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要进行资本管制？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猫哥的视界”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一个朋友今天跟我抱怨，说春节准备出国旅游，但外汇只允许兑换5万美元，这太不自由了，这是我自己的钱，为什么连兑换都要受限制？

我告诉他，你这是典型的“身在福中不知福”。

为什么？

因为这种资本管制，表面上看是限制了你的自由，实际上是保住了你我的饭碗，甚至保住了这个国家的国运。

1 资本管制

要讲清楚这件事，我们就不能只看眼前，得把时间轴拉回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

上点岁数的人都知道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是何等风光？一个个经济增速惊人，被西方媒体捧上了天。

但是，这些国家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们在工业底子还没打牢、金融监管体系还不健全的时候，就听信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忽悠，过早地开放了资本账户，允许资金自由进出。

结果呢？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游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热钱，像嗜血的鲨鱼一样涌入亚洲。

他们先是制造泡沫，推高股市和楼市，让当地人沉浸在财富暴增的幻觉里，然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通过做空货币和股市，瞬间撤走所有资金。

一夜之间，泰铢崩盘，韩元腰斩，几十年的国民财富被洗劫一空，韩国甚至不得不发动国民捐金戒指来替国家还债。

这一幕，给当时正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留下了巨大心理阴影，也深刻地塑造了后来三十年中国的金融国策。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定下了一个铁律：人民币可以在贸易项下自由兑换，但在资本项下必须严格管制。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可以卖袜子、卖手机赚外汇，这是做生意，国家举双手支持；

但是如果你想把卖袜子的钱、炒房赚的钱，几十亿上百亿地换成美元转出去，对不起，此路不通。

这道墙最初建立的初衷，其实也并不是为了管制资本，纯粹是为了防止重蹈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

你要知道，金融战的残酷程度一点都不亚于热战。

如果你的大门洞开，几千亿美元的热钱瞬间涌入，你的汇率会暴涨，出口企业会全部死绝；

然后热钱获利后瞬间撤离，你的汇率会崩盘，进口成本飙升，通货膨胀会吃掉老百姓的存款。

所以，中国必须资本管制，这也是符合经济学规律的。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

就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三者只能取其二。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我要印钱还是收水，必须我自己说了算，不能看美联储脸色），同时我们又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来保障外贸（不能让汇率上蹿下跳搞死出口企业）。

那么，被牺牲掉的，注定只能是“资本自由流动”。

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是用局部的“不自由”换取了全局的“稳定”。

看看那些放弃了资本管制的新兴市场国家吧，土耳其、阿根廷、越南，哪一个不是被美元潮汐收割得死去活来？

中国之所以能在历次美元加息周期中稳坐钓鱼台，靠的就是资本管制的这道墙。

但是，你以为资本管制的作用只有这一面码？并不是。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膨胀，这道资本管制的防火墙，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但对中国国运至关重要的“意外之喜”——

它把中国人的钱，尽可能地留在了中国。

我们要承认一个很现实的人性问题：资本是逐利的，同时也是胆小的。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积累了巨额财富之后，他们本能的动作是什么？

是想把钱转移到他们认为更安全、法律体系更偏向富人的西方发达国家。

这不全是道德问题，这是资本的避险本能。

如果没有这道墙，你想想看，中国过去四十年靠着几代人996积累下来的庞大财富，会发生什么？

王总会立刻把北京的写字楼卖了，换成纽约的公寓；

李总会把深圳的工厂抵押了，把钱转到瑞士的信托账户；

甚至稍微有点积蓄的中产，也会忙着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存在汇丰银行。

这种规模的资本外逃，不是几亿几十亿，而是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美元的级别。

后果是什么？后果是中国的失血性休克。

我们的外汇储备也就是3万亿美元，看似很多，但如果十几亿人每人换两千美元，这3万亿瞬间就会被挤兑光。

一旦外汇储备枯竭，人民币就会大幅度贬值，这就意味着我们辛辛苦苦积累了几十年的国家财富，通过汇率贬值的方式，被无偿输送给了西方。

更可怕的是，如果钱都跑了，国内的钱从哪里来？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基建狂魔”，之所以能有高铁、有5G、有庞大的产业链，是因为我们有着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

