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青年MAGA運動領袖查理·柯克被槍殺，在美國乃至全球引起巨大反響。這起槍殺案反映了美國政治、社會面臨怎樣的衝突？特朗普政府對柯克之死的應對，與歷史上的政治暴力有何不同？

【觀學院直播廳-思想者說】第13期聚焦這起“悲劇”，邀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龔炯、克里斯托弗紐波特大學副教授孫太一與上海外國語大學傑出教授黃靖三位在美國工作生活多年的學者，進行權威解讀。

本文為對話實錄下篇，上篇見鏈接。

【整理/觀察者網 鄭樂歡】

·持槍權的雙重悖論：不同理解還是價值觀的根本對立？

黃靖：實際上這就引出了兩個核心問題：言論自由與擁槍權。關於擁槍，我們可以稱之為一個“雙重悖論”。查理·柯克曾有一句代表性言論：“我不同意你拿槍來打我，但我捍衛你持槍的自由。”這就產生了一個悖論：你既然不同意別人對你開槍，卻又堅決維護別人持槍的權利——他甚至認為，為了捍衛這項權利，即使付出一些人命的代價也是可以理解的。這就引出一個關鍵問題：關於擁槍權的爭議，究竟是源於對權利本身的不同理解，還是價值觀層面的根本衝突？

我在美國生活了將近40年，家中從未買過槍——儘管我也在猶太社區居住過多年。這只是我個人的選擇。但在我看來，擁槍問題很可能反映了價值觀的根本對立。正如剛才龔炯教授提到的，很多美國家庭，特別是右翼陣營及許多白人群體，不僅將擁槍視為一項權利，更看作是一種捍衛自我的責任。他們認為，保護自身安全的責任在於個人，而非公權力；他們不信任公權力，甚至認為公權力可能壓迫人民。因此，持槍被他們視為對抗潛在壓迫、保護自己的最後手段，是一種責任感的體現。

觀學院直播廳【思想者說】第13期

那麼，我想請教兩位教授：在美國，無論是擁槍還是言論自由，當一種自由的行使明顯傷害到他人時——例如，你可以隨意批評他人，卻不允許他人批評你——這就不再是健康的言論自由，而可能滑向某種專制的行為。

我們知道，在民主理念中，兩個最重要的概念是“平等”與“自由”。但在任何群居社會或組織形態中，包括國家，平等必然是更為重要的前提。因為沒有平等界定的自由是空洞的，缺乏平等約束的自由很可能退化為“叢林法則”。

因此，在我看來，對平等的捍衛至關重要。只有平等得到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具有實質意義，人的尊嚴才能真正確立。在此基礎上，社會互利與合作才能實現，全體成員才能共同受益，社會進步也才有了根本保障。

那麼，具體應如何體現平等呢？以言論自由和擁槍權為例，是否意味着“你有開槍打死我的自由，我也有開槍的自由”？這其中確實存在許多雙重悖論。龔老師，您認為言論自由與擁槍權之爭，是價值觀的根本衝突，還是源於對利益的不同理解和解釋？

龔炯：我認為對於美國的擁槍文化，其理解甚至需要超越價值觀層面的探討。黃教授剛才提到擁槍者最常用的理由是保衛個人安全、行使個人自由，但在我看來，這些說法都很表面。美國的擁槍傳統，必須追溯到其建國歷史——這個國家從誕生之初就與暴力緊密相連。建國過程中的種族滅絕、對印第安人的系統性屠殺、奴役制度，其前半段歷史幾乎都離不開槍。包括後來美國的外交政策，也帶有強烈的暴力與攻擊性，槍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因此，我認為擁槍已不僅僅是文化或價值觀的問題，而是深深嵌入美國社會基因的一種特質。美國人骨子裡相信暴力，他們對“自衛”的理解與我們東方人完全不同。舉個例子：西部片裡兩個人對峙，腰間都別着槍。什麼才算“自衛”？在他們看來，誰先拔槍，誰就是在自衛。這種對“防衛”的理解，反映出槍支已不僅是工具，而是身份認同與行動邏輯的一部分。

