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026年伊始，歐洲再次被推到世界政治的聚光燈下：格陵蘭島主權爭議牽動跨大西洋關係，達沃斯論壇上關於“歐洲能否擺脫美國安全依賴”的爭論此起彼伏。在全球秩序加速重組、中美結構性競爭不斷加深的背景下，“歐洲向何處去”已不再只是歐洲自身的焦慮，而成為影響大國博弈走向的關鍵變量。唱衰歐盟、呼籲戰略自主、質疑一體化前景的聲音交織在一起，但真正值得中國認真思考的，並非歐盟是否會解體，而是一個更具戰略意義的問題：中國究竟需要一個怎樣的歐洲？
本文從歐盟深層制度困境出發，指出歐洲的問題並不只是“能力不足”，而是源於高度制度化的一體化結構與政治主權、財政能力和安全依賴之間的長期張力。在此基礎上，文章提出應跳出單一視角，理解至少三個同時存在、彼此交織的“歐洲”：作為技術治理與經濟共同體的歐洲，作為北約防務框架一部分的歐洲，以及作為社會抗議與政治反叛場域的歐洲。正是這種多重面貌，使歐盟既顯得脆弱，又展現出持續吸納衝突、重塑共識的制度韌性。更重要的是，文章將歐洲內部的“疑歐主義”與外部力量的戰略塑形相結合，揭示英國、美國和俄羅斯等不同類型的疑歐主義，如何在各自邏輯下共同對“整裝的歐洲”施加離心壓力。由此引出一個對中國尤為關鍵的判斷：從短期操作看，“散裝歐洲”或許更易周旋，但從中長期結構性競爭看，一個高度碎片化、政治激進化的歐洲，未必符合中國利益。相反，一個制度化、可預測、具備有限戰略自主性的歐盟，或許更可能成為中美之外的重要支點。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特約稿件，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中美競爭背景下，中國需要怎樣的歐洲？
馬嘉鴻
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研究員
2026年初的國際舞台，被兩場聚焦歐洲的風波攪動得暗流涌動。一邊是格陵蘭島主權爭議持續發酵，美國對這塊冰雪之地的強硬介入，讓歐盟不得不直面盟友的極限施壓，跨大西洋的裂痕在公眾視野中再度拉大；另一邊，剛剛落幕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西方領導人齊聚一堂，既普遍感知到全球舊秩序的斷裂與美國霸權的衰落，又被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的直言潑了冷水：“若認為歐洲能在沒有美國幫助下自行防禦，那就是做夢”。
這兩件事共同戳中了當下歐洲的核心困境，也讓“歐洲將向何處去”的議題從學界討論變成了牽動全球戰略的焦點。一時間，唱衰歐盟解體者有之，高呼歐洲亟需戰略自主者亦有之。然而，當我們穿透表象審視本質，便會發現更值得深究的問題，恐怕並非簡單的“歐盟是否會解體”，而是要藉此重新認知歐洲作為多元政治空間的複雜面貌，並回應一個更具現實意義的核心命題：在中美結構性競爭不斷加劇的當下，一個怎樣的歐洲才更符合中國的中長期利益？
▍歐盟深層的制度困境
歐盟長期以來是全球一體化治理的典範，憑藉單一市場、共同規則，實現了資本、商品、服務和人員的高度流通。這一制度化成功的背後卻潛藏着深層悖論：歐盟作為一個高度依賴規則和技術治理的共同體，缺乏統一的政治主權和穩定的財政再分配能力。對此，保加利亞學者伊萬·克拉斯特耶夫（Ivan Krastev）在《歐洲的黃昏》中曾提出：歐盟的解體邏輯，不是脫歐派在全民公投中是否戰勝了留歐派的結果，也不是某種清晰的革命性時刻，而更可能源於長期功能性失靈、責任推諉和集體信心流失的情況。歐盟的“一體化邏輯”強調規則一致性與共識決策，但在高度緊張的現實壓力下，這種邏輯反而會降低決策效率，削弱成員國對歐盟的支持。例如在難民危機、民粹主義浪潮和俄烏衝突後，歐盟面對現實挑戰時愈發暴露出制度上的脆弱性。
自俄烏衝突以來，歐洲再一次深度捲入大國博弈的戰場。冷戰結束後，歐盟的制度構造始終未能形成真正意義上軍事一體化的基礎，長期依賴北約提供的安全保障。這種“安全依附”的困局在國際規則的“斷裂”時刻充分顯露，歐盟不得不被動適應新的地緣動盪格局。尤其當特朗普為謀求中期選舉勝利和美國戰略利益，試圖繞過北約盟友，推動收購格陵蘭島時，進一步凸顯了歐洲在安全問題上的“被動”地位。在剛剛結束的達沃斯論壇上，西方領導人普遍意識到全球秩序正在重構，美國霸權已然衰落，但正如北約秘書長馬克·魯特所言，“如果認為歐洲能夠在沒有美國幫助下自行防禦，那就是做夢。”
