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华一谦
随着自民党在大选中以狂风卷落叶之势斩获绝对多数席位，横亘在日本战后政治史中数十年的“修宪门槛”，在狂热的民意潮汐中被瞬间踏平。高市早苗政权不仅正式握住了重塑国家机器的绝对权力，更意味着日本正面临着战败之后最重要的十字路口。这不仅仅是一次席位的更迭，更是一场潜伏已久的历史复仇主义与民粹赌徒心理的全面合流。
历史的指针行走至此，东亚的地缘版图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理震颤与秩序质变的前夜。
高市早苗的权力逻辑与民粹收编
要剖析这一质变，必须深入此时日本社会那近乎窒息的心态底层。而其核心驱动力，是日本民族性格中那种在极端压抑后爆发的、带有毁灭色彩的集体焦虑：“做些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好”。
高市早苗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绝望的求变心理，代际决裂的愤懑成为了高市早苗最有力的武器。
长久以来，日本政治被自民党内部的门阀大佬把持，这些人是典型的、暮气沉沉的“老登政客”。不仅政坛如此，这种“老登文化”深植于日本民族性格中的层级秩序——现实中的日本公司依然是铁板一块的论资排辈，年功序列制像一道透明的玻璃天花板，让年轻人无论如何努力都只能充当勤恳而毫无创造力的螺丝钉。
作为最大反对党之一的中道改革联合的共同代表，前首相野田佳彦在日本人眼中，早已成为暮气沉沉、满口政治辞令却对现实束手无策的“老登”典型。不仅在野党如此，在年轻人看来，自民党内那些把持权力的元老也全都是老登。
这种对“老登政治”的普遍厌恶，与日本职场那令人窒息的生存现状形成了一种病态的共鸣。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民族性格中潜藏的“下克上”传统与神风式的投机基因正在苏醒。只要能提供一个宣泄口，民众并不在意谁是幕后推手，他们只在乎谁能给死气沉沉的社会一记重击。
在这种对秩序的极度服从下，高市早苗发动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认知大内宣：她借助日本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和水军的饱和式宣传，成功地将年轻人对“老登”的厌恶与绝望，精准导向了中道改革联合，成功将其包装成阻碍日本重振的“腐败旧势力”和“迟钝的旁观者”。
极为讽刺的是，在这种高明的媒体操弄下，民众对“老登”的怒火竟然巧妙地绕过了高市身后那个真正的权力核心——快90岁的麻生太郎。媒体镜头不断放大高市“工作、工作、再工作”的铁腕女强人形象，却刻意模糊了麻生派系对她权力的底层支撑。自民党内部根深蒂固的腐败和老龄化，被高市那充满激情的赢学政治表演掩盖得严严实实。
在现实生活中被“老登”们重重压制的愤怒，最终在政治领域寻找到了出口：既然所有政客都是老朽的体制，既然生活已经像囚徒一样看不到明天，不如选一个敢于赌国运、敢于让国外都感到头疼的“狠人”，通过某种暴烈的突破来换取打破现状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通过全方位的资源置换，强行“特赦”并推荐了大批深陷黑金丑闻的议员。对于这些原本面临政治清算、摇摇欲坠的政客，高市为他们提供了政治保护伞，这种对腐败的病态赦免迅速转化为黑金议员们近乎狂热的效忠，将其改造成了她的政治“近卫军”，完成了一次对日本民族性格中“耻感文化”的病态扭转。民粹情绪与腐败金权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的邪恶结盟，让权力的野心、腐败的自保与民间的戾气形成了完美的逻辑闭环。
而在对外交往中，高市表现出的那种“有礼貌的冒犯”，更是将日本民族性格中的“虚伪礼仪”发挥到了极致。2月8日当晚，高市公开表示要争取邻国“理解”其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这一姿态更是精准踩中了日本社会的扭曲爽点。
日本人非常享受这种“有礼貌的冒犯”，也就是在保持形式上极致克制的措辞下，进行战略性的挑衅。这种审美化的冒犯给许多在现实职场中唯唯诺诺、受尽论资排辈之苦的选民提供了一种精神代偿。在高市的这种挑衅面前，他们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幻觉——仿佛自己也变得强大且敢于挑战权威。
