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八十年前，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台湾得以光复；八十年来，统一始终是历史大势，是正道。台湾作家蓝博洲长期致力于追寻台籍共产党人的足迹，书写台湾同胞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通过数十年的挖掘考证，逐步还原白色恐怖时期的真相。

前不久，在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举行的白色恐怖受难者秋祭活动中，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蓝博洲时隔多年再度互动，并主动表示将与他联系。

2025年11月，新潮观鱼在上海再次对话台湾作家蓝博洲。在历史真相与“台独”扭曲历史的交锋下，仍有太多事实值得被看见。本次对话将分为三篇，深入挖掘那些不应被遗忘的历史细节。本文为对话上篇。

【对话/新潮观鱼】

“郑丽文看到我很惊讶欣喜”

新潮观鱼：蓝老师，很荣幸邀请您来到观察者网分享观点。我们注意到，前不久白色恐怖受难者秋祭活动在台北举办时，您在现场并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有所互动，能否分享下你们聊了什么？

蓝博洲：郑丽文坐在第一排贵宾席。我坐她后面，想跟她打个照面，看看以后有没有一起推动一些事的可能。之前我怕连累她，不找她。我在台湾是被扣“红帽子”的“统左派”。

2025年11月8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右二）、作家蓝博洲（中）与白色恐怖遇难者遗属等出席台北马场町秋祭仪式。 视频截图

当天在现场，她看到我很惊讶欣喜，开口就用闽南话跟我说“我要找你”。我回她说“我不敢找你，怕连累你，对你不利”。她马上说没关系，她会找我。她这样说，当然就给以后一起做一些事留了可能性。

我带了一套我们人间出版社今年出版的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台湾光复80周年的书。她说“你的书我都买了”。我说是新的，就送给她了。她交由助手收好。

视频截图

我们俩，不能说不是朋友。早些年，我们立场不同，加上她年纪比较轻，就没什么交集，到了2004-2005年，陈水扁“两颗子弹”（三一九枪击事件）发生后，侯孝贤导演找我加入“台湾民主学校”，我和郑丽文在那里一起战斗过。

当时侯孝贤任“台湾民主学校”校长，找了许多文化界名人参选“立委”，但没人敢跳出来，最后只有我和郑丽文实际投入。我在苗栗参选，她在高雄参选。后来她又加入了国民党。

左起：侯孝贤、雷倩、高金素梅、许信良、蓝博洲、郑丽文蓝博洲老师供图

当天在秋祭现场，郑丽文起身发言前，还特意回过头来，问我纪念公园设立的历史，想确认一下她准备的内容是对的。她知道，在台湾研究左翼历史和白色恐怖的，就是我嘛。

我告诉她，这个公园原来叫白色恐怖纪念公园，1998年在陈水扁任台北市长时动工，2000年在马英九的台北市长任期内落成，改名为马场町纪念公园。这个进程的开始是我在台北市政府和白色恐怖受难者之间搭桥。

当时，陈水扁要跟国民党争权，林书扬、陈明忠这些白色恐怖幸存者则需要在社会上发声，寻求历史的平反，一方是“台独”，一方是统派，双方的合作不可能一步到位。基本的原则是，台北市政府要尊重这些受难人的政治立场，不能扭曲他们追求国家统一的立场。

新潮观鱼：郑丽文出席秋祭在岛内引发了不小的反响，她是首位就任后以秋祭为首个重要公开社会活动的国民党主席。从您的角度看，她的行动传达了什么样的信号？

蓝博洲：其实在郑丽文出席今年秋祭之前，台湾社会基本上没什么人关注这个活动，只有受难者遗属和我们这些少数关心历史的人会参加。我从1991年第一年举行秋祭就在场，后来因为不住在台北，没有每年都来。以前，春祭、秋祭时经常刮风下雨。在凄风苦雨的河堤边的当年刑场，你能感受到历史的悲凉。

1997年2月21日，白色恐怖受难者遗属参加马场町春祭。

今年不一样，艳阳高照，来的人那么多。这主要因为前一阵大陆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在岛内引发话题，郑丽文又作为新当选的国民党主席亲自来到现场，让这样一个长期不被关注的庄严活动受到社会和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是好事。

她当天以国民党主席身份手持花圈，向那些上世纪50年代牺牲的烈士三鞠躬。这并非主办单位要求，是她主动的，三次鞠躬都是90度，看起来很诚挚。我都做不来，我顶多到45度。

2025年11月8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参加马场町秋祭仪式，并向遇难者敬献花圈。 视频截图

她的致辞从马场町纪念公园的设立开场，光这点，就能立于不败之地，等于告诉“台独”，“不能批评我，这公园是你们阿扁‘台独’设立的。”

其实“台独”给她扣“红帽子”，等于暴露了他们这么多年消费台籍共产党人的虚伪。

这次事件也很好地揭露了台湾社会的矛盾，告诉我们两岸融合的最大障碍在于：台湾社会因台当局长期宣传而被“洗脑”的“反共”意识。

郑丽文这次一来，代表风向变了，社会大众开始了解这段被沉埋多年的历史。最重要的是，她通过这个行动，揭穿了“台独”利用台湾人悲情搞“转型正义”的虚伪。

新潮观鱼：有人注意到，郑丽文发言后半段称要“超越统独”，谈民主自由价值，群访环节还强调吴石不是活动主要纪念的对象，并称自己出席活动前再三和主办方确认现场没有吴石相关的物料，您怎么看她此番表态？

蓝博洲：一些统派朋友说郑丽文致辞都没谈统一，还有人说她谈自由等于默认“台独”也是一个选项，甚至有人给我传微信说“整个被人家端了”。但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她能来这个活动就是好事。