▍歐洲當前的政治現實
面對各種對歐洲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聲音，或許應該重新審視當下的歐洲現實。事實上，歐洲從來都不只有歐盟一張面孔，而是至少存在三個歐洲：作為經濟共同體的歐洲，在防務安全框架下的歐洲，以及作為社會政治反叛場域的歐洲，這三者看似獨立，實則相互交織。
第一，作為經濟共同體的歐洲，被廣泛視為技術治理的典範。歐盟共同市場的邏輯着重強調技術規則與經濟效率，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打造出了一個規模龐大的一體化經濟體。然而，在這一技術治理結構之下，各成員國具有極強的特殊性，這導致歐盟成員國在經濟一體化範疇之外的難民、社會福利等問題上呈現出顯著差異。歐盟長期以來的成功，正是依託於“去政治化”的市場整合模式。但當社會矛盾演變為政治衝突時，歐盟的制度結構未必總能滿足社會的需求。
第二，歐洲作為北約防務框架下的地緣政治空間，在防務與戰略層面長期依賴北約及美國的力量。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這種依賴結構所潛藏的風險愈發凸顯。當前，美國不斷向歐洲施壓，要求其增加軍費開支、承擔更多防務責任，這也促使歐洲內部展開了關於“戰略自主”的討論。儘管歐盟各國大幅提高了國防開支，歐洲理事會和歐盟委員會等機構也提出了“Readiness 2030”防務準備計劃，但“戰略自主”從概念變為現實並非易事。畢竟，這不僅關乎財政投入和軍事能力建設，還涉及歐洲盟友之間如何協調防務資源、制定統一戰略，同時也需要彌合成員國之間的信任鴻溝和化解利益衝突。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部分防務採購仍來自美國，而且即便歐洲提升了自身軍力，依然不得不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這些因素使得“戰略自主”更多地體現為成本轉移意義上的自負盈虧。此外，歐洲理事會也明確強調，歐盟增強防務能力僅僅是對北約的補充，而非對北約框架的替代。
第三，作為社會抗議和政治反叛場域的歐洲，在過去十多年間，目睹了極左與極右政治勢力在多個歐盟國家的崛起，反對現有歐盟治理架構的聲音持續增強。這些反叛勢力以不同方式對現存政治共識發起挑戰，移民、福利、主權等議題被過度政治化。從表面來看，這些勢力往往呈現出“疑歐主義”傾向，但其本質上更多是在反對現有的歐盟治理模式，而非歐洲作為政治共同體本身。
上述三個“歐洲”同時存在，並且，後兩個“歐洲”在現實中均離不開歐盟框架。無論是防務層面的協調，還是社會衝突的制度化吸納，均需要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政治平台。在此，歐盟不僅僅是一個政策執行者，更是衝突緩衝器和政治整合裝置。
▍歐洲內外的“疑歐主義”
對歐洲一體化的質疑與批判，自歐共體成立伊始便已存在。尤其近年來，歐洲議會中極端勢力崛起，不少人將此視作歐盟走向衰敗的標誌。然而，事實或許恰好相反：在202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以ECR和ID為代表的右翼黨團占比顯著上升，但其並未破壞歐洲議會的結構，反而被納入黨團政治與議程博弈之中。類似機制也在成員國層面有所體現：意大利極右翼政黨黨首梅洛尼上台後，不再秉持此前的“脫歐”論調；德國選擇黨在移民和福利議題上的主張，也被主流政黨部分納入政策議程；隨着支持率持續上升，德國選擇黨、法國國民聯盟在爭取更廣泛選民支持的過程中，其公開的“脫歐”或激進的脫歐論調都有所收斂。上述案例均表明，歐盟在制度層面依然具備韌性。這些“脫歐”“疑歐”的聲音，更多地可被視為制度層面矛盾衝突的體現。歐盟政治體系雖面臨諸多挑戰，但也正是在不斷吸納反對力量、重塑共識的進程中，持續維繫自身的“再平衡”。
