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晚清五十年由这场事变惨烈开局 zt |
| 送交者: 2026年01月28日12:19:41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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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斌：“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晚清五十年由这场事变惨烈开局2026-01-28 13:37:58来源：《晚清困局》 【文/王学斌】 1860年10月9日，在京供职的常熟士人翁同龢于日记里写道：
此不寻常的天象恰与人事相合。凌晨时分，被英法联军击溃的清廷逃兵数千名拥挤在彰义门外，至早上辰刻终从西便门鱼贯涌入，“人马车驮共争门入，声如沸涛。”[1] 更为酷烈事件尚在后面。次日，翁氏听闻“海淀、老虎洞、挂甲潭等处房屋被焚，夷兵向大宫门开两炮，后湖中有浮尸四具。”[2]又过八日的午后，身居城内的翁氏远望“西北方烟气彻天”，直到第二天“烟焰未熄，乃三山宫殿及高明寺被焚也。”[3] 无独有偶，避难房山的翁同龢之父、前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于9日当天屋中闷坐，忽然听有人告知“圆明园被毁，或云炮打，或云火烧，或云仅焚宫门，或云已被占据……”[4]正在不明所以、彷徨失措之际，也是在18日，翁心存于下午未刻举目“东北方黑烟腾空”，到了傍晚，他在“城上望见火光烛天，不知何处，兀坐端忧，夜不能寐。” 待到翌日午后，“东北方尚见烟焰”，经房山练局侦探得来消息，原来昨日“万寿、玉泉、香山皆被焚毁”，想必往昔入园领略美景的记忆涌上心头，翁禁不住喟叹：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翁氏父子于京内、京郊所共同见证且记录的大事件即晚清史上创痛深巨的“庚申国变”。较之二者，省思更深入骨髓者，反倒是赋闲湘中的郭嵩焘，甫闻此厄难，其反应亦是震惊：“时局艰危，重遭大丧，国事奈何！天下奈何！”[6] 然半月后，郭氏便专注于在日记中检讨致败缘由。首先，他认定“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更甚者，“夷人者，中国百年之患”。其次，国事这般不可收拾，“朝廷为议论所持，旁皇迷乱，莫知所措”[7]。 这二点，确属卓见。奈何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首次尝试“洋务新政”正是经历此等惨烈局面后的“不得不为”与“痛定思痛”，人类总是健忘，一百六十五载后，对于旷古未有的“夷人之变”因何而惊天动地，晚清五十年的改革与政争又为何因之而绵绵不绝，个中三昧，仍须赘言。
本文摘自《晚晴困境——同治中兴的权利博弈与秩序重建》，王学斌著，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出品 “呜呼，二百年宗社，危于俄顷，初不意其如是之速！” 政治巨变，缘何来得如此迅烈？ 就在联军入京不久，远在苏州木渎的士人赵烈文看到友人信函，其中就咸丰帝北狩一事评价曰：“呜呼，二百年宗社，危于俄顷，初不意其如是之速！”[8]一个“速”字，道尽了举国上下、朝野内外的猝不及防、惊愕不已甚或手足无措又无可奈何。 赵氏后来的幕主曾国藩亦正在江南平叛，当接到恭亲王奕䜣咨文，得知咸丰逃至热河，“夷氛逼近京城仅二十里”，如此噩耗，不啻天崩地裂突降眼前，让经历过数度生死一线熬练的文正公顿觉崩溃，“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9]20天后，读完胡林翼寄来的函件，“知京城业被逆夷阑入，淀园亦被焚，伤痛之至，无可与语。”[10]仔细品味，这种“伤痛”似乎莫可名状，且至深至切。 毕竟赵、曾二人尚在千里之外，身处险境者之体验则更酷更烈。如时任礼部主事的刘毓楠写道：“初八日卯刻（9月22日），圣驾携后妃、诸王大臣、侍卫等官，仓皇赴木兰而去。闻驻驾热河，人心大恐。初九日，官眷商民人等，纷纷出城逃避，闻自彰仪门至保定，一路车马行人，拥挤不断。”[11] 皇帝北去，留下的是狼烟四起和哀鸿遍野。彼时全权负责夷务的恭亲王奕“登高瞭望”，双眼无助甚至绝望地瞅着“西北一带烟焰忽炽”到烟焰弥天，其奏报中更自称“痛哭无地自容”。咸丰用硃批着意表示“览奏曷胜愤怒”，然“愤怒”愈加放大了清廷的无力感。 这种无力感又真真切切地在京师蔓延，延烧累日的圆明园内外俱是“烟焰迷天，红光半壁”，而“数百载之精华，亿万金之积贮以及宗器、裳衣、书画、珍宝玩好等物，有用者载入夷营，不要者变为瓦砾，更被土匪搜劫一空。万间宫殿荡为墟矣。”“海淀之焚也，京师震动，驻守内外城之王大臣等相顾愕眙”。士大夫们要么痛惜“至历代圣容皆为碎裂，尤不忍闻矣”；要么“国事至此，唯相对一哭”、甚或一夜间“须发皆白。” 贵族高官亦难于乱局中幸免。离乱烧掠间后宫“常嫔因惊溘逝”。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投入福海殉难。根据侵华英军司令霍普·格兰特记录：“10月10日，恒祺（留京从事和谈的大臣之一）恳求让他在巴夏礼的陪同下看看圆明园。我答应了，并派一个护卫队一同前往。巴夏礼说看到这个可怜虫真是难受得很。