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韩笑鹏】

1959年3月，初春的郑州，寒意尚未从黄河南岸的麦田里完全退去。

在繁忙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中，毛泽东专门抽出时间，接见了一群远道而来的稀客——来自拉丁美洲12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

1959年3月3日，毛泽东在郑州火车站同来访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等国共产党代表合影。

这是一场在今天看来极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历史对话。

坐在毛泽东对面的这些拉美客人，虽然在政治上是“受压迫者”，但在当时的经济统计表上，他们背后的国家其实是“俯视”中国的。那时候的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号称“南美巴黎”，人均GDP足以让许多欧洲国家汗颜，餐桌上的牛肉多到吃不完；那时候的巴西，正在热火朝天地建造梦幻般的巴西利亚；那时候的古巴，虽然刚刚革命，但哈瓦那的霓虹灯比北京长安街要亮得多。那时候的委内瑞拉，依靠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是整个西半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中产阶级开着美国进口的凯迪拉克，享受着仿佛永远不会结束的繁荣。

面对这些“阔亲戚”，毛泽东非常坦诚，甚至带着一种特有的幽默感对客人们“诉苦”。他说：“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高。我们人口那么多，只有那么一点钢铁。我们在工业化中刚走了第一步。我国人民还很穷，需要继续努力，要有许多年时间才能发展起来。”

他甚至坦诚又无不调侃地说：“我们破破烂烂”“只有几块破铜烂铁”“那边的人看不起我们，说我们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身体脏，月亮没有他们的好。”

在那一刻，拉美客人们看着眼前这位身穿中山装、手指被烟草熏黄的中国领袖，心中或许泛起了一丝同情。在他们看来，中国太苦了，太穷了，要想追上拉美那种“准西方”的生活水平，恐怕还得几辈子。

然而，历史最喜欢开这种残酷的玩笑。

六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穷小子”中国，如今拥有全部工业门类，高铁里程占世界的三分之二，正在向着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的无人区冲锋；而当年那些衣着光鲜的“拉美阔少”，却大多还在原地踏步，甚至在“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家里的铁路都要拆光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资源诅咒”标本。为什么？

毛泽东在那次谈话中提到的一个核心概念——“破除迷信”，这是中国能够逆天改命的精神核动力。

“美国的月亮”与精神上的“去殖民化”

在谈话中，毛泽东敏锐地指出了一个阻碍后发国家发展的致命心理障碍：恐美（西方）症与崇美（西方）症。

他对拉美客人们说：“由于历史和社会习惯的影响，人民中间迷信的人还很多，要做艰苦的说服工作来破除迷信......崇拜美国的人说美国科学和工业都很发达，了不起，什么都好，甚至有人说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好。”

这句话在当时可谓一针见血。那个年代，美国代表着绝对的先进、富裕和不可战胜。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哪怕是左翼精英，潜意识里都觉得西方是文明的灯塔，自己是落后的野蛮人。

但毛泽东接着说了一句极具颠覆性的话：“后来经过慢慢说服，他们知道美国的月亮不一定好，也许中国的月亮还好一点。”

这不仅仅是一句玩笑。这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一次彻底“祛魅”。

如果不打破“西方的月亮比较圆”这种迷信，一个国家在发展战略上就永远无法独立自主。你不敢搞只有西方才有的高端工业，因为你觉得“我不行”；你不敢制定不符合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政策，因为你怕被视为“异端”。

拉美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此。他们的精英阶层，无论是右派还是某些左派，甚至很多普通老百姓，在精神上从未“祛魅”，在西方和南方之间，他们始终找不着北。一方面，他们为受西方欺负感到憋屈，觉得自己是受压迫的、依附于西方的、被剥削的南方国家；另一方面，他们内心又始终向往西方，觉得他们最文明最先进，渴望融入西方。

而对其他南方国家，比如非洲人和亚洲人，这些“准西方人”还要摆摆谱。他们迷信西方的比较优势理论，迷信华盛顿共识，迷信只要照搬西方的制度并且多从欧洲引进白人移民就能成为西方。结果呢？他们始终改变不了成为西方原材料产地和倾销市场的命运。

而中国，正是因为在最穷的时候就破除了这种迷信，确立了“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自信，才敢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搞两弹一星，才敢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我们不信邪，我们不服，所以我们才有了自己的奇迹。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谁是野蛮人？一场关于“文明”的定义权争夺战