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国内企业和居民的存款。

正是因为资本管制，这些钱“出不去”，它们被迫留在了国内。

既然出不去，资本就不能闲着，它就必须在国内寻找出路。

于是，这些钱流向了房地产，流向了制造业，流向了互联网，流向了国家发行的债券。

说得直白一点，中国资本管制把那些本来可能逃走的财富，强行按在了国内，变成了维系国家运转血液。

这就好比一个高压锅，只有把盖子捂严实了，里面的压力和温度才能上来，才能把肉炖烂。

如果气都漏光了，这锅肉永远煮不熟。

中国经济就是一个巨大的高压锅，资本管制就是那个沉甸甸的锅盖。

它让国内的资本即使在预期不好的时候，也只能在锅里打转，哪怕是空转，它也是在中国的金融体系内空转，肉是烂在锅里的。

这就保证了我们有充足的资金去投基建，去进行产业升级，去搞科技研发。

你想想，如果老板们赚的钱都能随便转走，中国拿什么去搞半导体？拿什么去造航母？

所以，现在的逻辑就很清晰了，对资本的态度，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八个字：赢家通吃，来去自由。

你在美国赚了钱，想去英国买城堡，去加勒比海买岛屿，或者去瑞士存金条，没人管你。

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官方表述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把这句话翻译成大家能听懂的“大白话”，那就是：

我们也承认赢家通吃，承认你能赚大钱，但是，赢家的资金流动，特别是往境外的大额流动，必须受到严格管控。

这个逻辑很容易理解：

你在这个国家赚了钱，享受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基建红利和政策红利，那你的财富就不能拍拍屁股走了，必须反哺这个国家。

你可以买豪宅，可以买豪车，可以投资建厂，甚至可以奢侈消费，这些都无所谓。

因为只要钱还在国内打转，它最终会通过消费、投资、税收的循环，再次回到社会的毛细血管里。

但是，如果你想把在中国赚取的巨额财富转移到海外，去填补美国的股市泡沫，或者去供养欧洲的贵族生活？

没门！

这不是因为我们仇富，也不是因为我们要搞闭关锁国，而是因为作为后发国家，我们的原始积累太脆弱了。

欧美国家搞资本自由，是因为他们已经收割了全世界几百年。

他们是庄家，规则是他们定的，钱流到哪里他们都能赚。

我们正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身上的每一两脂肪、每一滴血液都不能随便流失。

如果不扎紧这个口袋，中国就会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永远只能做西方的打工仔，永远别想翻身。

当我们理解了这层深意，再看那些因为转不出钱而抱怨的人，你会发现他们的抱怨是多么可笑。

这道资本管制的墙，虽然挡住了一部分人转移财富的路，但它守住的是14亿人的饭碗，守住的是中国经济崛起最宝贵的本金。

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修正：

我们允许资本增值，但不允许资本通过“叛逃”来规避社会责任。

好了，讲透了资本管制的双重逻辑，也就是“防守”与“留财”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

为什么说这种看似不自由的制度，反而在全球比烂的时代，成了中国最大的后发优势？

2 资本与国家

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哪一个制度更好？

很多人是不是直观感觉西方那一套更爽？“我的钱我想去哪就去哪”，听起来多自由，多诱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国内很多公知和经济学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觉得中国的资本管制是落后的象征，是阻碍经济全球化的绊脚石。

但是，最近几年，这个认知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在这里我先说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制度层面是远远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