他坐在一个小湖边，双手拖着脑袋，突然大声哭了起来，说万事皆休，他也该死。但是他此次来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他的好友，圆明园总管。传闻他投湖自尽了，后来果真在一个湖里找到了他的尸体，随后恒祺就回去了。”[12] 从失声痛哭到“万事皆休”，细揣恒祺所见所思，仿佛沉尸于偌大福海里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具具心如死灰般的清官，这活脱脱折射出以他为代表的清廷高官因无力回天而生无可恋的心境。 “盖夷务曲折，举京师无人能知其要领” 这一幅幅京师残局难收的片段背后，无不说明清廷治理水准之衰变。究其根源，仍是对西方的不了解及不愿了解。 早在该年6月，在致曾国藩的信函中，曾协助僧格林沁办理洋务的郭嵩焘便对眼下天津形势给出己见：“中国与西夷交接二十余年，至今懵然莫知其指要，犹为国有人乎！”一言以蔽之，当前困局的枢纽在于“战法”与“和法”皆无。具体而言，“何谓无战法？彼不求战，我何苦而战；何谓无和法？彼不受和，我何为而求和。”正所谓外交事务法无定法，端在相机施策，倘“国家与夷人相接，始终出一辙，所谓舍康庄而由荆棘者也。”[13] 当英法联军在津门步步紧逼时，郭嵩焘与友人纵论汉朝击溃匈奴成败得失，忍不住借题发挥，“论控制夷狄之大，常一以守为本，计战与和二者，因时度势，存乎当国者之运量而已。未有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如明以来持论之乖戾者也。”[14] 孰料形势比人强，郭氏预言竟在一月内化为现实。此际他之行文不再“项庄舞剑”，而是直指京师士人与僧格林沁。对于士大夫们之众口嚣嚣，郭指出“自汉唐以来，所以控驭夷狄者，皆颇能知其节要。而觉南宋以后，议论事局，与古一变。学士大夫习为虚骄之论，不务考求实际，讫今六七百年，无能省悟者”，终致“朝无大臣则群论嚣然，相与旁皇迷乱，趋于祸败而后已。”南宋以来这等虚浮习气之遗毒至今仍重，“士大夫之无识为之也”，一方面“京师士大夫不考古、不知今，徒以议论相持”[15]，另一面“众人之论事也，但睹成败；今并成败不论，而一意归过朝廷”[16]，此等徒逞口舌之快的士林风气，好比是全然无益的“恶性循环”，招致的研判偏差与决策失误不可估量。对于颇晓底细的僧格林沁，郭之评断可谓直言不讳：“僧邸乃遂以无道行之，以速成其祸”，“僧邸之罪，杀之不足蔽辜矣。”[17] 郭氏诸上文字绝非空论，确与北方发生的事件轨迹相印合。庚申国变，缘起于换约风波，激化在大沽炮战。当英国首先巴麦尊发誓要与清廷决战时，咸丰帝尚依违于战和之间：“速就抚局，原属正办”，在其心中剿灭太平军方是最要之务。直到英法联军在1860年7月封锁渤海湾之际，咸丰仍坚持认定西人远来“实则以兵胁和”，一再谕令僧格林沁等人“总须以和局为要”。 待到8月中旬津门败局已定，咸丰似缓过神来，命令僧格林沁“如果无可支撑，惟当设法酌撤”，毕竟“惟在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切要，切要！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且战且退，欲打又守，如此矛盾复杂实懦弱自保的心态恰说明清廷此次战争应对毫无章法可言。
清朝咸丰皇帝 8月底，大沽失守，列强提出带兵进京要求，咸丰愈发惴惴不安，“大患切肤，一决即内溃于心”。然和谈未果，联军推进到通州，前几日在朱谕里声称将“亲统六师，直抵通州”的咸丰心绪再次为之“乾坤大挪移”，不知经过了多少番反复密议，9月22日，咸丰携众人由圆明园仓皇奔往热河。于时人笔下，该“仓皇”历历可见：
收拾危局者恭亲王与其是“善后”，不若是“弥缝”。接手谈判后，奕䜣始终表示抚局难于上青天，而急于回銮的咸丰却认定抚局可成，抵达热河几日后便谕令直隶总督恒福驰赴古北口准备接驾。四天后，他更在恭亲王等人的折子上朱批道：“照常情形，无决裂之事。”[19] 这等谕旨，在奕䜣看来，简直无法完成。假如恭亲王同英法列强间好比绵羊与恶狼间的博弈，那么此际其与咸丰的关系则酷似老鼠与病猫间的游戏。咸丰帝的返京切盼之于奕䜣，不啻是至大难题。 以后见之明考量彼时达成抚局的情境，皇帝与亲王间实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态势。咸丰帝的最大心病在于英法公使亲递国书，但他从奏折中得知英法不会因此事动兵，遂断定和局不日可成。 然而对奕䜣诸人而言，眼下的抚局成败与否的核心议题已变为俘虏问题。八月初四日，清军扣留巴夏礼等英法39人为人质，英法公使额尔金、葛罗警告清廷如不释放人质，必将“亡无日矣”。[20] 奈何之前扣留的人质已惨遭虐待乃至杀戮。据格兰特的记载：“当巴夏礼和罗亨利离开去跟中国军官提出抗议时，一群清兵向他们袭来，把他们的手脚紧紧地绑在背后，又在绳结上浇上水使之更紧，然后把他们关在一个糟糕的地方，直到手脚实在不行了。可怜的安德森神志昏迷，被关9天后死了，诺曼多活了几天，17天后也死去了……在随后的日子里，除了先前提到的几位以外，其他的人质相继死去，其中也不乏被暴力致死。”[21] 另一位法军上校瓦兰·保罗写道：有部分俘虏在圆明园“被锁链锁了三天三夜，没有获得一点食物，而当他们极度口渴而无法忍受，向施暴者们要水喝时，折磨他们的施暴者竟望他们的嘴里塞人的粪便。”[22] 狼烟尚未灭，战火将再起，极度慌惧的恭亲王故反复恳求英法先立约退兵再送还人质，并谎称人质“现皆以礼相待，并未难为”。[23] 但英法仍坚持先归还俘虏，双方遂致僵持不下。