在我看來，美國整個民族、歷史與文化中都瀰漫着槍支的影子。這種對槍的根深蒂固的熱愛，幾乎是基因里、血液裡帶來的，極難改變。

我甚至建議從個人成長背景入手，分析那些對美國外交政策有重要影響力的人——他們從小在什麼樣的環境中長大，是否也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這種“誰先動武誰主動”的邏輯，我認為這非常相關。總而言之，槍支對美國而言是基因層面的問題，遠不止價值觀衝突那麼簡單。

黃靖：我同意。我一直強調，美國的外交決策機構中，按重要性排序，國防部排在第一位，然後是國務院、國安會。美國總統一出事，第一反應往往是：“我的航母在哪裡？”這不僅源於其霸權地位，也體現出一種武力優先的思維定式。例如，美國最早的外交政策——1823年的門羅宣言，就極具進攻性：宣稱“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排斥其他殖民勢力，不惜動武捍衛這一原則，幾乎沒有談判餘地。

那麼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言論自由與持槍權之爭，究竟是價值觀分歧，還是如龔教授所說，屬於更深層的文化與基因問題？我想請孫教授也談談看法。

孫太一：是的，關於持槍問題，因為我在威斯康星生活過很多年，現在又在華盛頓地區，感官上確實非常不一樣，能感受到擁槍的群體非常多元，理由也各不相同。當年在威斯康星的時候，當地有狩獵文化，每年到了特定時候，大家就會去狩獵火雞，過一段時間去獵鹿，再晚些時候去打熊，不同的季節分得很清楚。家家戶戶都有一個專門放槍的保險柜，有些保險柜甚至是玻璃的，可以對外展示。所以當地人首先會覺得這是控制鹿群數量的需要，也有生態方面的理由。但你要從他們手中把槍拿走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他們從小看着大人狩獵，十幾歲的孩子就跟着大人一起進林子打獵了。

這種文化很難改變。不過在威斯康星，如果你去問，幾乎沒有人會支持平民應該擁有自動步槍這種能造成大規模殺傷的武器，甚至半自動步槍很多人也不太能接受，因為打獵時一槍一發子彈就足夠了。

到了華盛頓之後，你會發現遊說團體非常強大。軍火生意有巨大利益，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RA）的影響力使得共和黨的許多議員在上台前都要跟相關協會簽保證書，承諾當選後不會反對擁槍。如果不願意簽，初選時可能就被篩掉了，或者政治對手會獲得大量資金支持。

美國全國槍支協會

剛才龔老師也提到美國的政治文化，建國時有這樣的理念：要小政府，大家都能擁槍，這樣在政府出現暴政時，民兵可以集結起來挑戰暴政。在美國中西部，大家都有大片土地，一旦擁有槍，就有安全感，覺得沒人能侵犯自己的私有財產。這種意識形態影響了很多群體。把這些不同群體加起來，在美國就形成了一個比較龐大的擁槍群體，使得擁槍成為了重要的核心議題。

就柯克而言，言論自由和槍支問題一樣，是一個雙重悖論的議題。他口口聲聲說要推動言論自由，讓不同聲音在大學校園裡得到發表，他自己創立了“Turning Point USA”組織，但卻列了一個“Professor Watchlist”名單，把那些在課堂上講述批判種族理論、批判白人至上等內容的教授列上去。雖然他口頭說捍衛言論自由，但他的組織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是在挑戰這些教授的言論自由。所以，無論是在槍支議題還是言論自由議題上，柯克身上都體現着這種雙重悖論。

龔炯：黃教授，我想補充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您也在美國生活過，而我在美國生活了將近20年。我個人對美國社會最深的感受可以用兩個詞概括：一個是"gun"（槍），另一個是"god"（上帝）。這兩個詞在美國政治生活和普通人生活中占據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我有一個評論：上帝是讓生活美好的，槍是讓生活安全的。但把槍和上帝結合在一起，生活就既不美好也不安全了。這是我的感受。

黃靖：我有同樣的感受。我在猶他州立大學教了9年書，最大的體會就是他們對宗教的虔誠——摩門教徒非常虔誠，對槍也非常虔誠。所以我得出同樣的看法：如果你為了捍衛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上帝而對他人進行攻擊，那麼槍就是最有效的攻擊手段。這就造成了一個非常危險的局面：我的信仰、我的言論自由、我的生活安定、我的幸福，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呢？是建立在我可以隨時隨地對那些不同意我觀點、不同意我的上帝，我認為有敵意的人主動發起攻擊的基礎上。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做法。

