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式催生30年，日本年輕人心態徹底崩了

不結婚、不生娃，但每個月得多交幾十塊錢的“單身稅”，這樣的交換條件你願意接受嗎？

素有“東亞測試服”之稱的日本，在飽受少子化和人口老齡化困擾三十年後，決定向全社會單身、未育人士開啟一場大型服從度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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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多家日媒報道，日本將於明年4月正式推行一項名為“兒童·育兒支援金”的新制度，要求全體繳納醫保的民眾按照實際收入情況，每年最高繳納12000日元（約為人民幣588元，這個數字還將逐年提升），用作政府向符合條件的有娃家庭發放專項育兒補貼。

不同收入區間需要繳納的育兒支援金費用

全民繳費、定向補貼，在不婚不育漸成主流的日本社會，這項新出台的育兒支援金不僅因其合理性備受爭議，還因為其變相“壓榨”未育人士，而被外界廣泛解讀為日本政府為刺激年輕人結婚生娃而量身定製的“單身稅”。

爭議制度出台背後，是日本愈發嚴峻的人口問題：全國兒童數量連續44年下降、2024年出生人口自1899年有統計以來首次跌破70萬、國家總和生育率跌至1.15連續3年創下歷史最低......

日本學界預言，按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在不久的將來人口下滑將不僅僅是國家財政和社會民生問題，而是關乎日本整個國家存亡。

然而，就在這樣的節骨眼上，日本民眾卻對政府的“救國新政”表示不買賬了。

全民出錢刺激生育，兒童·育兒支援金制度之所以一經公布就飽受質疑，還真不是日本年輕人無理取鬧。

按照新政要求，從下年四月起，所有在日本參與醫療保險的民眾，只要年收入超過2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9.79萬元），不論男女老小，都要按照收入階梯繳納一筆相應的額外費用，數額在人民幣120元到600元不等，直接從工資扣除。

200萬日元年收入在日本是什麼概念？

按照日本平均最低時薪1054日元 x 每年平均工作日260日 x 每個工作日8小時來計算，一年可得工資219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0.71萬元）。

換句話說，不管你是單身人士、已婚未育家庭、家裡孩子已經成年又或者是臨近退休的中老年人，從明年開始，只要一天還在工作，都得無條件為這項政府育兒新政買單，只交錢不求回報，問就是國情如此。

兒童家庭廳關於新政策的相關發言

從日本兒童家庭廳官網介紹來看，這項新育兒制度補助範圍涵蓋工作、懷孕、幼托、教育、保險等多方面的支出或減免，看似全面的補助條款下，槽點卻不少。

且不說這些補助金額對於刺激生育有多大效用，單是無差別面向社會所有育兒家庭發放補助這一點，就足夠讓一眾被迫為新政買單的打工人破防。

按照新政策多生多補的原則，當家裡新生兒達到三個時，可以領取最高額的補助，然而對於一般家庭來說，這年頭生三個孩子無異於天方夜譚，那麼問題來了，誰有能力多生娃？

答案自然指向不差錢的富人家庭，這些家庭生得越多領取的補助也越多，哪怕孩子就讀學費高昂的私立學校，並不缺這三瓜兩棗，然而該領的政府補助那是一分不少。

與此同時，不少收入一般的家庭，又或者是生活更拮据的單親家庭，卻還指望着政府這點微弱的補助來幫補日常開支。

在日本民眾看來，這已經不僅僅是交錢替別人養孩子，而是變成了窮人打工掙錢給富人孩子上學，性質徹底變了。

也正因如此，原本在執政黨口中為解決少子化而出台的育兒支援金，反倒成了阻礙日本普通民眾結婚生子意願的“剝削”政策。

新政策存在天然缺陷，哪怕官方說再多諸如“全體民眾合力托舉社會未來”之類的雞湯，也只能引發日本民眾更多反感，因此在這項育兒新政出台當天，大量網民集中在社媒發泄不滿情緒。

與此同時，日本各大主流媒體也開始加入戰團，紛紛撰稿討論育兒支援金制度的合理性。

NHK報道日本國內民眾有關“單身稅”批判聲不斷增加

由朝日新聞出版的權威媒體AERA刊登有關“單身稅”或將加速日本社會崩壞的報道

事實上，日本當局每年都會有大量稅費支出應用在少子化應對上，日本民眾對此早已習以為常，甚至是當前這項反響不佳的育兒支援金制度，其實早在2024年初就已經以國會修正案的形式通過了決議。

與此同時，2023年日本人年收入中位數達到360萬日元，按理說每年額外再支出數千日元的社會育兒費用，應該不至於引發如此大規模的集體牴觸情緒。

這時候就不得不提這次事件的另一位關鍵人物，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她，這筆隱藏在醫保費用里的新支出，可能早就悄悄落地了，不至於像現在這般成為日本社會熱議話題。

