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7日，一個悶熱的夏夜。緬因州班戈市，肯杜斯基河上的州街大橋。
23歲的查理·霍華德剛從一家酒吧出來，和朋友走在回家的路上。三個少年攔住了他們。沒有太多言語，拳頭落下來，球鞋踢過來，查理被拖到橋欄邊。他掙扎着喊叫，說自己不會游泳。少年們笑了。然後，他們像扔掉一袋垃圾一樣，把他扔了下去。
查理·霍華德的屍體在第二天早晨被發現，卡在河中央的一塊岩石上。他的罪過只有一條：身為同性戀。
這起謀殺案震動了班戈，卻沒有震動太久。幾個月後，生活恢復如常。橋上依然有情侶散步，河水依然平靜流淌。
只有一個人無法釋懷：住在班戈的恐怖小說家斯蒂芬·金。兩年後，他出版了一本一千多頁的長篇小說《它》（IT）。
《小丑回魂》影視作品的原著：《IT》
書中，他虛構了一座名叫“德里”的小鎮，幾乎是班戈的翻版。而查理·霍華德的死，被他寫成了一個叫阿德里安·梅倫的角色——同樣在嘉年華之夜被毆打，同樣被扔下橋，同樣溺亡在那條穿城而過的河流里。
同樣，在德里，比起鮮血，人們更厭惡那些擦不掉的血跡。
今年年底，《小丑回魂》前傳劇集《歡迎來到德里鎮》上線。它以更具象化的方式，為觀眾呈現德里的面子和里子。
從外表看，德里簡直是美式現代小鎮的樣板間：商業興旺，街道整潔，甚至有一種近乎凝固的安穩。
然而，當你走入德里，很快就會發現居民們令人不適的“精神特質”：對於鎮上的暴力，他們總是冷眼旁觀。即便發生大規模慘案，居民們也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忘記它。
在德里鎮的街道上，電線杆和布告欄總是顯得格外臃腫，上面層層疊疊地張貼着失蹤兒童的尋人啟事。然而，路過的行人們早已對上面的面孔熟視無睹。那些印着“MISSING”的傳單只能在風中剝落、變色。
人們步履匆匆，眼神從那些失落的靈魂上滑過，不留一絲波瀾。仿佛承認失蹤的存在，就會刺破他們好不容易維持住的安穩假象。他們不是沒看見，而是選擇不記得。他們用一種心照不宣的沉默，把死者埋進記憶的最深處，然後若無其事地走向明天。
然而，一旦布告欄上貼出帶有數字的懸賞公告或招商傳單，人群卻會瞬間聚集，爭相傳閱。
德里人就是這樣，對失蹤的兒童不聞不問，卻可以為了幾百美元的懸賞拿起獵槍，以暴力謀求小利。
這座虛構的緬因州小鎮，本該與我相處不同的平行空間。可我卻有一種說不出的熟悉感。
不是似曾相識，而是過於熟悉。
劇中有一個原創角色，空軍將軍弗朗西斯·肖。當他用統計學家的口吻淡淡說出“德里鎮每年失蹤的兒童，其實遠少於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數”時，我忽然明白了那種熟悉感從何而來。
這句話我聽過太多遍了。不是原話，而是那種語氣。
那種把鮮血折算成百分比的冷靜，那種用“大局”碾壓個體的理直氣壯。
德里鎮不在任何地圖上。但它存在於每一個學會了沉默的地方，存在於每一雙及時移開的眼睛裡，存在於每一句“別添亂”和“向前看”之中。
1.黑色基石：
一部被抹除的“鮮血地方志”
小說中，邁克·漢隆——"失敗者俱樂部"里唯一留守德里的成員，以圖書館員的身份守護着這座小鎮的黑暗記憶。
《小丑回魂2》中的邁克·漢隆
他用大半生的時間記錄下一部《德里：一部城市野史》，一摞未曾出版的筆記與零散手稿，堆滿剪報、老照片和口述記錄。
翻開它，你會發現那是一部由火災、失蹤和屠殺編織成的黑暗編年史。
1906年復活節，基奇納鋼鐵廠爆炸案。 數百名兒童在尋蛋遊戲中被炸飛。日落前，救援人員拖出七十二具屍體，最終一百零二人罹難。爆炸從未得到解釋，因為四座熔爐當時全部關閉。
劇集的開場動畫展現了這場爆炸案
1929年，布拉德利幫槍殺案。 官方記錄稱這是“警方英勇激戰黑幫”，但真相是七名匪徒被一群“德里的好居民”亂槍處決。事後，全鎮兩萬居民中，願意承認自己當天在場的不滿十人。