正如你所說，美國的外交政策實際上也體現了這種思維：一旦我認為你對我構成威脅，並且我能夠消滅你，我就一定會先發制人，一定是單邊的。這看來是美國一貫的政策。但如果打不過你，或者認為你和我同樣強大，這時才能坐下來談判。這裡還出現一個問題。

孫太一：我覺得這個問題本身的絕對情況和相對變化還是需要說明一下。在美國這樣一個幾乎每個家庭都有權買槍的社會裡，在政治如此兩極分化的情況下，槍支暴力仍然算是相對罕見的情況——至少還是能成為新聞的。雖然不時會聽到校園槍擊這樣的消息，但既然人人都能持槍，這本身反映出美國絕大多數民眾還是比較理性、比較冷靜的。當然，一旦有人頭腦發熱，就很難阻止了。

擁槍群體認為，要保護自己，在別人有槍的情況下，你自己也必須要有槍才能自衛。而民主黨的想法是，如果大家都沒槍，不是更安全嗎？但這個問題誰也說服不了誰。

當地時間2019年8月17日，數百人在美國舊金山市政廳外集會，要求聯邦政府推動新的槍支管制立法，避免槍支泛濫引起的傷亡事件再度發生。

黃靖：對此我稍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把整個社會、全世界放在一起比較，你會發現美國的槍擊暴力事件遠遠高於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國家。包括歐洲一些允許持槍的國家，甚至包括一些形態比較原始的國家，比如非洲。但就人與人之間、個體之間發生的槍擊事件概率而言，雖然我沒有具體的統計數據，但我知道美國肯定是遠遠高於其他國家的。

我親眼見過這樣一件事，在猶他州的時候，好像是父親和兒子，還是叔叔和侄子，拿着槍滿城追。我們都不敢去勸，只能開車擋在他們中間。因為你如果直接上前，可能會挨一槍。不過這可能也只是他們表達憤怒的方式，並不一定真的要開槍打死對方。但在極端憤怒的情況下，情緒是很難控制的。

·媒體與傳統媒體的衝突乃至對立：僅僅是因為傳媒方式不同嗎？

黃靖：那麼這裡我想提出另一個問題。我們知道，至少從我的觀察來看，在美國，媒體長期以來都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和力量。但大概從奧巴馬第二任期開始，隨着網絡的興起，出現了社交媒體和自媒體。這就產生了一個現象：自媒體和傳統媒體在傳播方式和內容上都很不同，不過起初它們還能相輔相成。

但從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我們發現自媒體和傳統媒體越來越對立，越來越分道揚鑣。通常看自媒體的觀眾會認為傳統媒體說的都是假話，都是些高大上、虛偽的內容。而傳統媒體則認為看自媒體的人都不理性，沒受過教育。

在這次柯克被暗殺的事件上，傳統媒體和自媒體的對立就非常明顯。傳統媒體如《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等都承認這是個悲劇，呼籲理性。而自媒體則形成尖銳對立的兩派，左右陣營都在激烈對抗，充斥着不容忍的聲音，大量陰謀論在自媒體傳播。

柯克遇刺現場紐約時報

如何解釋這種社會現象？本來大家都是為了傳播信息，自媒體的目的也是傳遞信息，實現信息多元化，讓我們能做出獨立、理性的判斷。但現在卻越來越情緒化，甚至連傳統媒體也在向情緒化發展。我們看到《紐約時報》發表的一些社論，包括托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雖然說是要給總統建議，但內容與我以前讀到的很不一樣，帶着一種悲憤、急躁的非理性情緒，更加感性。

這種情況在美國社會是不是很獨特？但這種傾向性確實非常明顯。這對言論自由、社會和諧、社會運動和政治走向都會產生巨大影響。孫教授，您怎麼看美國越來越明顯的傳統媒體與自媒體之間的對抗和分裂，以及它們可能產生的影響？