在大选现场，出现了一种极其反人类的、带有末日审判色彩的选民心理。部分日本高龄选民公开宣称，他们支持自民党和高市早苗，其理由竟然是“因为想和中国开战”。这些由于衰老和挫败而变得极度偏执的老者，抱着一种“我已时日无多，不如拉着世界陪葬”的恶毒心理，甚至直言不讳地希望看到那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缺乏“斗志”的Z世代孩子们也去见识见识真正的“地狱”。
这种老一代对后代近乎诅咒式的心理折射，将日本民族性格中那层彬彬有礼的伪装彻底撕碎，暴露出其内核中一种扭曲的、集体毁灭式的快感。
本次选举中，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社民党等左翼力量在狂热巨浪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惨败而归。这一严酷的事实，是对我方某些人长期以来的某种战略幻觉的警告。一些智库专家乃至部分决策者们，必须从此时此刻起，严肃地放下那个暂时不符合当前现实的观点：即“右翼分子只是一小撮，大部分日本民众是友好且进步的”。
左翼进步力量的崩盘告诉我们，日本民族性格中“向强者看齐”的单一性正在吞噬理智，也证明日本社会那些所谓的“沉默大多数”在面对系统性困境时，往往会通过“赌国运”寻求突破的危险倾向，进而毫不犹豫地成为极端权力的共犯。
这次选举结果标志着日本历史上罕见的全民心态大合流，上层政阀急于通过修宪摆脱枷锁，底层民众急于通过“大变局”释放绝望。于是，日本国民仿佛通过选举，集体拿到了一张改变现实的赌票，却浑然不知他们押上的筹码是整个民族在21世纪最后的生存机遇。
这种举国一致的狂热氛围，上一次出现在日本，是在1930年代——那个通往毁灭的序章。
更为危险的是，当前的日本社会氛围正在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再邪教化趋势。这种邪教化在本质上是战前“国家神道”这一政治邪教在数字化时代的借尸还魂。当年，国家神道通过对天皇的神化将全体国民绑架上战争机器；而在今天，这种邪教化不仅表现为对高市早苗个人的盲目崇拜，更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心理暗示——
即认为日本正处于某种“末世”边缘，唯有追随这位“救世主”进行一次决绝的国运豪赌，才能获得救赎。这种氛围下，理性的政策讨论被神圣的使命感取代，社会的批判性思维在“举国一致”的咒语中迅速瓦解。
日本“迷之自信”下的逻辑
狂热氛围的背后，日方从决策层到民间，都在展现出一种基于种族主义赢学的、危险的迷之自信，其核心逻辑是陈旧情报与心理惯性，以及对中日实力对比的严重误判之上。
这种蜜汁自信的第一层基石，是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中国技术实力的固化轻视，以及对中国实力极其严重的认知滞后。即便在2026年的今天，日本政界与民间对中国实力的评估，竟然仍吊诡地停留在三十甚至四十年前。
认知断层在战略资源领域表现得尤为荒诞：以稀土产业为例，大量的日本政客甚至是非矿产行业的普通民众，至今仍顽固地认为中国开采出的稀土必须运往日本，依靠日本精湛的提纯与加工技术才能变成工业原料——这仅仅是上世纪80年代的过时现实，却被当成了今日制衡中国的战略底牌。他们完全无视了中国早已构建起全球最完整、技术最先进的稀土全产业链这一事实。
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探测船在南鸟岛海域海底采集到的含稀土淤泥。摄于2月1日
正是基于这种令人喷饭的认知偏差，所以日本近期才会高调宣传日占南鸟岛海域6000米水深的深海稀土计划，试图以此作为摆脱对华依赖、顺带作为选举的“杀手锏”。他们盲目相信凭借日本的高科技技术，只要挖出矿石，就能瞬间在技术链路前端完成反杀。这种脱离工业现实、无视产业链完整性和成本的“技术救世论”，本质上是日本在面对中国工业统治力时的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
