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的GDP早在十年前就超过了美国？听起来很振奋人心，仿佛我们已经悄然登顶世界之巅。可现实却是，当你去国际市场买石油、芯片、飞机，或者偿还一笔美元计价的外债时，没人跟你谈“购买力平价”。他们只认一个东西：真金白银的美元。
这背后的问题，不是数据错了，而是逻辑错了。购买力平价这个理论，从根子上就不适合用来衡量一个开放经济体的真实国际地位，尤其不适合像中国这样深度嵌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大国。它或许在封闭经济或内向型社会里有点参考价值，但在今天的全球化现实中，它早已成了某种自我安慰的幻觉。
先说清楚什么是购买力平价。简单讲，就是假设一篮子商品在不同国家用本币购买的价格，通过汇率调整后应该相等。比如一个巨无霸在美国卖5美元，在中国卖30元人民币，那么隐含的“PPP汇率”就是6:1。如果市场汇率是7:1，那理论上人民币就被低估了。基于这种思路，国际机构会把各国GDP用PPP汇率重新折算，得出一个“更公平”的比较结果。于是，中国GDP按PPP算常年位居世界第一。
但问题来了：这个“第一”能干什么？你能拿它去进口铁矿石吗？能还IMF的贷款吗？能支付高通的专利费吗？不能。因为全世界的国际贸易、金融结算、债务合同，几乎全部以美元、欧元等硬通货计价。你的国内物价再低，老百姓在国内花得再“值”，一旦跨出国门，就必须面对真实的汇率和真实的外汇储备。
举个例子。越南2024年名义GDP约为476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44万亿元，按中国各省GDP对比，大致相当于江西省——在全国省级经济体中处于中游位置。但如果用购买力平价（PPP）调整，越南的“PPP GDP”会放大至约1.76万亿美元（国际元），换算成与中国物价结构可比的等效名义规模，大约相当于6.5万亿元人民币，接近四川或河南的体量。表面上看，这似乎让它从一个中等省份“跃升”为全国前五的经济大省，可现实呢？越南出口靠的是真实美元收入，进口依赖真实美元支出。它的企业要买韩国的显示屏、日本的机床、澳大利亚的煤炭，没人会因为它国内一碗粉便宜就给它打折。所以，那个被PPP放大的“经济规模”，对它的国际购买能力毫无帮助。
这就是关键所在：购买力平价衡量的是国内消费的相对舒适度，而不是国际交易的实际能力。上海月薪一万的人，可能刚够付房租；东北同样一万，能过得相当宽裕。但这两种“购买力”无法互相兑换，更无法拿到纽约或伦敦去花。同理，一个国家内部的低物价，并不等于它在全球市场上有更强的议价权或支付能力。
对于进出口大国而言，经济命脉系于真实汇率和真实外汇。你卖衣服到美国，赚的是美元；你买大豆回国内，付的也是美元。中间的利润空间，完全取决于市场汇率，而不是某个理论模型里的“理想汇率”。如果你的本币贬值，表面上看，出口商品更便宜，竞争力似乎增强，但同时，进口成本飙升，企业利润被压缩，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背负着美元债务，还款压力会急剧上升。这时候，哪怕你国内GDP按PPP算再高，也救不了现金流断裂的企业。
有人会说：那提高汇率不就行了？让人民币升值，进口便宜了，还债轻松了。可问题又来了：你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变贵了，销量可能下滑，订单减少，工厂裁员，出口收入反而下降。于是，你既失去了市场份额，又未必能真正提升整体外汇收入。这种两难，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真实汇率是市场供需、资本流动、政策干预、国际信任等多重力量博弈的结果，不是靠一个静态的PPP公式就能“纠正”的。
购买力平价理论诞生于1918年，由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卡塞尔提出，初衷是为了理解长期汇率走势。但它有一个致命前提：商品和服务可以在各国自由流动，且没有贸易壁垒、运输成本、关税或资本管制。这个前提在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成立。更别说服务、知识产权、金融资产这些根本无法“套利”的项目。你没法把北京的理发师运到纽约去剪头发，也没法把深圳的工程师“出口”到硅谷打工。因此，PPP所依赖的“一价定律”在现实中处处碰壁。
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对外购买力的，不是它国内一碗面多少钱，而是它能持续创造多少被国际市场认可的收入——也就是真实的出口创汇能力，以及由此积累的外汇储备和信用。中国之所以能在过去几十年快速崛起，不是因为PPP GDP高，而是因为我们实实在在地卖出了全球需要的商品，换回了真金白银的美元。这才是硬道理。
所以，别再用购买力平价来证明“我们其实早就第一了”。这种说法看似提振信心，实则模糊焦点，甚至可能误导政策判断。一个开放经济体的强大，不在于内部物价多低，而在于能否在全球分工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能否用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换来别人愿意支付的硬通货。
购买力平价？让它留在教科书里吧。现实世界的账，得用现实的货币来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