孫太一：確實，我認為傳統媒體有一定的職業操守和操作規範。比如美聯社要做一則報道，可能需要核實多個消息來源後才會發布。而自媒體則不同，它們可以捕風捉影，不一定需要完全核實事實。這就導致傳統媒體的運營成本要高得多。

但傳統媒體還面臨另一個挑戰：經過核實的報道往往採用平鋪直敘的方式，很難吸引眼球，導致流量可能不高。而很多自媒體擅長捕捉事件中容易產生流量的爆點來吸引關注，比如使用特別勁爆的標題等。在這個流量為王的時代，自媒體很容易獲得大量受眾和粉絲，進而帶來經濟效益，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相比之下，傳統媒體卻面臨越來越大的困境：既要保持原有的報道規範和準則，又難以吸引足夠的流量。因此，很多傳統媒體也開始下場開設自媒體賬號、製作播客等，但效果可能並不理想。

柯克本人就是這個流量為王時代的產物。他通過製作播客節目，以獨特的敘述方式和對事實的處理方法，吸引了大量聽眾。他不需要受制於必須核實每句話真實性的條條框框。這使得傳統媒體，尤其是那些可信度較高的中立媒體，反而處於劣勢地位。

當然，無論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還是《華爾街日報》，它們的新聞報道和社論版塊之間還是存在差異的。我認為新聞報道本身仍在追求客觀事實，但這些媒體的社論版塊實際上反映的是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和社會撕裂的現狀。

黃靖：龔教授，您對這個現象有什麼看法？

龔炯：我認為這與傳播方式的變化密切相關。傳統媒體採用的是一種“廣播”模式，無論是報紙還是電視，本質上都是一對多的傳播形式。為了擴大覆蓋面，它們通常會採取相對居中的立場——這背後有商業利益的考量，過於偏激的立場會喪失部分受眾。

但自媒體的傳播邏輯完全不同，它依賴的是用戶轉發。在當今社會越來越呈現“啞鈴型”兩極分化的情況下，中庸的內容很難引發轉發欲望。自媒體需要提供符合特定受眾偏好的、更具傾向性的內容才能獲得傳播。這就導致其內容往往不是居中而是趨向極端的。

不過我認為主流媒體有一點做得很好，比如福克斯新聞。正如孫老師所說，它們將新聞報道和社論評論嚴格區分。福克斯的評論板塊可能偏右，但其新聞報道仍然尊重事實。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自媒體往往將報道和評論混為一談，一切都是觀點。而主流媒體保持着新聞是新聞、評論是評論的專業界限，在新聞報道中仍然堅持事實標準。一旦將評論與事實混為一談，事實本身就不重要了。

黃靖：作為一名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我認為在信息時代，自媒體的泛濫對美國這樣的國家蘊含着相當大的危險。在傳統媒體主導的時代，決策者擁有一個優勢：他們能先於大眾獲取信息，這給了他們分析判斷的時間，從而做出相對理性的決策。

而現在隨着自媒體的泛濫，決策者和大眾幾乎同時獲取信息。如果遇到像特朗普這樣的領導人通過自媒體進行決策，很可能為了搶時間而做出第一反應，這種反應往往是不理性的。就像有人在街上打你一巴掌，本能反應一定是打回去，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但如果能冷靜思考，選擇報警，反而能讓對方受到法律制裁，更好地維護自身利益。決策也是如此，需要冷靜分析的理性空間，而自媒體的即時性恰恰壓縮了這個空間。

·全球右翼的聯動與呼應：大趨勢還是“群氓”？

黃靖：那麼在當前美國的情況下，決策者面臨巨大壓力。這種壓力在於他們過去對信息的特權——無論是通過保密條件還是通信渠道率先獲取信息——這一優勢正在逐漸消失。這就更需要領導者具備沉着的定力，保證對信息進行分析和決策。

而我們現在看到美國卻在反其道而行，尤其是特朗普用推特治國，使得整個美國從決策層到社會政治動向都越來越情緒化。我認為從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這實際上是不利的，甚至是危險的。

這裡還涉及另一個與自媒體相關的問題。柯克被刺殺後，我們發現全世界的右翼群體中形成了一種波浪效應和聯動。比如日本右翼群體也會高調紀念柯克，並對自己的政府提出批評。澳大利亞、歐洲，甚至我在一篇報道中看到，埃及這樣的非洲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現象。無論宗教信仰和價值觀如何，各方都在利用柯克這一事件，導致整個右翼力量形成大規模聯動。

