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历史的终结”，到“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西方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社会内发的情绪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不可否认，福山在20世纪最后十年提出的这一论断，抓住了整整一代西方人的时代精神；但如今，地缘政治与国际格局迅速变化，连福山本人面对全球局势也开始变得迷惘与失序。

本文以“再文明化”为核心，批判福山“历史终结论”所代表的西方普遍主义幻觉，西方自由主义陷入了“去文明化”的困境；而相对地，中国正以文明国家姿态，将传统价值与现代技术、国家治理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非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本文作者认为，西方必须摆脱“后历史时代”的迷思，重认自身希腊-罗马-基督教根基，与中国等文明互鉴，在差异中寻求共生，共同开启“再文明化”进程。

大卫·劳埃德·杜森伯里（David Lloyd Dusenbury）是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2017年获得鲁汶天主教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后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得博士后奖学金。自2024年8月起，他被任命为佛罗里达大学人文学科副教授。

菲利普·皮尔金顿（Philip Pilkington）是匈牙利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和地缘经济问题。著有《经济学的变革》（The Reformation in Economics）（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6年出版），以及最新出版的《全球自由主义的崩溃》（ The Collapse of Global Liberalism）。

本文首发于《American Affairs》2025年11月冬季刊，原标题“The Era of Re-Civilization？”（译：再文明化时代？），中文版由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文/大卫·劳埃德·杜森伯里、菲利普·皮尔金顿，翻译/孙良慧】

“和谐能使细微之物臻于伟大；失调足以令伟大之物枯萎凋零。”—— 利玛窦（Matteo Ricci），1596年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终结？》一文，引发轰动。当时身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副主任与兰德公司分析师的福山坦言：他感受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情绪。他写道：“我们眼前的，或许不只是冷战的终结，或是战后某个时代的结束，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 这让他恐惧吗？并没有。这个“后历史”（post-history）并非由灾难带来，而是由他所谓“西方理念”的登峰造极所驱动；而在他看来，自由民主正是这一“西方理念”的体现。于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并非悄然而至，反倒像一位温和的自由主义技术官僚般显现出来。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信服。福山1992年出版同名论述的书籍《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便遭到负面评价。左翼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指出，学界几乎“普遍拒绝”福山的论断：“难得的是，右翼、中间与左翼在这一点上反应一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福山是凭着一种情绪提出他的判断的。不论批评者如何评论，他的想法与大约1990年前后的西方情绪高度契合：一种可以准确称为“狂喜”（euphoria）的情绪。福山将自由民主的必然胜利视为预设事实，他的观点迅速在华盛顿传播，并传至伦敦与柏林。自由主义不只是击败了苏联共产主义，甚至超越了所有“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这种看法迅速扎根于西方政策圈。对许多自由派人士，尤其是正在崛起的“婴儿潮”世代而言，他们真切地感到自己已赢得了历史的大博弈。

但福山的影响并不只是情绪层面，他提出了一个理论。依照该理论，“历史终点所出现的国家必然是自由主义的”。历史会在自由主义国家那里完成其发展，因为在福山看来，自由主义并非众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也不是偶然形成的制度类型，而是人类本性的必然政治表达：对自由与尊严的渴求。这种渴求不仅是苏式共产主义无法满足的，任何形式的“非自由主义”都终究无法满足。

如果推动历史发展的，是这种对尊严与自由的基本欲望，那么更具体的是什么？福山给出的答案是：承认（recognition）。这是人类古老的个体渴望，在现代政治中成为对“权利的普遍承认”的斗争。福山认为，社会矛盾——也就是历史的动力——都只是这一渴求的外在形态变化。他的希望是，当自由主义国家成熟为“普遍”（universal）且“同质”（homogeneous）的政治文化后，“此前的所有矛盾都将得到解决”。当推动历史的欲望得到满足，“后历史”才能真正开始。

当然，“后历史”并非天堂。福山从未否认战争仍将存在，他只是断言未来不会再出现大国间真正的意识形态冲突。“后历史”的世界将呈现一个被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被安抚的核心”（pacified liberal core），所有社会矛盾与意识形态冲突都将被压缩到逐渐缩小的非自由主义边缘地带。

自苏联解体以来，“福山”一名便成了自由主义霸权的象征——在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看来，它代表着自由主义的力量或傲慢。批评者几十年来不断宣告“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至少从2002年起就成为一种固定文类。