這位關鍵人物，就是近年來在日本政壇一路高升同時飽受爭議的明星女政客三原順子。

三原順子個人官網的宣傳圖

作為兒童·育兒支援金制度的制定者之一，日本兒童家庭廳政策擔當大臣三原順子已經遭受全民“大炎上”一個多月。

三原順子有關7萬億日元少子化對策預算的發言引發爭議

事件最早導火索可以追溯到今年5月底，三原順子在接受日本電視台《DayDay》節目採訪時，信誓旦旦地表示為了解決人口問題，政府去年在育兒方面的補助支出已經花了7.3萬億日元，希望民眾可以諒解政府的不容易。

官方統計口徑的數據還沒敢公布，三原順子就突然來這麼一出自爆，甚至還進一步表示，結婚生子這種事是個人自由，急也急不來，因此政府也不會強行指定相關出生人口指標。

很顯然，三原順子不僅把花錢多少等同於政府努力程度，還傳達出一種錢確實是花出去了，但具體有什麼效果我們不敢保證，也不對結果負責的懶政氣息。

節目一經播出，日本民眾很快就被三原順子這番漫不經心的發言激怒，人們紛紛困惑兒童家庭廳到底是個什麼機構？高達7.3萬億日元預算到底是怎麼花出去的？這麼一筆巨款支出居然沒有任何監管和目標？

更致命的是，就在這檔節目播出不到一周后，厚生勞動省就正式公布了2024年日本人口動態統計數據，全年新出生人口不足70萬，創下自1899年日本國內有人口統計以來的歷史新低。

全國總和生育率，即一名女性一生生育孩子的數量為1.15，不僅遠低於維持人口所需的2.07，同樣也是日本有記錄以來的新低。

此前，按照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預測，日本2024年出生人數應該為75.5萬人左右，按照原本計算日本年度出生人口跌破70萬關口，最快也要到2038年才會實現。

也就是說，在以三原順子為代表的兒童家庭廳為解決少子化努力了一整年、花出去7.3萬億日元以後，日本國家人口下降的進度，比原定足足提前了14年。

這番丟人戰績換了別的官員大概早就連夜召開新聞發布會，道歉鞠躬斯米馬賽絲滑連招走一波，而不是跑到電視台誇誇其談一些努力努力白努力的官話套話。

然而類似的事情，對於三原順子這位政壇奇女子來說，實屬基操。

早在2015年一次有關全球經貿合作的公開發言中，三原順子就因為“誤用”軍國主義用詞引發不少爭議。而她從政生涯的代表作，則是在一次國會會議中途離場遲遲不歸，最終被媒體揭發原來是要趕場前往整容外科醫院進行醫美保健。

從三原順子履歷上看，連翻騷操作倒也符合人物刻板印象，在2010年正式從政之前，三原順子原本是一名知名度不俗的多棲藝人，本人不僅參演過多部日本國民級別的電視、電影，還上過1982年的“日本春晚”紅白歌會，並且出版過多本個人寫真，但最終在1987年一起與雜誌社攝影師有關的性醜聞事件後逐步淡出幕前。

藝人時期的三原順子

直到2010年，三原順子正式參政。在代表自民黨參選區議員勝出後，儘管多年以來未拿出太多亮眼政績，但三原順子卻一路高升並最終進入石破茂政府內閣，成為一名位高權重的內閣大臣。

原本，日本民眾以為三原順子不過是靠外貌上位的花瓶政客，也不求她能有多大的貢獻，直到這次“7.3萬億日元預算”驚人發言+全國出生人口跌破70萬新低+引發眾怒的“單身稅”落地多重buff加身，人們才意識到，原來肩負整個國家未來人口增長、負責制定育兒政策解決少子化危機的內閣大臣，居然是這麼一位高手。

三原順子過於順利的仕途和長期雷人的言行，仿佛撕下了日本治理人口問題的最後一塊遮羞布：

錢越花越多、稅越收越重，人口出生數量卻越來越少，而負責制定人口增長政策的政客極有可能都是一群像三原一樣啥也不懂的門外漢。

日本各級政客開會打瞌睡可以說是傳統藝能

在人口下滑不可逆趨勢和執政黨無能治理的雙重夾擊下，近段時間日本民眾的憤怒值已經到了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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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層浪，由“單身稅”爭議引發的連鎖反應還在日本國內不斷擴大。

隨着社會各界有關“單身稅”的輿論不斷發酵，民眾的質疑聲開始蔓延到整個國家應對少子化對策的合理性，這其中就包括前首相岸田文雄在2023年提出的“異次元少子化對策”。

所謂的“異次元”，其實是從多維度着手解決日本年輕人不願意生孩子的現狀，按照岸田政府原定構想，從2024年開始日本將會正式進入全民育兒階段，所有民眾都要參與共同打造一項全社會育兒支援制度。

具體來看主要有三大改革重點，首先就是提高與生育補助有關的經濟援助，其次是完善托育機構等育兒服務保障，最後是推動社會工作方式的變革來平衡年輕家庭工作與育兒之間的壓力。

