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发生的事件、抓捕马杜罗以及伊朗发生的政权更迭行动尝试，引发了有关国际法的合理质疑。
目睹当前全球政治局势，我确信如今所有人终会明白，国际法已然消亡，不复存在。
国际法是大国之间的约定，这些大国拥有切实捍卫自身主权的能力。正是它们为自身及其他所有国家制定规则，界定何为许可、何为禁止，并且自行遵守这些规则。这种法律的实施具有阶段性，前提是大国之间的均势得以维持。
承认民族国家主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源于天主教势力与新教势力（得到反帝国主义的法国支持）之间的权力均势僵局。若当初天主教势力获胜，罗马教廷与奥地利帝国或许会构建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欧洲格局，更准确地说，它们会延续此前的中世纪格局。
从某种意义上讲，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让欧洲北部的新教势力获益匪浅。他们最初就倾向于建立民族君主制，以此对抗罗马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尽管未能取得彻底胜利，却也成功达成了既定目标。
形式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直存续至今，我们如今构建国际法所依据的民族国家原则，正是新教势力在三十年战争中所坚持的核心主张。但实质上，17
世纪时，这一体系仅适用于欧洲各国及其殖民地。后来，也并非每个民族国家都拥有真正的主权。所有国家看似平等，而欧洲国家（列强）却比其他国家
“更平等”。
承认弱小国家拥有国家主权，本就带有一定的虚伪性，但现实主义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点。该理论虽在 20
世纪才完全成型，却反映了早已形成的国际关系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国家间的不平等通过组建联盟以及 “棋盘式” 的同盟秩序得以平衡 ——
弱小国家与强国结盟，以此抵御其他强国可能发起的侵略。这种情况在过去和现在都切实存在。
国际联盟曾试图强化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法，力求部分限制国家主权，并确立基于西方自由主义、和平主义以及早期全球主义的普世原则，要求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遵守。本质上，国际联盟被视为世界政府的雏形。也就是在此时，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学派最终形成，并开启了与现实主义学派的长期论战。自由主义者认为，国际法迟早会取代民族国家的完全主权原则，进而推动建立统一的国际体系。而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者则始终坚守自身立场，捍卫绝对主权原则，这正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留下的直接遗产。
然而，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国际联盟所奉行的自由主义乃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身，均已明显与欧洲及全球的权力均势不符。1933
年纳粹在德国掌权、1937 年法西斯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9 年苏联与芬兰开战，这些事件实际上从形式上彻底摧毁了这一体系。尽管国际联盟直至
1946 年才正式解散，但建立一个具有全局性、强制性的国际法体系的首次尝试，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宣告失败。
事实上，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了三个主权极，这一次划分的依据纯粹是意识形态。此时，重要的不再是形式上的主权，而是各个意识形态阵营所具备的实际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对这三大阵营生存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
第一阵营由资产阶级 -
资本主义国家组成，主要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这是一个自由主义阵营，却被迫放弃了其国际主义维度。面对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大强劲对手，自由主义者不得不捍卫自身的意识形态。但总体而言，除了二战初期迅速投降的
“薄弱环节” 法国之外，资产阶级 -
资本主义阵营展现出了足够的主权实力：英国成功抵御了希特勒德国的进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相对）有效地对抗了日本。
第二阵营是欧洲法西斯主义。在希特勒征服西欧的过程中，这一阵营的势力愈发强大，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根本无主权可言。
与此同时，一股新的力量开始崛起，其意识形态尚未明确，却反对西方自由 - 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模式。这股最初模糊的力量开始维护联合国的地位，抵制单极格局的最终形式化，即阻止西方集体主导的权力与意识形态现状转变为相应的法律体系。
由此，我们陷入了一种类似混乱的局面。当前世界同时运行着五种互不兼容的国际关系体系，就如同不同厂商开发的、无法兼容的软件一般：
出于惯性，联合国及国际法准则仍承认民族国家的主权。但实际上，这种主权在近百年前就已失效，如今仅剩下 “幻痛” 般的存在。即便如此，主权这一概念依然得到认可，有时还会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论点。
同样出于惯性，部分机构仍残留着早已终结的两极格局的痕迹。这种痕迹虽无实际意义，却时有显现，例如在俄美核均势问题上。
西方集体依旧坚持全球化，并致力于推动世界政府的建立。这意味着所有民族国家都需放弃部分主权，交由国际法院或海牙国际法庭等超国家机构行使。欧盟坚持要成为全球典范，致力于消除所有集体认同，终结民族国家形态。
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执政时期，在新保守主义者的影响下，以唯一霸权国家自居，将符合美国利益的一切都定义为 “法律”。这种救世主式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全球主义，忽视欧洲与国际主义，却同样坚决地以武力为借口，要求所有国家放弃主权。
最后，多极世界的轮廓日益清晰。在这一格局中，文明型国家（如现代中国、俄罗斯、印度）是主权的承载者。这需要一套全新的国际法体系。金砖国家或其他排除西方参与的区域一体化平台，或许可成为这种模式的雏形，因为西方会带入其自身更为明确且僵化的模式。
这五种体系同时运转，自然相互干扰，引发持续的混乱、冲突与矛盾，导致国际关系体系出现逻辑混乱，给人一种无政府状态，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国际法的印象。若同时存在五种相互排斥的国际法体系，那么本质上就等于没有国际法。
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忧心。历史上，全球层面如此尖锐的矛盾以及对国际法的巨大解读分歧，几乎从未（事实上是完全没有）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那些不愿为自身世界秩序而战的势力，必将迅速溃败，最终只能以附庸的身份，为他人的世界秩序效力。
因此，第三次世界大战极有可能爆发，且 2026 年爆发的概率高于 2025
年及以往年份。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已注定走向战争，只是表明当前局势极为严峻。从定义上讲，世界大战会波及所有国家或绝大多数国家，这也是其被称为
“世界大战” 的原因。不过，每一次世界大战都有核心参与方，如今的核心参与方包括：
两种形态的西方集体（自由 - 全球主义形态与霸权主义形态）；
多极世界中正在崛起的力量中心（俄罗斯、中国、印度）。
目前，其他国家都只是这场博弈中的工具。与此同时，西方拥有明确的意识形态，而多极世界尚无成型的意识形态。多极格局虽已基本形成，但在意识形态层面几乎毫无建树。
既然国际法已不复存在，且从本质上讲，我们无法再维护雅尔塔体系、旧联合国以及两极格局的残余，那么就必须构建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国际法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已做出一些尝试（如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我们也有一定举措（如多极世界理论与第四种政治理论），但显然还远远不够。或许今年，我们将不得不参与这场全球性的
“混战”，未来的世界秩序与国际法体系将在这场混战中得以确立。当下，国际法体系缺失，但我们必须拥有一套能让我们成为理想中的自己 ——
文明型国家、俄罗斯世界 —— 的国际法。这正是我们必须尽快构建的理论体系。
俄罗斯社会政治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