1990年的弗朗西斯·福山

不过，并非所有批评者都真正脱离福山的意识形态框架。比如《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2003年的一则评论中，“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只是意味着自由主义核心需要更强硬地抵御其非自由主义的边缘。该文写道：“伊拉克是反恐战争的中心前线”，因此伊拉克战争势在必行。此处的含义显然不是“历史的回归将终结自由霸权”，而是“历史正在召唤自由主义核心运用更强的力量”。也就是说：再推动一下，便能真正实现历史终结！

而今天，局势已截然不同。中国已崛起为大国；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之后，其国际地位在某些方面反而得到了强化；伊朗及其代理人（尤其是胡塞武装）表现出极强韧性；昔日被嘲笑为“世袭共产主义”的朝鲜如今让人忧虑韩国政治的稳定；“9·11事件”与阿富汗、伊拉克的失败占领曾撼动历史终结论，却未真正击碎它。

直到最近几年，福山本人在全球局势面前变得愈发迷惘与失序。

2022年3月，他发表文章《为失败做准备》，预言俄罗斯将在乌克兰遭遇“彻底失败”，普京将“无法存续”。他确信欧洲与美洲的“民粹主义者”在战争首月受到“巨大打击”，其影响力将随着战事而消失。最后，他认为乌克兰为中国提供了“良好教训”：北约的军事力量在黑海乃至台海都不可低估。

次年，福山甚至在斯坦福大学会见了备受争议的乌克兰“亚速营”代表。就在2021年，《哈珀》（Harper’s）杂志仍将“亚速营”列为乌克兰“右翼武装”。资深战争记者阿里斯·鲁西诺斯（Aris Roussinos）也将其列为乌克兰的“极端主义民兵”。但这些都未令福山这位晚期自由主义最具标志性的思想家感到困惑。

然而，乌克兰的实际局势已完全否定了福山的预测。他显得与现实脱节，并试图将误判归咎于他人。在他最近发表于雅莎·蒙克（Yascha Mounk）创办的Persuasion专栏的文章中，他抱怨美国在战争中“改变了立场”，而他本人因十年支持乌克兰的自由主义项目而“感到受伤”；但对他为何在2022年做出如此严重误判，却鲜少反思。

不过有一点十分明确：当福山宣称我们正处于自由与非自由阵营之间的“全球斗争”时，他实际上已在否定自己的历史终结论。因为所谓的“后历史”与“永久自由霸权”，原本就是要让世界摆脱这类冲突的。

一、世界历史的行进（World History on the March）

让我们暂时抽离当代地缘政治，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构成了福山最初论断的思想背景，使其能够抓住整整一代西方人的时代精神？

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的思想源头主要来自两处，并与之紧密相关：

1. 黑格尔（G. W. F. Hegel）1807年的代表作《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2. 以及亚历山大·柯耶夫（Alexandre Kojève / Aleksandr Kozhevnikov）在1930年代巴黎所做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黑格尔《现象学》讲座（lectures on Hegel’s Phenomenology）

福山坦率且大量地借用了黑格尔与柯耶夫的思想，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他几乎只使用了上述两部作品本身。

黑格尔当然远不止《精神现象学》，柯耶夫也不仅仅是《阅读黑格尔导论》。但福山的“历史终结”概念，是从对这两部作品的一种高度孤立且单线性的解读中提取出来的。因此，他对“历史”的理解深受黑格尔所谓“世界历史的个人”（world-historical individuals）概念的影响。

这一思想把我们带回1806年——那一年，神圣罗马帝国终结了。

1806年，黑格尔经历了一次决定性的冲击。当时他在普鲁士的大学城耶拿担任无薪“特聘教授”。就在这里，他在拿破仑率领“大军团”横扫而过的浪潮中，看见了骑在马上巡视的拿破仑。

在许多欧洲人视拿破仑为“反基督”之际——这个人推行大规模征兵，发动史无前例的惨烈战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视他为将法国大革命理念传播整个欧洲乃至俄国的历史载体。黑格尔认可这一点，但他看到的比别人更多：他看见了世界历史本身正在前进。