在郑州的谈话中，毛泽东更是直接挑战了西方的道德霸权。他问拉美朋友：

“是北美的月亮好呢，还是中南美的月亮好？有人迷信美国的月亮，说美国人文明，说我们比他们野蛮。文明国家把军舰开到西太平洋来，这能算文明吗？美国还把军舰开到中南美去，你们国家派了军队到美国去吗？这样看来，谁文明一些呢？”

这番话逻辑严密，震聋发聩。长期以来，西方列强把自己包装成“文明”的传播者，把侵略说成是“开化”。毛泽东一把扯下了这层遮羞布：侵略者才是野蛮人，受压迫者才是文明人。

他进而断言：“要翻过来，也许他们野蛮一些，我们文明一些。西方世界是野蛮人统治......美洲的希门尼斯和巴蒂斯塔，他们是美国的走狗，野蛮人的代理人。”

这种“文明定义的翻转”，对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至关重要。

如果你认为西方是文明的代表、西方不可战胜，你就会在产业链分工中甘愿做下等人，觉得给波音造舱门、给耐克做鞋子就是融入了“文明世界”。但如果你像毛泽东说的那样，看透了所谓“文明秩序”背后的掠夺本质（野蛮），你就会明白：真正的文明，是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是要让我们的工人造出自己的飞机和芯片。

这种精神上的自信，让中国人在面对技术封锁时，不是跪地求饶，而是怒火中烧，然后埋头苦干。我们不认命！我们不服！因为我们知道，封锁我们的不是什么“高等文明”，而是一群试图垄断利益的“野蛮人”。

社会革命：对“野蛮人代理人”的彻底“化疗”

当然，光有精神上的自信是不够的，还得有雷霆手段。毛泽东提到的巴蒂斯塔（古巴前独裁者）等“野蛮人的代理人”，在拉美各国都有。他们就是大庄园主、买办资产阶级。

这就是中国与拉美发展的第二个分水岭：社会革命。

工业化是什么？工业化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在键盘上敲敲代码，工业化是对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的一场重构。它要求把原本分散在田间地头的农民，变成纪律严明的产业工人；它要求把原本被地主老财（野蛮人的代理人）挥霍掉的剩余财富，集中起来变成机器、厂房和铁路。

中国和拉美最大的不同，在起跑线之前就决定了。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历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化疗”——土地改革和社会革命。这不仅仅是分田地，这是一场对旧社会结构的物理格式化。通过雷霆万钧的手段，中国彻底粉碎了延续两千年的士绅阶级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附着在此之上的精神文化遗毒。

这很痛苦，但这就像治疗癌症，你必须承受错杀某些好细胞的代价，先把那些吸取营养却不干活的“癌细胞”杀死，身体才能重新造血。

因为这场革命，国家权力第一次可以不经过“中间商”直接穿透到每一个村庄。国家一声令下，可以动员数千万农民去修水利，去把每一寸土地整平。更重要的是，国家可以把原本被地主阶级用来买洋油、洋布、娶姨太太的农业剩余，通过“剪刀差”集中起来，转化为工业化的第一桶金。

反观拉美，他们从未进行过这种彻底的“化疗”。

当地时间2026年1月5日，美国纽约，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莉亚·弗洛雷斯被带到美国联邦法院的途中。

拉美的独立，很大程度上是“大地主”（Latifundia）的独立。西班牙总督走了，但几千公顷的大庄园还在，庄园主依然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这就是拉美社会的“封建性”内核。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如果你想在当时的中国修一条铁路，国家大笔一挥，几百万农民自带干粮就去挖路基了。但在拉美？你要修路，得先问问沿途那几百个拥有私人武装的大庄园主答不答应；得问问那些依靠出租土地食利、对工业化毫无兴趣的寡头们愿不愿意掏钱。

在拉美，土地不是生产要素，它是身份的象征，是权力的来源。那些大庄园主们，他们宁愿用卖牛肉和小麦赚来的美元去巴黎度假，买英国的劳斯莱斯，也不愿意投资本国的钢铁厂。为什么？因为搞工业太累、风险太大，哪有躺在祖传的牧场上收租舒服？

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中国革命得彻底，旧的既得利益集团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为工业化腾出了巨大的社会空间。而拉美，因为那是“带病运行”，癌细胞（封建大庄园制）始终未除，最终把工业化的营养全部吸干。

拉美的“假动作”：为什么民粹主义救不了国？

拉美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改变。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像阿根廷的庇隆（Perón）、巴西的瓦加斯（Vargas）这些强人，也曾搞过轰轰烈烈的“进口替代”工业化。

