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殺查理·柯克的一聲槍響終結的不只是一個爭議人物,可能是美國的民主。
美國是歐洲殖民主義大潮中的社會實驗。在思想啟蒙運動中,歐洲萌生了自由民主博愛法制等理念,但由於歷史包袱,從沒有完全落地。美國作為新興但又脫離宗主國控制的殖民地,成為踐行這些政治理念的地方,也因此最終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燈塔。
在自由民主博愛法制中,自由、博愛是主觀的,法制是客觀的,但民主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這其實是柯克之死揭示的本質問題。
民主的本質和形式可以爭論到地老天荒,關鍵是在民主社會裡,人人需要認為自己參與了民主決策,受益於民主決定,並願意遵守民主規則。做到了,民主就是客觀存在的;做不到,民主就成了主觀感覺了,就成了“我為民、你為主”。
美國的開國元老花了很大力氣,在歐洲開創的政治哲學基礎和歐洲政治實踐的基礎上,規劃了“理想”的美國民主體制,在形式和過程上固化了民主,確保民主不僅是可持續的感覺,更是消解社會不睦和發展障礙的有效手段。在美國崛起的時代,美國的民主也確實成為吸引人們的燈塔。說起來美國的生活水平和發展機會才是物質的吸引力所在,但是美國的民主是人們對這樣吸引力的可持續性的基礎。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是美國人對美國體制的基本信心所在。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喪失了這樣的信心。越來越多的爭議人物通過重新定義people來左右政治走向,越來越多的人們感到自己被排除出people的行列。換句話說,民主被綁架了。
左右翼都有這樣的認知,具體反應在美國社會認知越來越兩極分化,每次大選都成為“左右對決”的時刻。當選的政治勢力不顧融合社會裂隙,而是急於鞏固自己的政治基本盤和固化對people的定義,迫使落選的政治勢力在下一次當選的時候反向發力。特朗普在這方面只是脫下白手套而已,吃相特別難看;拜登只是更加隱蔽而已,沒有本質差別。
這樣的兩極震盪迫使越來越多的人認定民主所依賴的“協商與妥協”已經不存在。要使得自己認同的族群重新成為people的主體,只有用非民主的辦法打破綁架,耐心和理性已經不合時宜了,必須先破後立。政治暴力從槍擊墮胎診所開始,最終蔓延到槍殺政治爭議人士,查理·柯克只是恰好是極右人士而已。
泰勒·羅賓森到底是“左”是“右”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認定查理·柯克所代表的政治理念禍國殃民,已經不可能通過政治協商解決分歧,只有物理清除。泰勒·羅賓森的命運最終在美國法院手裡,但任何判決都解決不了美國社會裡越來越強烈的“民主已死”的感覺。當民主只是感覺的時候,美國的國本就動搖了。
這不意味着美國內戰在即,就和很多美國人看中國不順眼,不等於想和中國打一仗一樣。內戰是改變現實的極端手段,但也正因為極端,代價太大,很少有人願意走那麼遠。柯克之死提醒了美國人:是時候直面社會分裂了,而且美國社會分裂的斷裂線不在於種族,不在於男女,不在於貧富,而是在“整個美國人”的思維中間。誰才是people。這才是關鍵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