黑格尔目睹拿破仑进城

普鲁士军队在拿破仑军队猛攻下溃败，而耶拿随后被焚毁掠夺。就在此时，黑格尔写下了著名的文字，描述他看到拿破仑的那一刻：

我望见那帝王 —— 那所谓 “世界灵魂”（world-soul）—— 正骑乘骏马，出城巡察。凝视着这般众目所归的人物，看他指尖似触寰宇、掌心若握山河，心头涌起的，真是一段奇妙难言的感受。

黑格尔是否将拿破仑视为“历史终结”的开端，并不完全清楚。他更常说的是：拿破仑的任务是“完成雅各宾派开始的小说”（“finish the novel”）。

目前尚不能完全确定，黑格尔是否将那位靠枪炮推行启蒙理想的法国皇帝（拿破仑）视为“历史终结”的开端。相反，黑格尔更愿意说，拿破仑的使命是 “续写完雅各宾派开启的‘篇章’”。

无论如何，福山所借鉴的另一位核心思想人物——柯耶夫，却直接将拿破仑与“历史的终结”画上等号。此外，柯耶夫还将约瑟夫·斯大林视作拿破仑的“隐秘继承者”，他期望这位格鲁吉亚领导人能在莫斯科，完成那位科西嘉人（拿破仑）当年在巴黎开启的事业。而且，就像黑格尔因拿破仑将开明政治带到欧洲而对其心生敬佩一样，柯耶夫也因斯大林在欧亚大陆巩固了一个受马克思主义启发、追求平等的共和联盟，而对斯大林极为推崇。

即便在狂热捍卫斯大林时期，柯耶夫依然坚称：历史已在1806年的耶拿结束。斯大林不过是在完善拿破仑首先实现的、黑格尔随后理论化的启蒙理念。在柯耶夫看来，马克思主义革命并非要摧毁自由主义启蒙的制度，而是要让其完成。他甚至颇具争议地认为，斯大林政权是黑格尔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化身”。如同“马克思之于黑格尔，正如斯大林之于列宁”，而这一革命序列最早源于拿破仑。

柯耶夫推测，所谓“历史的完全整合”（total integration of history）——也即历史的终结——在拿破仑所建立的自由主义秩序中已然实现。

亚历山大·柯耶夫

黑格尔在1806年（与拿破仑）洞见历史真谛的惊鸿一瞥之后，进一步表述：历史必须终结、拿破仑被举世公认的“自我意识”新形态就是历史终结的表达形式，并且政治自我意识自然成为了普世性的认同政治。如自由、平等、博爱等。

柯耶夫是否一直忠于斯大林，甚至是否至死保持克格勃线人的身份，大家对此争论不休；大概率他确实做到了。这也引发一些制度上的讽刺：柯耶夫曾亲手参与打造欧洲共同市场，并推动“欧洲联盟的创建”直至1968年死于布鲁塞尔。在评论者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看来，他至死都是一位“浪漫主义官僚”。理论上反讽的是：这位斯大林主义哲学家竟成为后冷战自由主义神话的奠基者之一。我们可以问：“历史终结论”是否其实是斯大林主义的最后的笑容？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柯耶夫认为拿破仑和斯大林都是极其强硬的人物——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暴君——他们所致力推动的是 “普遍革命国家的空间扩张”。对柯耶夫而言，“历史的终结”不过就是“人类先锋队”彻底胜利，并且他始终认为，这个先锋队起源于雅各宾派（Jacobins）与波拿巴派（Bonapartists）。

二、凯旋式幻觉主义（Triumphal Illusionism）

大多数教条式自由主义者从未明白柯耶夫的是：自由主义并不是十九、二十世纪某些思想家描述的那种温和、消极的意识形态。它实际上是一套锋利、抽象、并具有强烈推进力的理念，不断推动社会走向一种“普遍而同质”的治理与文化模式。福山看到了这一点。1989年，他写道：“历史的终结”意味着“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作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态。”

福山明确将他的“历史终结”愿景，与“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趋同”截然对立。在他的叙述中，自由主义不会与任何体系“趋同”；它只会征服。“后历史”时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非自由主义的“彻底枯竭”，以及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尽管自由主义拥护者鲜少承认，但福山的“历史终结”假设实际上指出：西方自由主义是一种具有全面统摄性的意识形态，试图主宰一切。而在1989年的福山眼中，自由主义的永久霸权是真实、可期的。

