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政治常青树”默克尔执政16年内曾12次前往中国，成为任内访华次数最多的西方国家领导人。这项纪录几乎不可能被打破，无论在德国还是中国，它都被视为衡量德国对华政策的一杆“隐形标尺”。

默克尔在对华关系上的特点是“政经并重”：不仅每次访华时众多经济界要员相随，德国企业在中国遍地开花；第一次连任成功后，她还与中方在2011年达成了“政府磋商机制”（Deutsch-Chinesischen Regierungskonsultationen），为双边关系的制度化发展奠定了框架。

如今，中德关系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低潮，在新的国际局势推动之下，默茨（Friedrich Merz）在就任德国总理近10个月后，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代表团规格较高，据公开信息显示，随行包括9家达克斯指数（DAX）企业及约30位首席执行官，规模不逊于默克尔时期。

2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默茨。

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此前访问日本、印尼和印度时对华表态强硬相比，今年德国对华政策的基调似乎出现明显变化。

这是柏林的“权宜之计”还是“长远布局”？欧盟对华政策的“三重定位”前景如何？中德关系是否还有可能回归默克尔时期“政经并重”和“携手共赢”的局面？

笔者将根据自己的观察对此作出分析。

特朗普“功”不可没：转折的外部推力

无需揣测默茨个人对华认知是否发生本质转变，但德国外交口径的变化确实发生在短期内。

在默茨上任前后，其对华言辞总体偏于批评，合作意向并不明显。外长瓦德富尔的态度更为强硬（请参阅笔者此前写过的两篇分析文章），给人的印象是延续了绿党时期“基于价值与规则”的外交风格，强调制度差异与价值分歧。

即便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并对包括欧盟在内的多方发动关税战，德国对华政策并未明显转向。相反，为了安抚特朗普，欧盟在与美国的关税谈判中曾把中国当作祭盟的“牺牲品”，为此不惜接受一个对自己颇为不利的协议。

根据笔者的观察，白宫数番挥舞关税大棒、其政府要员对欧盟的言语羞辱和政治干涉、大举退出国际组织、违反国际法干预他国事务（包括公然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等，均未真正动摇柏林对北大西洋关系的信心和期许。

真正的心理转折，始于所谓的“格陵兰岛危机”，

特朗普政府以所谓“应对大国竞争”“中俄势力渗透”“确保北极安全”为由，试图通过购买或纳入安全体系等方式控制丹属格陵兰岛。这不仅折射出美国从全球主义转向单边主义与领土扩张的战略转型，更对盟友关系、欧盟利益和北极地区的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

用“是可忍孰不可忍”来形容此后欧洲绝大多数政要的心境毫不为过。

今年1月15日，德国向格陵兰岛派遣13名士兵，作为与欧洲其他国家联合开展的一项考察任务，18日这些士兵离开格陵兰岛。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默茨在重大正式场合，如今年1月在联邦议会就外交政策发表演讲、2月慕安会和基民盟“圣灰周三（politischer Aschermittwoch）政党集会，均认定“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终结，赤裸争霸的“大国政治”（Großmachtpolitik）正在回归。

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德国政府认为必须修正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对华关系并不奇怪。

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施潘（Jens Spahn）说得更明确：“我们终结了说教政策”（die Politik des Zeigefingers）。他这里所指的是绿党推行的“教师爷”和“道德婊”外交风格，主张在外交和安全领域采取“更加明确、强硬和减少说教”的行事方式，重拾默克尔任内的务实路线。

之前，为了留住“山姆大叔”，德国及其西方盟友忍辱负重，不惜牺牲中国利益；如今，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尝试拉近与中国的关系。

显然，默茨是在学习和模仿卡尼的做法，但这位加拿大总理对美国的“相背而行”并非自己有了“政治外心”，而是“被逼无奈”。因此，美国的西方盟友最近陆续转向中国，特朗普的“骚操作”和“瞎折腾”功不可没。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大西洋联盟的“掘墓人”舍他其谁？

对华“三重定位”的失败

这个新的现实和趋势实际上也显示，欧盟委员会数年前制定的对华战略的“三重定位”已开始动摇。美国的欧洲盟友们为自己“盲目和无奈”地跟随华盛顿浪费了宝贵的追赶时间，并付出了惨痛的利益代价。

实际上，冯德莱恩2019年就任欧盟委员主席后开始推行的这项举措（“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制度性对手”），正是迎合特朗普对华战略的结果。

当时，既迫于美方的压力，又觉得受到中国实力的挑战，欧盟战略团队琢磨出这么一个“看似清晰、实质模糊”的对华战略来，目的是既能向美国交差，又能在对华关系中找到随时可以切换的自洽位置。

如今，德国和欧盟对美国的看法有了基本的改变，不敢再将其视为可靠的伙伴。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对华战略自然有了调整的必要。

当然，中国在自身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战略自信“和对欧政策中所展示的“战略耐心”也促成了西方内部的对华转识。

中国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告诉欧盟：“我们是伙伴，不是对手”。此话在很长时间内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和“无可奈何”；现在回看，很多观察员才发现其中的妙处。反倒是冯德莱恩推行的对华“三重”定位和不久前主持达成的欧美关税协议，夯实了欧盟自己在国际政治中份量锐减的事实。

当然，说中国“躺赢”尚为时过早，且言过其实。因为德国对美国的深度失望和对华的相向而行并不等于对中国“好感”的开始，更不能说德国和欧盟彻底放弃了对华的“三重定位”，而只是再次印证了中方“发展才是硬道理，实力才是压舱石”的底层逻辑。

