装备水平也可能不及对方，但完全可以多买些装备以及加紧自主生产更多武器，这对打消日本侵略野心是有好处的。可蒋介石却忙于“剿共”、打压各路军阀，国家长期陷于内战。经济上，他依赖江浙财团支持，完全放任市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他竟然还寄望于国联出面调停。自身不做准备，让日本觉得有机可乘；战争爆发后消极抵抗，一味指望国联主持公道，最终酿成了民族大祸。这段惨痛的历史并不遥远，我们必须充分吸取教训！
当前，必须趁日本军力将强未强、尚未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之前，把该做的工作做到位（包括台湾问题）；等它彻底坐大，再想遏制就晚了，这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极为不利。日本越是推进“再军事化”，我们就越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尽最大努力为其“去军事化”。
中美关系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