到了2020年代中期，福山所幻想的“自由主义核心”开始越来越像一个非民主的边缘地带。学界甚至创造了一个新词——“非民主自由主义”，相当贴切。

历史终结的自由主义凯旋叙事如今所剩无几，只剩下让·鲍德里亚的“凯旋的幻象主义”。鲍德里亚在1986年的《美国》一书中所遇到的那个“唯一幸存的原始社会”的清冷“美利坚”，如今愈发不带讽刺意味地显得原始。所谓“富裕文明的无脑奢华”在纽约、米兰与巴黎愈来愈难以觅得。集体意义上的“西方大国”在其公民、甚至在外部竞争者眼中，都越来越不像“大国”，也越来越不像“世界力量”。

福山最关键的错误，或许是将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绑定在一起。事实上，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概念范畴：民主是一种政体，而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民主比自由主义古老得多。自由主义可追溯到英国内战与约翰·洛克的《政府论》；民主制度则可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克里斯提尼在雅典的改革。

自由主义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民主的地方。“非自由民主”虽然在1990年代才成为反对福山叙事的术语，但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早已广泛存在。此外，自由主义向来带有精英主义色彩。例如，拿破仑不是民主主义者，而是自封皇帝；若今日仍统治法国，福山的追随者大概会称他为独裁者。黑格尔对此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民主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无法维系他所认为的世界历史目标——那种开明的自由主义社会。在《法哲学原理》中，他甚至论证说，民主将会破坏国家的理性形态：

“认为国家的一般事务应由每个成员共同审议与决定……等同于提议把毫无理性形式的民主成分塞进国家机体之中，而国家之所以成为机体，全赖其具备理性的形式。”

自由主义迷恋的是形式化的平等，以及沿自由主义路线推进的“理性化”过程，并非民主本身。事实上，自由主义与代议制民主的融合非常晚近，主要发生在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强权之后。而今日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也与“民主”关系不大，核心冲突完全在于——自由主义本身。

自2022年2月以来，随着乌克兰东部的炮火持续，西方人越来越清楚：一个新的、非西方的核心正在成形。它的形态尚未确定——能源区块、贸易组织、战略同盟等——但它都意味着：非西方世界的意识（Geist）重新觉醒。

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非西方世界长期只是“自在之物”（in itself），如今开始“为自身存在”（for itself）。用柯耶夫的语言说，它正在寻求并获得承认（recognition）。无论用何种框架，非西方世界显然在重新主张它于19-20世纪西方力量达到顶峰之前所拥有的地位。

这个新兴的、或再兴的体系，无可争议的中心就是中国。

1990年代，许多西方自由派相信：邓小平推动的经济开放将自然引向自由主义。他们本应知道，中国本就有影响西方已久的“自由放任传统”。

一百多年来，经济史学家一直注意到法国重农学派对中国政策（或他们所认为的中国政策）的兴趣。孔子阐述了贤能的统治者可以“无为而治”的理念，而儒家士大夫们深知“减少对百姓的控制”可以作为一条积极的治理原则。

弗朗索瓦·魁奈

正是中国的“无为”原则，似乎在法国王储与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之间一次令人难忘的对话中得到了呼应。魁奈后来撰写了一部极具影响力的论著，题为《中华帝制论》（Despotism in China）。王储问道：“如果你是国王，你会怎么做？”魁奈回答：“什么也不做。”西方对亚洲的借鉴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遗忘，但“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的整个纲领似乎正是受到了中国古老的“无为而治”观念的启发。这大概就是为什么魁奈的一位同时代人称他为“欧洲的孔子”（le Confucius d’Europe）。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中国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富裕。”他强调，中国长期以来都是“最肥沃、最精耕细作、最勤劳、最人口众多的国家之一”。尽管斯密对“中国式政商”持保留态度，但他对中国的重视程度远超二十世纪末的自由贸易意识形态者。

如今回望，福山当年的中国观既狭隘又熟悉，而且自信程度惊人。他的假设已成为西方自由主义最常见的粗糙定式：经济自由化 → 消费主义 → 西方式民主化。这只是愿望而已。