尽管中国在人工智能、商业航天、量子通信及新能源产业链上已实现局部甚至全面的超越，但日本的“里世界”官僚与“表世界”大众依然沉浸在“日本掌握底层技术核心”的幻象中。他们顽固地认为中国技术仍处于“大规模仿制”阶段，相信只要日本配合美西方进行更严苛的供应链封锁，中国制造业就会陷入瘫痪。这种技术优越感带来的心理优势，让高市政权乃至全日本都产生了一种战略错觉：即日本可以通过技术讹诈，迫使中国在核心利益上让步。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认知偏差并非完全源于情报缺失，而是一种集体性的心理防御。日本决策层在数据表面上知道中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综合国力差距，但这种“知道”并没有在他们的行为模式上固化为对实力的敬畏。对于日本而言，承认中国实力的绝对领先，不仅仅是一个地缘政治结论，更意味着日本近代史神话体系的全面崩塌。
甲午战争的胜利是日本近代国家神话和“神国”邪教体制的思想基石，它不仅奠定了日本对华的心理优越感，更是其明治维新以来所有合法性的来源。一旦承认中日实力已经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日本就必须被迫重新面对甲午战争那段历史，承认那只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偶然，而非其“大日本皇民优越性”的必然。为了逃避这种动摇国本的心理清算，日本宁愿选择在战略上盲动，通过技术讹诈和心理暗示来维持那摇摇欲坠的幻象。
高市早苗给自民党候选人助选现场
这种幻象在军事领域的表现也是极度危险的。目前高市早苗的核心智囊、现任首相辅佐官尾上定正，作为负责核军缩与核不扩散事务的亲信，他近期以匿名方式公然对媒体宣称日本应研发核武器，彻底撕下了“无核三原则”的伪装。
在尾上2020年的著作《台湾有事：日本眼中的台湾地缘重要性角色》（台湾有事と日本の安全保障：日本と台湾は呙餐澶溃恢形陌�2022年出版）和他2021年的著作《自卫队最高干部谈论令和时代的国防》（自衛隊最高幹部が語る令和の国防；中文版2023年出版）中，系统性地构建了一套极具进攻性的军事逻辑。他不仅极力论证“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更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来确立自卫队介入的合法性，甚至主张发动所谓“反击能力”攻击我方基地。
尾上的战略核心是公然推行一种疯狂的“1950剧本”——在他的构想中，日本可以通过挑拨中美关系，诱发台海冲突，随后日本可以在台海战争中作为美军的后勤基地获取天量“军需订货”，借大国博弈的鲜血洗刷战败国的阴影，实现二次腾飞与战后清算——就和当年朝鲜战争中日本所做的一样。
为此，他竭力主张日本应该消除美国军事介入台海的疑虑，试图让美军在指挥、情报与后勤上与自卫队完全一体化，确保美国被牢牢钉在东亚战车上。这种逻辑完全无视了当今中国在西太平洋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其战术构想甚至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消耗战迷梦中。
然而，加剧日本这种冒险逻辑的外部诱因，竟部分源自我方内部的某些策略性偏离。由于国内部分涉外单位、经贸部门、基层政府在KPI考核压力下，往往将“对日关系的短期平稳”或特定经贸、招商引资指标视为重要任务甚至是核心绩效，这导致部分决策者在关键节点上，不自觉地倾向于通过对日妥协、放低姿态来确保考核达标与职务稳定。这种以指标考核为导向的动作，被日方情报机构解读为中国在战略关键期的“意志不坚”或“利益依赖”。
这种错觉让日本政客误以为即便其不断采取挑衅行动，也总能在紧要关头通过利益交换迫使中方因顾虑经济等因素而做出退让。更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思维与行动模式，已被高市早苗势力的舆论操盘手系统性地捕捉和放大，并将其通过媒体宣传手段，包装为稳定其内部军心、论证对华强硬必要性，进行赢学包装的重要依据。这一动态，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并予以系统性纠偏。
从“刺痛感”到“彻底的闹剧”