我的問題是：這是一個大勢所趨嗎？即整個世界在向右轉，特朗普走在前列，轉向保守方向。比如印度右翼也在利用這一趨勢。或者這只是暫時的現象，一種所謂的“群氓效應”或波浪式衝擊？我想聽聽兩位教授的看法：當前世界政治發展趨勢是越來越向右翼保守方向發展，尤其是在歐洲等經濟發達地區，還是說這只是一個暫時的社會和政治現象？孫老師您怎麼看？

孫太一：我認為當前許多國家右翼逐漸得勢，總體上與二戰後的全球化趨勢有關。全球化曾給各國帶來紅利，但現在出現了一定的脫節，使人們開始反思全球化。當生活狀況良好時，大家會感謝全球化、感謝自由貿易；但一旦發現自己的收入變低或飯碗不保，就可能轉向民族主義。

眼下這波右翼崛起，很大程度上與特朗普領導的MAGA運動有相似之處，都涉及民族主義和宗教相關的動員。所以這個大趨勢確實有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潮流的背景，但未必是單向的擺動。比如在法國，甚至在英國脫歐後，已經有很多人開始反思，發現脫離歐盟後英國的生活並非如想象中那樣美好，反而覺得當初留在歐盟內有不少好處。

我認為，其實很多人是將對現狀的不滿，表現在對反建制、特別是右翼思潮的支持上。但一旦右翼上台，人們又會進行二次反思，發現右翼承諾的美好生活並未實現。特朗普現在面臨的美國社會就是如此——他競選時主打經濟牌，批評拜登時期的通脹和物價高漲，但特朗普自己發起的貿易戰顯然也帶來了巨大的通脹壓力。

美聯儲之所以遲遲不願降息，直到這個月才降了25個基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對通脹回落的信心不足，所以非常謹慎。因此，特朗普給美國民眾畫的“餅”現在也受到質疑。美國右翼思潮面臨的經濟狀況和挑戰，在其他國家也有類似之處。一旦右翼上台，他們若想繼續向右推進，可能會困難重重。

黃靖：龔教授，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龔炯：我認為政治歷史本身就是一部搖擺的歷史，一段時間左傾，一段時間右傾，這很正常。從目前趨勢看，未來幾年似乎確實是右翼政治抬頭，包括在美國，甚至在我們比較關注的歐洲也是如此。比如法國和德國即將舉行的大選，恐怕會出現政局變動。我猜測可能會這樣發展。

除了這個因素，我也想強調另一點：世界各地的右翼抬頭，特別是在歐洲，其實與美國右翼主動“輸出革命”有很大關係。你看JD·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發言，還有史蒂夫·班農的組織在歐洲做了大量工作，與英國、法國的右翼進行交流和溝通。我甚至懷疑可能存在資金上的支持。這就是一種“輸出革命”，與美國主流的右翼政治組織在全球範圍內的活動密切相關。

黃靖：確實，如果從更長的歷史維度來看，每當社會出現從左翼轉向右翼或反之的逆轉時，馬克思主義者通常認為這是經濟出了問題。比如上世紀30年代，共產主義運動和納粹主義同時在全世界興起，當時無論美國還是歐洲，經濟都出現了大問題。

我認為當前右翼突然泛濫或抬頭成為大趨勢，實際上反映了過去幾十年經濟繁榮的景象已經不復存在。無論是在歐洲、日本還是美國，都出現了經濟下行的跡象。這樣一來，此前享受經濟繁榮紅利的左翼，現在自然要承擔經濟下行的責任。右翼的興起正是對現狀感到沮喪甚至憤怒的表現，這種情緒發泄到了馬克龍、馮德萊恩、默克爾等左翼建制派身上，當然也包括美國的拜登和奧巴馬，認為都是他們把局面搞糟了。

人們似乎完全忘記了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自由全球化戰略帶來的紅利。不過這個紅利的最大問題是分配不合理，大資本獲得了最大利益，而普通百姓實際上吃了虧。