相比之下，许多指标显示，中国在多个方面已超越自由主义西方。如今几乎不必多言：当下的西方体系，尤其对年轻人来说，正在严重失去合法性。不久前，西方公众与福山一样仍真诚相信：“自由资本主义是人类政治与经济生活的终极形式”（ne plus ultra）。但今天，很难否认，中国与某些非自由国家在某些关键指标上已经实现了“更进一步”（plus ultra）。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一点，自由主义思想与文化已不再主宰世界的地平线。

三、最古老与最新的（The Oldest and the Newest）

在当代中国，黑格尔与柯耶夫仍具哲学吸引力，但福山则被视为粗糙且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思想者。他的观点在中国知识界看来早已被事实否定。与其陷入已经逐渐崩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党内官员更倾向于提出文明史层面的问题。毛泽东时代已被纳入历史叙述——虽不无反思——而今日中国知识阶层的目光已投向未来：

半个世纪后的中国，将是什么样子？

它毫无疑问会更富有：在很多方面，它已经如此。它也必然会更强大：即便如今，中国的力量或许可以争论，却无法否认。

但问题在于：当代中国正在构建的这个宏大国家与经济体，其最终目的是什么？

中国国家的自觉目标似乎是：将未来科技发展的最前沿，与自身文明最深的根基结合起来。儒家经典与其他传统典籍引发巨大兴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视为仍在推进中的“中国式生活方式”的更深层理据。从许多角度看，儒家哲学非常契合现代中国国家结构。它天然支持一种由知识官僚治理的模式，而这恰是今日中国共产党体系的实际政治运作方式。

西方自由派会震惊，但黑格尔说的只是老生常谈。他写道：“因此，中国成功地获得了最伟大、最优秀的治理者——他们完全可称得上拥有‘所罗门式的智慧’（Solomonic wisdom）……自从[弗内隆（François Fénelon）的《泰勒马克》（Télémaque，1699）]以来欧洲涌现的各种理想王子形象及其教育方式，都在中国得到了实现。”

黑格尔接着说：“在欧洲，不可能有所罗门。” 对21世纪的欧洲人来说，这话恐怕还真难反驳。

儒家传统也为中国人提供了伦理与道德的衡量标准。然而，黑格尔本人对儒家文化评价严苛。他承认中国的行政机制“完美无缺”，其国家治理始终令欧洲人“惊讶”。

但他认为儒家缺乏他所谓的“主观性要素”（the element of subjectivity）。儒家经典中虽不乏“正确的道德格言”，但其“缺乏思辨勇气”让他不满意。他最终认定：中国前现代政治文化中，“主观心灵的全部诉求都缺席。”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黑格尔眼中，儒家既不够“个人化”，也不够“深沉”。然而黑格尔也承认儒家道德曾在西方倍受赞誉，关键在于，黑格尔清楚自己对儒家的负面看法并非西方主流。

与此同时，在中国人看来，当今西方的景象是动荡与混乱。在这一背景下，黑格尔的另一段话显得格外贴切。他在《历史哲学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写道：

“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开始，因为这是历史给予我们记载的最古老国家。事实上，中国的原则具有如此根本性，以至于它对这个帝国而言既是最古老的，也是最新的。”

最古老，也是最新的。还能有比这更精准的概括，来描述今日中国试图创造的东西吗？

四、再文明化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Re-Civilization）

当今几乎无人会主张：中国的未来是自由主义式的。相反，它的未来是文明性的。中国并不寻求废弃或压制自身的古老文明，而是要复兴传统，把历史过去与未来社会结合起来。这是对西方那套已经崩塌的“历史终结”思维的彻底否定——是对历史的自觉重申，是对文化记忆的战略性拥抱，也体现出这样一种认识：除非进入真正的“末世论领域”（eschatological realm），历史根本无所谓终结。

对于无神论者而言，在最后一个人死亡或不再像人类时，历史即终结；对有神论者来说，历史在上帝决定的时刻终结。但任何试图寻找一个永久性的“后历史”状态都是幻想：那是启蒙时代的梦，后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自由主义者同样继承。

中国正在走的道路不同。“文明复兴”（Thomas Carlyle称为“recivilisation”）是一个将在未来几十年塑造中国政治与文化的自觉任务。因此，当国家领导人说“中华文明的独特特征必须被尊重并传承”时，他指的并不仅是现代中国，而是指向“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之深厚根基”。