而且我敢断言，在未来某一天，一众老牌欧美发达国家，最后都会被迫来抄中国的作业。

为什么？

因为西方那套资本无国界的玩法，已经把他们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

我们就拿苹果公司为例。

苹果是全宇宙最赚钱的科技企业，富可敌国。

按道理，美国政府应该从苹果身上收到巨额的税收，用来修缮美国那破破烂烂的地铁，用来改善美国的公立教育，对吧？

大错特错。

真实的内幕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很难从苹果的海外利润中收到像样的税。

苹果公司拥有一支由全球顶尖会计师和律师组成的避税团队，他们搞出了一个著名的“双层爱尔兰夹荷兰三明治”架构。

简单的说，就是把全球的利润通过复杂的知识产权授权，转移到爱尔兰的空壳公司。

2016年，欧盟委员会经过深入调查，曝出了一个惊天数据：

苹果在爱尔兰的某些年份，实际缴纳的有效税率竟然低至0.005%！

这是什么概念？

苹果每赚100万欧元的利润，只交50欧元的税！

你哪怕是在街边卖煎饼果子，税率都比这个高！

不仅仅是苹果，谷歌、亚马逊、Facebook，几乎所有的跨国巨头都在这么干。

开曼群岛、百慕大、爱尔兰、卢森堡，这些所谓的“避税天堂”，云集了全球几十万亿美元的财富。

这就是资本主义“来去自由”的代价。

资本是自由了，国家却被掏空了。

一个正常的国家要维持运转，要提供国防、治安、医疗、教育，钱从哪里来？必须依靠税收。

税收的本质，就是一种二次分配游戏——损有余而补不足。

但是现在，在西方制度下，最富有的那群人、最赚钱的那些企业，通过“资本自由流动”，合法的把钱转走了，跑到了政府收不到税的地方。

那政府没钱了怎么办？

政府不能关门啊，警察还要发工资啊。

结果只有一个：把税收的重担，死死地压在跑不掉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欧美的中产阶级活得越来越累，根本存不到钱，一失业就被斩杀的根本原因。

我们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

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统计，从1979年到2019年这40年间，美国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了近60%，但是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扣除通胀后）增长了多少？

几乎是零。

1973年，美国一个蓝领工人的平均时薪，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大概是23美元左右。

到了2019年，这一数字依然徘徊在23-24美元。

整整40年，美国工人的工资原地踏步！

但这40年里，美国的物价翻了多少倍？医疗费用翻了多少倍？大学学费翻了多少倍？

这40年创造的巨额财富去哪了？

全进了最顶层那1%的人的口袋里，然后被转移到了开曼群岛。

欧洲呢？也好不到哪里去。

很多在欧洲生活过的朋友都知道，欧洲的个税高得吓人。

一个德国或者法国的工程师，月薪5000欧，听起来不错，但扣掉个税、社保等乱七八糟的费用，到手可能只有2800欧左右。

收入的40%甚至50%都交给了国家。

为什么欧美工薪族的税负这么重？

原因就是政府在大企业和富人身上收不到税！资本长了腿，跑了！

为了维持福利国家的运转，政府只能把刀架在那些跑不掉的打工人的脖子上，因为中产阶级的房产、工资都在国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这导致了西方社会结构的彻底撕裂。富人越来越富，且不承担社会责任；中产越来越穷，且承担了所有的重负。

再看中国。

中国除了严防死守不让钱出去，在内部还有一套完全区别于西方的特殊打法。

大家仔细去研究一下中国的经济数据，会发现一个中国特有的名词——“规模以上企业”（简称“规上企业”）。

什么叫规上企业？工业上通常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

在中国，你一旦做大，成为了“规上企业”，你的纳税税率和监管力度，和小微企业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西方，企业越大，避税手段越多，实际税率越低。

在中国，逻辑是反过来的：企业越大，责任越重，税率越高。

你看一下我们的增值税。

对于规上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通常是13%。这是实打实的硬税，配合现在的金税四期系统，你每一笔进销项都在大数据监控之下，想逃税？门都没有。

但是，对于那些数量庞大的小微企业、个体户、夫妻店，国家是什么政策？

增值税率极低，通常是3%，甚至在某些时期降到1%或者直接免征！

在所得税方面，小微企业更是享受各种减免，年应纳税所得额在一定范围内的，实际税负可能只有2.5%或者5%。

大家看懂这个逻辑了吗？

这完全是颠覆西方经济学常识的。

在欧美，亚马逊交0税，街角咖啡店交重税，因为亚马逊能请得起千万年薪的律师团队搞避税，咖啡店老板只能硬抗。

在中国，“规上企业”、“头部大厂”，他们是纳税的主力军，跑都跑不掉，必须承担13%以上的增值税和25%的企业所得税。

那些处于毛细血管末梢的小微企业，国家反而在拼命给他们减负，让他们活下去，因为他们承担了最大的就业。

不是简单的劫富济贫，而是通过制度设计，让占据社会最多资源的“强者”承担最大的社会责任，从而保护弱者的生存空间。

如果我们也学西方，搞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会发生什么？

那些大厂、大企业，还有那些日进斗金的直播网红们，他们会立刻聘请最贵的律师，把利润转移到维尔京群岛，把资产变成海外信托。

到时候，中国庞大的高铁网络谁来维护？我们的航母谁来出钱造？我们的社保基金谁来填补？

最后只能是你、我，这些月薪几千上万的普通打工人，去承担高昂的人头税。

到时候，我们月薪一万，到手可能就只有五千！你能接受吗？

恰恰是因为我们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对资金跨境流动有严格的管控，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这道墙才把巨额的财富强行留在了国内。