接下來我想探討最後一個問題：柯克被槍殺事件似乎加劇了美國的社會撕裂。我們知道美國歷史上的肯尼迪遇刺、馬丁·路德·金遇刺、里根遇刺，以及最近的弗洛伊德事件，這些事件發生時美國社會都高度分裂，兩派情緒激動。但當時的美國領導人基本上都採取一致的做法：第一，譴責暴力；第二，呼籲團結，在譴責暴力的基礎上讓美國變得更好。

但這次特朗普的做法很不同。他首先號召為柯克降半旗——儘管柯克沒有任何公職身份，甚至派出專機和空軍二號去接他，並為他舉行大規模悼念儀式。而儀式上的發言嘉賓幾乎清一色地進一步鼓吹MAGA理念，推動社會向右轉。這豈不是在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這種做法與美國以往的處理方式很不一樣。

圖為柯克靈柩下機路透社

我記得特朗普的第一任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在2020年7月辭職時寫過一封公開信，其中有一段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這位總統不是要團結我們，而是要分裂我們。”特朗普是一個製造分裂的總統，而不是促進團結的總統。作為總統，利用這種悲劇性事件來進一步撕裂社會，在我看來是很值得擔憂的。孫教授，您如何看待特朗普這種處理方式？這對美國會產生什麼影響？

孫太一：是的，我們一開始討論過這個話題。我個人認為，特朗普在處理這類議題時，首先考慮的是如何鞏固並激發自己的基本盤，實現進一步動員。所以在柯克的追思會上，儘管柯克的夫人埃麗卡表示“我原諒槍手，因為這是上帝教導我們的以德報怨”，但隨後發言的特朗普卻直言不諱地說自己與柯克夫婦不同，他“特別仇恨對手”。特朗普的這種表述雖然顯示出他的直率，但更深層次上反映了他的思維方式——他需要對立面來維持持久的鬥爭。

如果大家都和解了，他就無法持續製造話題、創造流量來動員基本盤。因此，特朗普的這種政治運作模式本身就使他很難與對手和解，也難以真正代表全體美國人民的利益來治理國家。到目前為止，他仍然只是代表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

龔炯：我接着孫老師剛才談到的內容補充兩點。首先，關於特朗普在追悼會上回應柯克太太引用的聖經話語——“原諒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特朗普當場表示不同意。這本身就說明他根本不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儘管他自稱是“上帝的選民”，甚至說過“我是天選之子”這樣的話。

其次，我想指出特朗普政府在這件事上明顯採取了雙重標準。就在幾周前，明尼蘇達州也發生了兩起槍擊案，與這次事件性質完全不同。那起案件明確是一起政治槍擊事件，受害者是明尼蘇達州議員夫婦。與柯克事件相比，受害者是州議員，而柯克只是一個民間政治人物。那起案件是明確的政治謀殺，但受到的關注和處理方式卻截然不同。

在這一事件上，美國聯邦政府此前幾乎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然而對比此次，他們卻大做文章——動用空軍二號專機接送，計劃將棺木安置於國會大廈供人瞻仰，還舉辦了規模盛大、全國轉播的追悼會。這種處理方式與幾周前明尼蘇達州右翼分子針對民主黨議員霍夫曼夫婦的政治謀殺案形成鮮明對比。那起案件同樣是明確的政治謀殺，受害者更是現任州議員，卻未獲得同等的關注與待遇。這種明顯的雙重標準充分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利用此事進行政治操作，藉機擴大政治影響力，同時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其目的可謂相當明確。

孫太一：特朗普其實本有許多機會可以團結美國民眾、爭取更廣泛的支持，但他刻意不這麼做。因為在他的政治邏輯中，鞏固基本盤才是首要任務。既然民主黨支持者不太可能投票給他，那麼全力激發基本盤的積極性就成了他所有政治活動的核心目標。

黃靖：最後我想與二位探討一個問題：特朗普這樣的做法實際上是在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這種“我方高尚、你方罪惡”的二元對立思維，對一個像美國這樣的大國，尤其是一個仍自詡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而言，無論對內對外都是有害的。