1930年，“黑點”酒吧大火（在劇集中被改編為60年代）。 “緬因白禮軍團”在一個深夜點燃了這家黑人士兵俱樂部並堵死出口，六十人喪生。這場慘案可謂慘絕人寰，充斥暴力和冤屈，但德里居民的反應把他們的集體精神屬性展現得十分赤裸：
許多德里居民選擇遺忘，不是說自己出城造訪親戚，就是那天下午在打盹，直到晚上聽廣播新聞才曉得出事了，甚至當着你的面說謊，假裝沒這回事兒。
鎮上的種族仇恨，直接滋養了潘尼懷斯
可是在德里的官方敘事裡，這些慘劇被輕描淡寫地處理成“意外”，甚至被集體抹除，構成了德里鎮的正確歷史記憶。
那裡的成年人們默契地配合這種需要。談起這些災難時，他們的語氣里充滿了一種“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的偽善覺悟。他們認為，翻動這些焦黑的廢墟是不識大體的，會破壞小鎮作為"宜居典範"的尊嚴。
這就是德里，擁有一種驚人的"覺悟"：那些被拖入下水道的孩子，那些在大火中尖叫的黑人士兵，那些在節日裡被炸成碎片的身體——它們都是維持繁榮所必須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價。
人們不恨醜惡，不恨不公，只恨它們引發的響動驚擾了他們的美夢。
一旦響動化作文字、視頻或求救信號闖入他們的視野，他們就會感到極大的憤怒，並渴望乃至主動要求受害者閉嘴。
在現實世界裡，德里鎮的這種"覺悟"，有時會以一種近乎天真的方式表達出來。
賈樟柯曾帶着《海上傳奇》參加海外影展，一位留學生在映後質問他："你為什麼要拍這些？這會影響外界對我們的投資信心嗎？"
在這種質問里，仿佛記錄才是問題，而被記錄的苦難只是一個需要被妥善管理的公關危機。
這樣的人從未去過德里，但仿佛來自德里。
常有人為這種集體性的冷漠辯護：
在不可抗力的威逼利誘之下，選擇沉默甚至與其合作，是基於生存本能的"合理"行為，應當被"理解"。
但，既然一個人享受了與強權合作的好處，既然這種"合理"的妥協侵蝕着大眾的道德標準，甚至帶來實質性的傷害，他就應當承受一定程度的指責。
德里的繁榮不是因為上帝眷顧，而是因為那裡的居民與怪物達成了一種默契的‘交易’：以他人的血，換取我的安穩。”
但居民們不能一方面拿着這份"血酬"安享太平，另一方面又要求大眾只能對其妥協報以同情。
2.上位者的需要：
當悲劇被精算為"秩序"
德里鎮居民的沉默、麻木和遺忘，在普通人看來是一種道德缺陷。
然而，在喜歡秩序與穩定，厭惡變革與衝突的人眼裡，這卻是一種迷人的美德。
心懷野心的邪神死光（潘尼懷斯背後的黑暗力量），以及把穩定看作是極致之美的弄權者，怎能不愛上德里。
劇集裡展現了潘尼懷斯的本體：Deadlights
《歡迎來到德里鎮》裡的空軍將軍弗朗西斯·肖，就是這樣的弄權者。
他童年時曾在德里遭遇過死光的獵殺，僥倖逃脫。按常理，這樣的經歷應該讓他對這個怪物恨之入骨。
但肖將軍不是常人。
成為軍隊高層之後，他目睹了1960年代美國社會的種種"亂象"：黑人民權運動、女性平權運動、反戰示威……
在他看來，這些"內部混亂"比蘇聯這個外部敵人更加可怕。它們動搖根基，製造分裂，讓國家失去凝聚力。
找回對德里鎮的記憶後，他發覺此地獨有的“魅力”：無論經歷多少災難，都能迅速恢復平靜。
哪怕是發生了黑點酒吧縱火案這樣的人間慘劇後，居民們也不追問，不抗議，不要求真相。他們只是安靜地埋葬死者，修復房屋，然後繼續過日子。
多麼理想的社會模型！多麼完美的順從！
於是，肖將軍做出了一個瘋狂的決定：他要憑藉軍隊的力量，焚毀束縛死星活動範圍的聖柱，釋放潘尼懷斯，把整個美國都變成德里。
他自以為的理性，實際上是對“完美秩序”的貪婪。
當漢隆替那些失蹤的孩子質問他時，肖將軍的回答冷靜得令人膽寒。既然社會能夠接受汽車作為文明代價所帶來的死亡，為什麼不能接受一隻怪物作為秩序代價所帶來的"損耗"？
這就是宏大統計學的魔力。它可以把尖叫變成數字，把鮮血變成百分比，把一個個有名有姓的孩子變成報表上可以忽略不計的小數點。肖將軍最陰險的地方在於，他不僅殺人，他還要通過合法化這種‘損耗’，讓每個活着的德里人都在潛意識裡成為怪物的同謀。