因为跑不掉，所以大企业只能乖乖在国内纳税。

因为跑不掉，富人只能在国内消费。

因为跑不掉，资本只能在国内寻找投资机会，哪怕是去投一些回报率不高的基础设施。

这就保证了国家不需要把过重的税负转嫁给底层老百姓。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个税起征点可以不断提高，为什么我们能有钱搞扶贫，搞基建。

这种“资本管制”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智慧，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早有预演。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明朝是怎么亡的？

很多人说是亡于李自成，亡于满清。

其实，明朝是穷死的。

明朝中后期，发展出了极其繁荣的商品经济，这就是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江南的士大夫、豪商巨贾富得流油。

但是，明朝的税收制度极其奇葩。

它实行的是“优免”制度，只要你有功名，你是举人、进士，你就不用纳税。

这就导致了一个可怕的后果：土地兼并。

老百姓为了避税，把土地挂靠在官绅名下。

结果就是，官绅阶层占有了国家80%的财富，却几乎不交一分钱的税。而国家财政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剩下20%的自耕农身上。

越有钱的越不交税，越没钱的越要交税。

到了崇祯年间，遇到天灾人祸，国家要打仗，要救灾，但是国库里能够跑耗子。

崇祯皇帝求爷爷告奶奶让大臣捐款，结果这帮富得流油的官僚一个个哭穷，最后李自成进京，从这帮官僚家里搜出了几千万两白银。

这就是典型的“资本自由”的恶果——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且逃避了国家责任。

那清朝为什么能延续快三百年？

因为清朝搞了一项颠覆性的改革，叫“摊丁入亩”和“火耗归公”。

特别是雍正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懂“资本管制”的皇帝。

所谓的“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就是打破了明朝那个“富人不纳税”的潜规则。

不管你是当官的还是大地主，只要你有地，就得交税。

它强行把财富留在了国库，而不是流进了官绅的私囊。

中国人善于借鉴历史，中国现在的治国手段，就是吸取了历史经验教训，而结合实际做出的：

越是大企业、垄断巨头，越必须成为纳税的主力军；越是资本大鳄，越要接受国家的监管。

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国家反而不断减税降费，那是放水养鱼的对象。

3 终极答案

讲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看世界。

为什么最近几年，全球化在逆转？为什么特朗普要搞贸易保护？为什么欧洲极右翼势力在抬头？

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美国人欧洲人变得封闭了，而是因为全球化的红利分配出了大问题。

过去四十年，欧美资本在全球化中吃得盆满钵满，华尔街的精英们把工厂搬到中国，降低了成本，利润翻倍，股价飞天。

他们拿着绿卡，住在纽约的顶层公寓，享受着全球化的红利。

但是，美国俄亥俄州的铁锈带工人呢？他们的工厂倒闭了，工作丢了，社区破败了，最后只能沉迷于芬太尼。

资本背叛了国家，背叛了人民。

巴菲特自己都说过一句很讽刺的话：“我交的税率，居然比我的秘书还要低。”

这正常吗？这绝对不正常。

现在发生的一切——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谈判、关税壁垒、产业回流、供应链重组——

本质上都是愤怒的选民和焦虑的欧美政府，正试图把叛逃了四十年的资本，重新抓回笼子里。

大家注意看新闻，2021年，G7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要设定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欧美国家承认了：我们搞不定资本外逃了，我们必须联手搞一个“资本管制”，谁都别想跑，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这一点税收回来。

这说明什么？

说明西方正在开始抄中国的作业。

他们终于意识到，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去节制资本，去管控财富的流向，所谓的“民主”和“自由”最终会被金钱吞噬。

但是，我得说句实话，西方现在想改，太难了。

因为他们的政权本身就是资本资助的，想让资本家革自己的命，无异于与虎谋皮。

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在设计市场经济之初，就保留了社会主义的底色。

最初，很多人以为这是保守，是不开放。

现在回头看，这简直是神来之笔。

我们不需要像西方那样，等到社会撕裂、贫富差距大到不可收拾的时候再去想办法“补牢”。

我们从一开始就修好了“羊圈”。

中国的资本管制，不是为了限制谁的发展，而是为了保证这艘巨轮在惊涛骇浪中，所有的船员都能同舟共济，而不是船长和大副带着金银财宝坐救生艇先跑了，留下一船乘客去面对冰山。

所以，下次当你再抱怨换汇麻烦，抱怨钱出不去的时候，请你想一想：

正是因为这道墙，你的工资才没有变成别人的利润，你的税收才没有变成别人的豪宅，这个国家的财富，才真正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要进行资本管制的终极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