對內而言，一個撕裂、分裂的國家難以保持穩定。當你將對方妖魔化，試圖壓制甚至消滅對方時，必然引發反抗，導致雙方都將對方視為敵人。這造成了美國最根本的問題——國家認同出現了難以調和的分裂。正如中國古語所說“家和萬事興”，內部失和對一個國家是極為不利的。更糟糕的是，歷史表明，當一個大國內部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時，其對外政策往往會更加強硬和具有攻擊性。這意味着一個分裂的美國可能對世界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

那麼，國際社會應該如何應對這樣一個分裂、不確定的所謂“世界第一大國”所帶來的挑戰？最後，我想聽聽二位的看法。龔老師先來，您怎麼看？

龔炯：我認為特朗普之所以不採取您所說的包容性政策，某種程度上是不得已而為之。這與美國的人口結構變化密切相關。他的基本盤主要以白人、教會群體為主，而這部分人口比例在美國確實在持續下降。有預測顯示，不久之後白人將成為美國的少數民族。因此，他可能別無選擇，只能通過強化基本盤來維持其政治影響力。

關於全球應對之策，我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確實呈現出收縮趨勢：強調西半球防禦、要求盟友承擔更多費用，在全球範圍內的承諾和投入都在縮減。從宏觀角度看，全球治理體系正經歷着從一種均衡向另一種均衡的劇烈轉變。

當前全球治理面臨嚴峻挑戰，美國不僅撤退，甚至在某些方面進行破壞。從中國的立場來看，這既是一個重大挑戰，也是一個重要機遇。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恰逢其時，具有深遠意義，值得我們積極推進。

孫太一：龔老師提到的問題很關鍵。特朗普這種以政治算計優先、利己主義的執政方式，在國際格局上反而為中國創造了新的戰略機遇期。由於美國的持續收縮，其留下的空間正好可以成為中國開展國際合作的新領域。

當美國對全球各國發動貿易戰、加征關稅時，這實際上為中國與美國傳統夥伴國家深化合作提供了契機。我們觀察到，就連沙特和巴基斯坦都建立了軍事聯盟，這表明許多國家正在積極構建排除美國在外的合作夥伴網絡。中國可以在這樣的網絡中扮演重要角色。

近日，習近平主席就中國在《巴黎氣候協定》框架下所做的努力進行了具體闡述。在氣候變化等關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議題上，中國完全可以在新興國際網絡中發揮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此前，一位曾在奧巴馬政府負責氣候議題的官員私下交流時表示：過去國際社會普遍認為美國肩負着全球領導責任，但特朗普執政後，美國主動拋棄了這一責任。如今，國際社會自然將目光投向中國，期待中國承擔領導角色。中國甚至無需刻意作為，就能在眾多議題上被視為新的引領者。這確實是中國以較低成本獲得較高回報，團結更多國家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黃靖：好的，謝謝兩位教授的分享。

柯克遇刺案實際上反映了美國社會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價值觀等多個層面都處於高度分裂的狀態。在我看來，這種分裂的核心在於美國國家認同出現了不可調和的對立——兩股勢力都認為對方代表的不是真正的美國，只有自己才是美國價值的正統繼承者。

特朗普在這一問題上的處理方式也非同尋常。回顧美國歷史，並非沒有出現過類似的高度分裂時期，比如馬丁·路德·金遇刺、越戰時期，甚至肯尼迪遇刺時，美國社會都曾陷入嚴重的對立。但當時的美國領導人往往能夠通過團結各方的努力，使國家重新凝聚，繼續前行。而這次特朗普卻採取了加劇分裂和對立的做法，這對美國的發展前景而言，確實不是一個好消息。

面對這樣一個更加危險且不確定的美國，儘管其國力依然強大，中國應該如何應對？我認為中國近期採取的一些政策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其中特別要強調的一點是：中國明確表示不允許戰亂蔓延至亞太地區——這一立場至關重要。畢竟，亞太地區聚集了全球61%的人口、60%的經濟總量，2008年以來全球經濟增長的70%都來自這一地區。

通過近期閱兵和其他軍事力量的展示，中國展現了維護地區穩定的決心。雖然中國尚未具備在全球範圍內擔當領導角色的條件，仍需推動多邊主義和全球治理，但至少在亞太地區，確保和平、安全、穩定與發展，應該也必須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承擔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