要读懂当前日本的战略盲动，必须理解其内心深处一种极其危险的历史潜意识类比：对于当下的日本右翼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非终结，而仅仅是日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种心理状态与二战前的德国极其相似。德国当年在一战战败后流传着一种著名的“芒刺在背”学说，认为德军在战场上并未失败，而是由于国内政客的背叛才导致了投降。这种不甘心与复仇心态，最终酝酿了希特勒的上台，和更具毁灭性的第三帝国。
今日日本的右翼势力也陷入了类似的史观陷阱。他们早就明确进行宣传，日本在二战中并没有输给中国等亚洲国家，更没有输给正义，而仅仅是输给了美国压倒性的工业资源。这种“只输给了美国”的傲慢，成了他们心中长达八十年的“刺痛感”。
这种刺痛感在当前高市政权的语境下，诡异地共鸣了明治维新前吉田松阴“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他们始终认为，只要能找到合适的战略窗口（如中美博弈），通过再次动员、所谓的技术突破和宪法解围，就能洗刷当年的耻辱，实现未竟的“大业”。
这种逻辑在尾上定正等日本极右翼分子的战略设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既然日本在经济总量和国际规则上受制于美西方（失之于西方），那么为了维持所谓的国运，就必须在东亚地缘博弈中寻找补偿，通过挑动台海局势、遏制中国崛起，重新确立日本在亚洲的霸权地位。
他们试图复刻吉田松荫当年的“扩张主义补偿论”，将邻国的领土与主权视为日本解决自身结构性困境的“药方”。这种跨越百年的思维幽灵，证明了日本右翼从未真正进入现代国际体系，其大脑内核依然停留在19世纪那套弱肉强食的邪教体制之中。
马克思在评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曾留下一句名言：“历史事实总是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 如果说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侵略是一场波及全球、代价沉重的血腥正剧，那么在2026年这个力量格局早已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代，日本试图复刻旧梦、挑动大国对撞的行为，则是一场彻底的、自毁式的闹剧。
显然，再通过外交层面的“警告”已经无法唤醒1亿2000万试图在装睡的日本人了。常规的、局部的经济制裁也不足以震慑一个处于狂暴模式，并且得到多数日本人声嘶力竭拥护的政权了。
对高市早苗政权及其支持者抱有任何和解的幻想，都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民族性格中的复杂性：这是一个即便面对毁灭性制裁，甚至在战场上被击败，也未必会从心底服气的民族。如果仅仅是打痛了、打残了，他们只会将其视为又一次的暂时失利，在废墟中舔舐伤口，等待下一个百年的机会。
所以，如果日本人继续执迷不悟、执意滑向深渊，我们的对日制裁手段在必要时刻必须坚决加码。要让日本右翼明白，2026年的中国不是1931年的中国，更远强于1941年美国。吉田松荫式的“失之于欧美，取偿于邻国”的扩张幻梦在21世纪的结局，绝非所谓的“特需繁荣”，而是其整个社会秩序的彻底崩解。一旦中国真正动用全产业链优势与制裁组合拳，针对日本脆弱的能源命脉、供应链节点及资本市场进行饱和式打击时，日本社会可能坠入的惨状将足以震撼全世界。
选举结果已经成为定局，不能等待日本的“觉醒”，而是要通过清算定义日本的“清醒”。我们所要推进的“清算”，本质远不止于战术层面的惩罚或地缘政治的博弈，而必须上升到文明对话与历史哲学的高度。这场清算的终极目标，是对一个自明治维新以来长期偏离正轨、深陷扩张迷梦的民族史观进行结构性的矫正。
日本必须意识到，它在东亚的真实定位应当是秩序的从属者与贡献者，而非破坏者与投机者。只有当日本在物理打击（摧毁其军事与工业野心）与心理打击（彻底否定其历史合法性）的双重重压下，真正从内心深处放弃那种“神州不灭”的邪教幻觉，只有当日本彻底丧失了作为扩张性棋子的能力与野心，这场自19世纪末开启的历史闹剧才算真正收场，东亚才能迎来真正意义上的长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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