當我們把視野從歐洲內部轉向外部時，才會發覺各類外部力量是“疑歐主義”思潮泛濫的重要根源。其中一種是以英國為代表的自由市場型的疑歐主義，其背後有着深厚的“大陸均衡”傳統。這種疑歐主義並非反對歐洲合作本身，其核心觀點是共同市場可以存續，但超國家的政治聯盟則受到質疑。自戴高樂時期英國兩次申請加入歐洲共同體被拒起，英國始終倡導歐洲一體化的擴張而非深化，支持成員國數量的增多，卻反對權力向布魯塞爾集中。這種疑歐主義的目標是將歐洲定格為一個“去政治化”的自由貿易區域，並使英國從中獲益。
第二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工具性疑歐主義。冷戰時期，美國整體上支持歐洲一體化進程，因為一個整合的西歐有助於在地理政治層面抗衡蘇聯陣營、推動“馬歇爾計劃”落實，降低美國主導歐洲安全事務的治理成本。不過，這種支持更多地集中於經濟整合，同時對戰略自主保持警惕。當下，美國對歐盟的態度再次展現出這種工具性疑歐主義——既期望歐洲承擔更多防務開支，卻並不真心希望出現一個在戰略上高度自主且能在中美之間作出獨立判斷的歐洲。在特朗普再次執政後，美國部分政治力量傾向於扶持歐洲內部的極右翼勢力，旨在影響歐洲的戰略走向，持續維持歐洲對美國的戰略依賴。
第三種則是具有意識形態傳統且在當代俄羅斯語境下形成的地緣政治型疑歐主義。冷戰時期，部分托派理論家，如厄內斯特·曼德爾（Ernst Mandel），從反資本主義立場出發，明確反對“資本主義歐洲一體化”，認為歐洲共同體本質上是壟斷資本的制度化形式。冷戰結束後，這種意識形態層面的反對，逐漸轉變為地緣政治層面的現實主義判斷：一個分裂的歐洲，更難以形成統一的戰略意志，也更難以在國際政治中作為整體行動者。1990年東西德的統一，在事後回溯中，被部分英國和俄國的政治精英視作潛在的戰略失誤，這一點在撒切爾夫人的回憶錄和謝爾蓋·卡拉加諾夫的評論文章中均有所體現。
▍“整裝”的歐洲還是“散裝”的歐洲？
這三種疑歐主義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對“整裝的歐洲”保持警惕，也正因為如此，疑歐主義更多是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對歐洲整合方向施加離心壓力的一種外部變量。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必須回答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一個“散裝的”歐洲，是否符合中國的中長期利益？
從短期看，針對歐洲國家的“一國一策”可能具有現實吸引力，它有利於經貿談判、投資布局和政策差異化操作，也有助於削弱歐盟作為統一規制體所形成的外部壓力。但如果將視角放到中長期結構性競爭層面，一個高度碎片化的歐洲，未必對中國有利。特別是在缺乏統一立場和制度緩衝的情況下，歐洲國家在安全和價值議題上，往往更容易被美國重新整合進對華戰略之中。同時，歐洲政治的碎片化並不會降低政治激進性，反而可能會放大它。當歐盟這一技術官僚規則型緩衝機制被削弱後，價值議題更容易被國內政治極化劫持，對華政策也更可能在缺乏整體協調的情況下被動激進化。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個制度化、可預測且具備一定戰略自主性的歐盟，反倒有可能成為中美之外的“第三支點”。中國或許並不需要一個親華的歐洲，然而確實可能需要一個憑藉規則和談判而非陣營動員來處理分歧的歐洲。在中美結構性競爭持續加劇的背景下，中國是支持歐洲戰略自主的堅定力量。唯有如此，才能使歐洲不被美國輕易整合，避免在安全和價值議題上陷入被動激進化。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中國要去拯救歐盟，也不意味着中國必須放棄靈活的雙邊策略。但它至少提醒我們，“一國一策”可以是戰術，而維護歐洲一體化的整體穩定，或許更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
2025年第68期 總第2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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