现在问题转向西方：西方是否也会重新文明化？它的政治与知识阶层是否愿意重新尊重其三千多年文明遗产的丰厚基础？我们在西方逐渐意识到的现实是：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自由主义是一种批判性意识形态，而非建设性意识形态。晚期自由主义被削减成一套抽象规则，对西方造成了一连串“去文明化”的后果。

西方之所以混乱，正是因为相信了类似福山在1990年代初散布的陈词滥调。如今，西方知识界开始意识到：我们需要再文明化，尽管他们产生这种意识的理由与中国完全不同，但觉醒正在发生。中国文明的根基在孔子及其思想传统；而西方“离心文化”（eccentric culture）的根源则在希腊哲学、罗马法和基督宗教的复杂遗产中。

许多期待“再文明化”的西方人怀有浪漫想象：似乎现代科技与国家制度将消失，社会会回到古老村落式的封闭生活。

但这极不可能。再文明化的真正过程，是将祖先文明的要素，与超现代的技术与治理方式结合起来。

当西方的自由意志保守派厌恶国家官僚体系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已经认识到：官僚体系本身，就是灌输文明的工具。法律是教师，而官僚体系则是法律的执行者。

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交媒体的唯一目的就是盈利。因此，社交媒体高层“发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规律：要掠夺一个人，就去迎合他的恶习。于是社交媒体变成了一个漩涡般的去文明化力量。技术越能高效激发人性弱点，使人沉迷，它就越有利可图。在一个追求再文明化的社会中，这类诱导恶习的应用要么被严格监管，要么会被具有社会价值的系统取代。

自由资本主义最终会侵蚀自身，因为它迫使人们过度工作与消费，使他们无暇以足够数量生育与抚育下一代，以维持劳动力规模。

合理的回应是：重塑经济结构，使“稳定家庭的形成”优先于短期GDP增长。这意味着：

·生产与消费必须围绕实现替代生育率进行安排；

·国家必须积极参与收入再分配，将资源从“无生育意义的消费”转向家庭；

·国家必须积极推动“家庭生活”成为基本追求目标。

自由资本主义已被证明会推动年轻人走向“无繁衍意义的消费”，只因这符合短期利润最大化。

历史学者伯恩德·勒克（Bernd Roeck）指出，“过高出生率的问题”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就已被讨论。但今天，中国面临的是低生育率问题——它虽略高于德国等数个欧洲国家，却低于欧盟整体与美国。这既与快速老龄化相关，也仍带有计划生育长期执行的后遗症。

然而，西方没有资格自满：中长期来看，中国在人口结构上的优势远大于表面数据。例如农业就业：欧洲约3.8%劳动力在农业，美国约1.6%，中国仍有超过22% 劳动力在农业。这意味着：若城市每年需要1%的劳动力增长，中国乡村至少还储备约17年的潜在劳动力。但当中国为这种人口流动建造大规模住宅项目时，西方批评者却称之为“鬼城”。

在再文明化工程中，“鼓励生育政策”将是所有先进国家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关键不是西方人希望看到的“中国生育率低”，而是中国改变了生育政策，现在公开将生育率视为国家战略性问题。生育被冷静地视为国家与文明的重要指标，不再与移民挂钩。换言之：中国正在向一种“亲生育型文明国家”转型。

美墨边境聚集大量非法移民 美联社

华盛顿、巴黎、伦敦、柏林——都没有类似中国的文明国家意识。越来越难否认：在整个西方，高移民与去文明化效应是关联的。但幸运的是，自由主义并不是福山宣称的“西方理念”。

在雅各宾派噩梦与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政治家与思想家曾做出冷静且务实的反思。随后，西方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高速增长与“文明重新焕发”（effulgence of recivilisation）。经历冷战后期与“历史终结论”的幻觉之后，我们也应该期待一个新的文明复兴时代。

新的文明复兴时代带来了一系列的新可能：中西的“共同再文明化”。这种思想打开了新的可能性：或许西方与中国能够共同进行再文明化。或许这两个文明“最古老与最新”，可以停止将彼此视为竞争者，开始意识到双方都致力于一种积极的历史进程。

一种世界历史性的进程，但不是福山式的“普遍与同质”。

而是一种自觉的历史过程，在这其中：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s）能被承认，历史性文化可以并存、协和，并且文明之间可以在差异中共处与和谐。

也许，正是这种愿景——把西方重新带回历史之中——才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