但他们的尝试注定失败。因为他们始终不敢于进行精神上的“祛魅”和结构上的“化疗”，试图走“中间路线”，在保留封建地基和西式民主的同时，依靠民众的力量建立一座工业大厦。但这座大厦的地基是虚浮的。在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绞杀下，这些政府只有通过用福利民粹主义的方式来获得支持。这种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以阿根廷为例。庇隆将军为了赢得选票，在大规模工业体系还没建立起来的时候，就过早地给了工人极高的福利待遇。工会力量强大到可以随意瘫痪国家，福利开支高到财政根本兜不住。

这听起来很美好，很人道，但这违反了工业化的物理定律。

钱从哪里来？由于没有彻底的土改，国家无法有效汲取农业剩余。为了维持高福利和城市工业的虚假繁荣，政府只能印钞票，或者借外债。于是，阿根廷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通胀—借债—违约—再通胀。

这就是拉美式“民粹主义”的死穴：他们想要工业化的果实（高消费、高福利），却拒绝支付工业化的代价（高储蓄、低消费、残酷的积累）。

中国则完全相反。在前三十年，因为社会革命，作为国家主人的中国老百姓甘心情愿为国家工业化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们通过“工农剪刀差”，通过压低全民消费，硬是从牙缝里省出了原子弹，省出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省出了普及的基础教育和医疗。

这就像两个家庭。拉美这个家，祖上阔过，有点家底，但家长（政府）溺爱孩子，赚一百块花一百二，还天天借高利贷买奢侈品，最后坐吃山空。中国这个家，一贫如洗，但家长有规划，孩子有志气，吃糠咽菜，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买书、买工具、盖作坊。

六十年后，那个吃糠咽菜的家，成了世界工厂；那个买奢侈品的家，把家里的家具都卖光了。

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只有主权者才能晋级

正是因为缺乏精神上的“祛魅”和结构上的“化疗”，拉美国家掉进了著名的“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陷阱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你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始终无法取得主导权。

拉美四国人均GDP历史走势：1960-2012

经历了进口替代工业的失败，到了1980年代，拉美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又信奉了“比较优势”，搞起了“马基拉多拉”（Maquiladora，组装厂）工业。美国人给图纸，拉美人拧螺丝。

但这是一种“伪工业化”。因为你不敢挑战“文明人”（美国）的技术霸权，你只敢做他们允许你做的事。当你的工资低的时候，你可以靠做衬衫、卖香蕉赚钱。但当你的工资涨上来一点，低端产业跑了，高端产业你又做不了，你就卡在中间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来引领国家向产业链高端攀升。但拉美国家的政府，往往被寡头和外国资本绑架，也就是个“守夜人”。而中国政府，是一个“生产型政府”。它不仅收税，它还直接下场搞基建，搞产业基金，搞战略规划。

中国能建起4.5万公里高铁，不仅仅是因为技术，更是因为这种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在拉美，修一条路可能要扯皮二十年。地主不让过，环保组织告你，反对党阻挠，法院发禁令。这不是民主的胜利，而是国家能力的瘫痪。而这也是广大南方国家始终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症结所在。

中国的突围：从“市场换技术”到“全产业链杀手”

我们搞改革开放，也做衬衫换飞机，但我们脑子里始终有一根弦：独立自主。我们利用市场换技术，利用一切机会学习，然后替代。从高铁到华为Mate 60，中国走的是一条从“打工”到“逆袭”的道路。

想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你必须在全球产业链上往上爬，你必须去抢西方发达国家的饭碗。你不能只做鞋子，你得做芯片，做大飞机。这需要什么？这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需要一个不迷信西方、敢于对霸权说“不”的政府。

你想来中国卖车？可以，必须合资，必须把图纸拿出来，必须培养中国的工程师。你想在中国修高铁？可以，必须转让核心技术，否则免谈。这种看似“无赖”的做法，其实是一种极其高明的国家战略。

中国政府像一个精明的“包工头”，利用巨大的市场作为筹码，逼迫外资通过“国产化率”的要求，把产业链一条条地搬到中国，消化、吸收、再创新。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看到华为Mate 60 Pro里90%以上的零部件都是国产的，而墨西哥的汽车工厂一旦美国断供一周就会瘫痪。