在股市上，股票价格会因短期非理性超买或超卖、脱离内在价值或长期趋势后，自动向均值回归。这个过程被称为““技术性纠偏”。

套用这个概念和道理，我们不妨也将默茨对华态度从“道德说教”到“回归现实”的转变，视为德国对华外交和经济政策上的“技术性纠偏”，它并不代表“系统性”基调转向和地缘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因此我们切忌过早乐观和期许过高。

默茨在慕安会现场发言

冷静看待德国对华的“转识”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媒体在报道默茨访华时，剪辑和播出的默茨言论几乎清一色都是对中国提出了这样那样的要求，非常专业地展示这位总理言辞犀利和直截了当的行事风格，颇有 “独立的第四权”主动配合政府公关之嫌。

其实，西方政客的许多表述是说给国内选民听的，德国的政治精英也无法跳出“政治正确”的框框。但是，人们在长期观察后也能从中看出这些政客的政治线路和价值取向。

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默茨在演讲中直接或间接地阐述了他对中国作为当今国际秩序中的“大国”定位。

1.对大国政治的诊断：默茨在发言中将当前的国际秩序描述为已经“崩坏”，并强调“大国政治”已经回归。在这一框架下，他将中国的行为归类为具有“战略扩张性”。

2.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他将中国（与俄罗斯并列）视为对西方安全和自由构成挑战或威胁的大国之一。

3.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关键角色：在慕安会结束以及访华期间，默茨特别强调了中国在结束乌克兰战争中的关键作用，并将中国定位为俄罗斯最紧密的伙伴。

4.系统性的竞争对手：尽管他强调了对话的必要性，但他在会上将中国置于欧盟既定的对华关系框架内，即中国同时是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

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默茨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并非是针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而言，而是建立在“中国威胁”这个老生常谈的政治基调之上的。对华战略的“三重定位”虽然事实上已开始动摇，但他口头上似乎要将此推进到底。

四年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已被俄乌战争拖得不堪负荷，虽然官方还没松口，但民众的不满日益明显。在如此的民意压力下，作为一个民选政府，在援乌态度上的转变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这些国家会继续把普京视为“万恶之源”，同时也会把不积极帮助结束这场战争的第三国视为莫斯科的“帮凶”。

对此，中国不必过分在意，因为这个局面用不了太久或许就会出现变化。默茨在中国高调“肯定”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就是在用“捧杀”的方式促使北京对莫斯科施加影响。

默茨反复强调的所谓“大国政治”，在更大层面上其实是指美国和俄罗斯。涉及到中国的部分更多是在影射中国统一的方式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

日前，他在基民盟“圣灰周三”的政治集会上再次提及中国。中文媒体摘引的是默茨以下这段话：“战略上，我们有兴趣在全球找到与我们志同道合、以同样方式行事的伙伴，尤其是那些愿意与我们共同塑造未来的伙伴，从而使我们的国家继续保持繁荣，并维持高度的社会保障水平。”

但未被转述的部分是：“我们突然看到，与中国过去三千年的历史不同，中国如今在南海以一种进攻性的方式扩建军事基地、对台湾岛进行包围，并公开宣称在必要时准备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所谓的中国统一”。

中文媒体的这种取舍报道很容易妨碍人们对德国政策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准绳作出冷静和准确的判断。

引用的那部分内容似乎给人这样一种感觉：默茨已将中国归类为“志同道合、以同样方式行事的伙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只是在暗示并希望中国成为能使德国 “继续保持繁荣，并维持社会保障高水平”的伙伴。而未被转述的部分，才道出了默茨对中国的根本看法，特别是“必要时准备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所谓的中国统一”这句话。

默茨在行前表示，他寻求与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众所周知，所谓“战略伙伴”就是在求同存异和承认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可他却把中国追求领土完整这一核心利益称为“所谓的统一”。这既罔顾了历史事实，也反映了其对华“转识”的投机性和双标性。

由此可见，德国对华认知仍然基于陈旧的历史认知和意识形态；德国媒体、智库和政治精英多年来的信息“灌输”使德国社会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防现状的了解严重偏离事实。这应该引起中方的高度重视，并在外交对华和商务谈判中厘清这层关系。

结语

由于俄乌战争的关系，默茨访华乘坐的政府专机无法如战前那样飞越俄罗斯领空直达北京。这种政治原因导致的“延时”，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德国对华外交的困境和现状。

德国媒体对默茨的“提醒”

在默茨尚未抵达中国时，德国媒体已开始“提醒”自己的总理在中国“千万不要示弱叩头”。《商报》发表评论，呼吁德国总理应以自信姿态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明确表达德方诉求，卑躬屈膝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笔者相信，默克尔那时候，德国媒体是不会提醒自己的政府首脑在中国不要“卑躬屈膝”的，因为当时德国与中国的实力对比无须让人有这种担忧。如今德媒这般提醒，恰恰说明德国的实力已经式微，中德（欧）关系的主次位置已发生逆转。

此外，欧美在看到与中方合作能带来机遇的同时，似乎仍将目光集中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和社会内部裂变的可能性上。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对方可能出现失误和偏差的侥幸心理，并不能改变自身制度的颓势。

中德关系如今有了新的开端，双方最大的共识是“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在此基础上，中方在追求合作双赢的同时，也要知道如何用“基于实力”的态度来应对“基于规则”的玩法，在互惠互利的同时保持战略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