在肖將軍的"格林計劃"里，恐懼將被包裝成必要的代價，人們將被訓練得像接受車禍一樣接受鄰居小孩的失蹤。沒有抗爭，沒有追問，只有對秩序的臣服。
這種被恐懼馴化出的寂靜，才是肖將軍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而那些社會運動里，為追求公正而發出的吶喊，試圖賦予每個“數字”以人的尊嚴，則是這種“盛世”的雜音，障礙。
所以你看，強權和德里鎮居民，是天然的盟友。
3.從未劇終：
正在全球加速蔓延的“德里病症”
今天，人類依然生活在無數個“德里鎮”里。
當人們面對一場火災，第一反應是“不要發這種東西，影響心情”時；當人們習慣了對他人的困頓視而不見，只為了保住那份虛假的安全感時，每個人其實都在為潘尼懷斯餵食。
這種對“體面”的病態追求，或許可以讓街道越來越乾淨，樓宇越來越宏偉，但人心底里的那個下水道，卻越來越擁擠。
歷史早已證明：那些被刻意遺忘的鮮血，最終都會倒灌回倖存者的客廳。這種"倒灌"並非文學虛構，而是文明運行的鐵律：
1938年，英法犧牲捷克主權以求“一代人的和平”，次年二戰全面爆發，曾經閉眼觀望的倫敦與巴黎，無數樓宇被納粹的炮火夷為廢墟。
1994年，全球對盧旺達大屠殺的“不干預”，不僅留下了波及至今的難民危機，更直接點燃了席捲整個中非的大規模戰亂，衝擊了全球地緣安全。
1986年，切爾諾貝利事故初期，蘇聯當權者為了維持“社會信心”，在輻射塵早已籠罩城市時，依然堅持舉行盛大的基輔五一節大遊行。這種用隱瞞交換而來的“穩定”，最終化作無孔不入的劇毒微塵，倒灌進自以為處於“安全區”的普通家庭。
可悲的是，如同德里鎮曾經每隔27年定會上演的血祭一樣，歷史的悲劇依然持續改頭換面，在現實中循環往復。
正如特朗普將“1月6日”的國會山暴行重塑為“愛之日”，試圖通過美化暴力來漂白集體的血腥記憶；又如聲稱“毫不關心烏克蘭”的萬斯，試圖以遠方焦土換取本土的“絕對秩序”。
這種選擇性閉眼，旨在杜絕一切干擾“大局”的雜音，不就是在別處的廢墟之上，構築起令人窒息的太平嗎？
當更多人習慣了用"地緣政治的複雜性"為遠方的侵略辯護，學會了用"這不關我們的事"來關閉新聞推送，這實際上是在默許一種野蠻邏輯的復活：只要受害者不是自己，只要統計數字足夠抽象，他人的犧牲就可以被重新命名為"必要的代價"。
加沙的瓦礫如此，烏克蘭的焦土如此，德里鎮下水道里的孩子亦如此。你今天允許別人的家園變成廢墟、變成規則的真空地帶，就是在親手拆除自己客廳的防盜門。
當我們對言論空間的日益逼仄感到麻木，甚至嘲笑那些記錄苦難的人是"負能量"時，我們實際上是在親手拆除自家客廳的煙霧感應器。當火光映紅窗簾的那一刻，任何沉默都將轉化為致命的窒息。
潘尼懷斯和肖將軍們最希望看到的，正是這種"極致的寂靜"。
在這種寂靜里，每個人都自以為安全，每個人都學會了"向前看"，而身後的屍體則被悄悄折算成可接受的百分比。
肖將軍和潘尼懷斯野心的實現，並不需要所有人都是直接做壞事的壞人。他們只需要我們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只是一個“想過安穩日子”的普通人，一個“識大體”的居民，不要理會他人的哭泣，只需低頭讚美街道的整潔。
在《小丑回魂》的故事裡，“失敗者俱樂部”最終可以憑藉勇氣、友誼以及那份拒絕遺忘的記憶，深入黑暗的下水道，用古老的儀式封印那團吞噬靈魂的“死光”。
文學和影視給予了我們一種復仇的快感和獲勝的幻覺，邪惡終會伏誅。
可現實中呢？
當“德里”不再是一座具體的城鎮，而是一場在全球範圍內蔓延的瘟疫；當“死光”不再是虛幻的超自然力量，而化作了報表上冰冷的小數點，被美化的暴行敘事以及那些被拆除的煙霧感應器時，我們又能去哪裡尋找那場足以終結黑暗的儀式？
祝我們好運。
THE END
蹦迪班長官方賬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