远在热河的咸丰帝不知内情，还谕令奕䜣将俘虏“全行送还”，恭亲王等人自然既不能送还俘虏，也不敢对皇帝点明此情。 英法联军见诉求迟迟无法满足，便进军北京，干戈未能止步于京郊，大火燃遍了淀园。远在热河的咸丰惊骇道：“不料夷务决裂败坏至此。”[24]恐怕他至死也料不到竟是恭亲王等人处理和局上的欺上瞒下与颟顸迟延。这正应了郭嵩焘的一句话： 盖夷务曲折，举京师无人能知其要领。[25] 自此，浩荡繁杂且更具实质意义的晚清五十年的政治斗争与新政改革骤然开启。回首望去，其间的趋势与面相至为丰富，宏大叙事不能全其貌，微观叙述更不能见其大，故本书尝试以中观视角来呈现这一段充满“复调”韵味的历史。首须探讨的议题，即经历庚申国变与秩序重建后的清廷，其所建构的“同治中兴”叙事的实相与成色。 注释： [1]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4页。 [2]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5页。 [3]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7页。 [4]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53页。 [5]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56页。 [6]《郭嵩焘全集》（第十三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55页。 [7]《郭嵩焘全集》（第八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58页。 [8]赵烈文撰：《能静居日记》（第一册），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55页。 [9]《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82页。 [10]《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87页。 [11]刘毓楠：《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孟森校录，见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２册，《中国近代史资料 丛刊》，第134页。 [12]【英】霍普·格兰特/诺利斯，陈洁华译：《格兰特私人日记选》，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82页。 [13]《郭嵩焘全集》（第十三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40页。 [14]《郭嵩焘全集》（第八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50页。 [15]《郭嵩焘全集》（第八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57——359页。 [16]《郭嵩焘全集》（第十三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51页。 [17]《郭嵩焘全集》（第八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57——358页。 [18]王钟霖著、周生杰、周恬羽整理：《王钟霖日记》（外一种），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页。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奕䜣秘档》第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影印版，第138页。 [20]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四国新档》第4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246页。 [21]【英】霍普·格兰特/诺利斯，陈洁华译：《格兰特私人日记选》，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54页。 [22]【法】瓦兰·保罗，孙一先/安康译：《远征中国》，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53页。 [23]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05页。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0卷，第543页。 [25]《郭嵩焘全集》（第十三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5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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