她避谈吴石，不代表她不了解这段历史，当然她也不可能像我这样深刻理解这段历史，否则她就当不上国民党主席了。有关吴石的问题不能对她有太高要求，她有她的身份。

而且秋祭的主题本来也不是纪念吴石一个人，吴石是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高级别的情报官员，他背叛了所谓的“党国”，郑丽文现在是国民党主席，媒体就会去问她。她那样回答我觉得是很自然的。绿媒就是要抓她的小辫子，她怎么回答都会变成人家的谈资。

2025年台北马场町秋祭活动现场，吴石将军被列为活动缅怀的烈士。

我不是帮她说话，我也没有条件和立场帮她说话，她到底怎么想我不知道，我只能从客观的行为去做一些理解。

如果媒体当天来问我，我会说这个活动的意义是让台湾民众了解历史的真相，可没人会问我，因为我没有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在台湾社会，今年的秋祭是无限上纲上线的一个场合跟节点，有关吴石的问题变成了焦点。其实那些台媒记者的提问，也反映了台湾社会存在的“反共”情绪，如果所有台媒提到秋祭都是正面报道，那今天的台湾就不是这样了。

“国民党人应该想一想，吴石当年为什么会背叛所谓的‘党国’？”

新潮观鱼：您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追寻台籍共产党人历史的路？

蓝博洲：我写的第一篇报道就是采访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北市委书记郭琇琮的遗孀。郭琇琮毕业于台北帝国大学，是个充满理想主义的人，日据时期他因抗日活动入狱，在“二二八”事件之后加入地下党，1950年牺牲时年仅32岁。

他牺牲前交代家人：“把我的尸体用火烧了，把骨灰撒在我所热爱的这块土地上，也许对老百姓种空心菜还有些帮助。”采访时我一边听一边记录，听到这句遗言深受震动，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郭琇琮（1918-1950）

那时我才意识到，原来台湾有过这样理想主义的人。在此之前，我参与过一些政治活动，也目睹了后来组成民进党的那些所谓“党外人士”——在民进党成立前就反对国民党的人——的嘴脸。我不相信那些人能把台湾带向什么好地方，觉得台湾已无希望，只想躲回自己的文学小天地，在虚构的文学里构建理想世界。

但这次采访让我发现，台湾曾有过如此优秀的人，他们就是台湾的希望。从那时起，我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决定把他们的故事一个一个写出来。我也看清了“台独”派，决心与他们对抗，任他们谎言千变万化，我只要坚持说真话，等到某个时刻，就一定能戳穿谎言。

可惜后来社会环境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一直到今年《沉默的荣耀》播出，再到秋祭，“台独”的谎言不攻自破。事后他们还想给郑丽文扣“红帽子”，所谓“台独理论大师”林浊水还在脸书发文，称郑丽文参加的马场町秋祭“被追思的，与会的，全部都是统派共产党一路人士”，那我就顺势把他的脸书截屏，加上点评发文说：“的确，马场町刑场枪毙的都是‘红帽子’，没有一个是‘台独’。”

我平常很少在网上与人互动，但我那篇帖文一下子收到几百个赞，其中很多来自有影响力的人，甚至连一些曾经亲绿、主张“台独”的人也来点赞。

所以，我认为这次事件所取得的最大突破就是，让更多台湾人意识到，白色恐怖受难者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人。虽然过去也有人知道，但现在台湾的共产党人至少能够被公开提及，而不只是被称作“匪谍”。

当前台湾舆论争议的焦点落在了吴石身上，比如说郑丽文出席秋祭是不是祭拜吴石。其实这问题本身并不重要，无论你台当局是否承认吴石是烈士，他都是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难者之一，并且是当年给地下党提供情报的牺牲人员中，在国民党当局任职层级最高的官员。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当局按照蒋介石的杀人密令，匆匆将（左起）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四人押赴刑场。（图源：脸书账号“徐宗懋图文馆”）

但现在包括国民党主席在内的许多人对此都选择了回避，这背后反映出一个问题：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还是存在摒弃不了的“反共情结”。

如果现在问我怎么看，作为一个普通民众、一个历史后辈，我只问一个问题：不管吴石是不是共产党，我只想问问国民党，你们是否应该深刻反省——像吴石这样有军事谋略，得到蒋介石赏识的人，为什么会背叛所谓的“党国”？如果他的背叛是“万恶不赦”，那他为什么要放着高官不做去做“匪谍”？是什么样的“党国”让他选择了背叛？

我们应当追求一种更高的对历史人物的认知，肯定一个历史人物的价值不在于他的党派，不在于他有没有加入共产党、是不是共产党的间谍，而在于理解：在内战年代，他为何会做出那样的抉择。

这样，整个台湾社会和民众的认识才能提升到一个思想高度，这样的民族才有希望，而不是陷入所谓“帮共产党就该被抓”的逻辑。民进党用“反共”的狭隘意识来解释历史，本质上是在消费那些牺牲者。

作为从大陆移居台湾第六代的客家人，我要讲述的，是台籍共产党人的故事。他们是台湾的精英，为了光复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台湾，回祖国参加抗战。他们当时只知道重庆政府，为什么后来会选择共产党？如果共产党真的“万恶不赦”，那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我们台湾最精英的一批人脑袋都坏了吗？显然不是，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走上那条“不归”路？这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大陆从事对台工作的人员，也应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如何对长期被迫接受“反共”宣传与教育的台湾民众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宣传。关键是要突破台湾社会“反共”的共犯结构，颠覆一些台湾民众被台当局长期塑造的“反共”意识。这才是关键。台湾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上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