工业化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把外国工厂搬进来就叫工业化。真正的工业化，是把外国工厂的技术“吃”进肚子里，变成自己的血肉。这是一个把猪肉变成人肉的过程。拉美选择了做“打工仔”，而中国选择了做“学徒”，一个虽然苦但胸怀大志，想着迟早要单干并且超越师傅的学徒。

主权的重量：被踢开的梯子与核保护伞

最后，我们必须谈谈房间里的大象：美国霸权与地缘政治主权。

毛泽东在1959年曾对拉美朋友说到美国帝国主义的本性：“制造国际紧张是美国的一个手段。”

拉美为什么发展不起来？除了自己不争气（缺乏社会革命、精英买办化），还有一个巨大的外部原因：地缘政治的主权缺失。

讲两个让拉美人心碎的故事。

第一个是阿根廷的“秃鹰”导弹。1980年代，阿根廷其实拥有相当不错的工业底子，甚至在搞“秃鹰II”（Condor II）中程弹道导弹。这不仅意味着国防实力，更意味着航天工业的突破。但是，美国人绝不允许“后院”有这种战略能力。1990年代初，亲美的梅内姆政府上台，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硬是把已经快要成功的导弹项目给砍了。更羞辱的是，美国人甚至逼着阿根廷把生产线拆了，把导弹部件运到西班牙去销毁。从此，阿根廷的航天梦碎了一地，高端制造业的脊梁骨被打断了。

第二个是巴西的计算机产业。巴西在1970年代也曾搞过“市场保留”政策，试图扶持本国的计算机产业。这和中国后来的路子很像。但是，到了1980年代，美国祭出了臭名昭著的“301调查”，威胁要对巴西的鞋子和橙汁征收惩罚性关税。巴西的那些庄园主们慌了：为了你们几个搞电脑的破工厂，害得我们的橙汁卖不出去？不行！于是，内部瓦解，政策废除，国门洞开。巴西稚嫩的计算机工业在IBM和微软的冲击下瞬间灰飞烟灭。

主权是什么？主权不是在联合国大楼前升个旗，主权是当你想搞高端产业时，你有能力对霸权说“不”。

中国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哪怕那是“一穷二白”的时候，也咬牙搞出了“两弹一星”。正是这朵蘑菇云，为后来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撑起了一把核保护伞。因为手里有剑，所以我们才能安心地做生意；因为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所以美国人即使搞制裁，也只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拉美国家因为缺乏这种硬实力的支撑，在面对美国的“科技封锁”和“金融收割”时，往往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任由“梯子”被踢开。

“唐罗主义”

月亮还是家乡的圆

回到1959年，毛泽东送别拉美客人时，心情大约是复杂的。他看到了全球南方国家艰难的命运，也预见到了中国光明的未来。

今天，当我们站在年代的门槛上，回望这半个多世纪的“大分流”，能给全球南方国家什么启示？

别被“西方文明”的神话忽悠。精神上破除迷信，不信西方的月亮比本国圆，敢于定义什么是真正的文明。不信邪，不屈服，敢于赶超西方，敢于胜利。

别信“比较优势”的鬼话。如果你只做你擅长的事（卖资源或者卖鞋子），你就永远只能处于食物链的底端。有出息的国家和有出息的青年一样，就是要不断挑战你暂时不擅长的事，去做更难的事，就是要逆流而上，奋勇争先。

没有主权就没有发展。这种主权不只是政治上的，更是经济和技术上的。要有自己的“杀手锏”，要在全球产业链赢得主导权，不管是华为还是宁德时代，或者是不可替代的矿产控制权。而这种主权的前提是国家能力的建设。

社会革命的“补课”无法跳过。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起不来，是因为欠了一笔历史债——没有彻底打破前现代的社会结构。这笔债，早晚得还。不铲除国内的食利阶层，不打断买办的脊梁，不改变封建文化残余，再多的外资也救不了国。

拉美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有着浪漫的文化，但他们缺了一点“狠劲”——那种为了工业化不惜脱胎换骨、不惜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狠劲。而中国，正如毛泽东所言，在一张白纸上，用六十年的时间，用几代人的血汗，写出了一篇最最艰辛，也最壮丽的篇章。

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脱衣下场，向世界宣告：“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当下，事实证明毛主席是对的：西方的月亮并不比我们的圆。只要我们站直了，我们就比那些把军舰开到别人家门口的“文明人”，更配得上文明这两个字。

这，或许就是毛泽东与拉美代表谈话在半个多世纪后，留给世界最深刻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