為了做到這幾點，政府需要提高相應的財政支出預算，而這筆錢的主要來源則是全體民眾的社保以及醫保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提高社會養老、醫療、護理保險費用。

沒錯，異次元少子化對策的本質就是全民眾籌增加新生兒家庭補助，以此分擔國家財政壓力，其核心要義就是為解決日本人口危機，必須做到民眾多交錢，政府才能多花錢。

而當下備受爭議的兒童家庭廳、育兒支援金制度實際上都是這項龐大對策的一部分。

不過很顯然，從如今日本出生人口數據、以及民眾集體反對聲看來，“異次元少子化對策”還沒全面落實似乎已經信用破產，與此同時，困擾日本已久的人口危機和相關治理方針，也因為“單身稅”出台而再次成為國民熱議話題。

從1994年啟動“天使計劃”算起，日本從國家層面出台綜合政策應對人口危機的嘗試，已經有超過30年歷史。

“天使計劃”出台的契機，是日本生育率在1989年泡沫經濟背景下錄得二戰後新低的1.57，為了逆轉下滑趨勢，日本政府啟動“天使計劃”，嘗試通過設立育兒休假津貼、擴充托兒所數量以及延長育兒假等七項重點措施，來恢復國民生育意願。

以“天使計劃”作為起點，日本政府在隨後多年間陸續又推出“新天使計劃”、實施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落實兒童及育兒支援法等多項國家層面的催生舉措，重點都是圍繞通過加大育兒補助的形式刺激年輕人多生孩子。

從具體的財政支出來看，自2004年有正式記錄統計以來，為了解決少子化難題，日本政府過去20年累計支出超過66萬億日元的專項資金，相當於同時期公共支出費用總額的一半。

然而錢是花出去了，成效不大。

在不斷提高的育兒補助中，日本的人口增長趨勢依然呈現持續的整體下滑，為了解決本土勞動力短缺的燃眉之急，日本近年甚至打破“排外”傳統，開始廣泛引入外國勞工，人口問題之嚴重程度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民眾對於日本政府多年來的少子化對策，其實早有怨言。

當執政黨頻頻提高財政預算的同時，日本財政赤字狀況卻日漸失衡，國會對各項公共事務的預算審批日漸嚴格，但是解決人口危機作為一項貫穿日本數十年的國家級任務，與之有關的稅收、預算提案往往能大開綠燈。

也正因如此，這項備受爭議的“單身稅”一出台，民眾就質疑這不過是執政黨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而巧立名目設置的新稅制罷了。

可以說這次“單身稅”不滿爆發背後，除了新政策本身合理性存疑外，更多是日本在過去30年在人口問題上所有矛盾的集中爆發，提高生育率成為了政黨的日常競選套路，打着減輕年輕人生育壓力的同時卻在不斷設置新的隱形稅收。政府以“少子化對策”為由獲得越來越多的財政預算卻未能改變人口下滑的趨勢......

如此催生30年後，日本民眾的心態終於崩了，“單身稅”的出台不過是壓垮日本年輕人心理防線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全球“反出生主義”盛行的今天，日本治理人口問題的經驗與教訓都是一面寶貴的鏡子。

日經新聞在去年5月進行過一項大規模民調，試圖了解在少子化危機愈發嚴峻的當下，為什麼日本年輕人依舊不願意生育兒女。調查結果顯示，有將近8成人是考慮到子女教育和住房壓力，有超過6成人則表示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中，生育後將會難以兼顧工作，真正主觀上不想生孩子的結果只占2成左右。

當年輕人在飽受社會毒打的時候，日本政府依然試圖通過依靠微薄的育兒補助提高年輕人生育意願，忽視根源的就業、住房等現實問題，換個角度想，對於更替頻繁的日本執政黨而言，把少子化對策的財政預算花出去，顯然是一件比打造適育社會容易得多的事。

十八世紀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曾經提出過一個經典理論，在全球人口以指數級增同時，食物供應等生存資源卻只能以線性增長，最終大量人口將會因為糧食增長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長速度而死亡，這種情況也被稱作“馬爾薩斯陷阱”。

在歷次工業革命後，人類的生產力已經有了指數級提升，糧食不再是人口增長需要擔憂的因素，取而代之的是住房、就業、養老、醫療等問題成了影響全球人口數量的新變量，馬爾薩斯陷阱中的糧食危機不過是換了一種更加隱蔽的形式存在。

馬爾薩斯的支持者一度堅持，為了預防馬爾薩斯陷阱，人類需要進行嚴格的人口規劃，通過節育等手段降低人類人口增長速度，如今看來或許沒有這個擔憂的必要。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最新調查顯示，受到育兒成本考慮，全球生育率正在空前下降；《柳葉刀》一份報告預計，按照當前人口增長情況，預計到2050年全球將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國家生育率不足以長期維持人口規模。

人口增長危機早已不是日本專屬，而是已經成為一項全球性難題。

高科技發展與AI衝擊、個人意識的覺醒、擺在各國年輕人面前大同小異的困境，催生30年失敗經驗在前，日本的今天，又將是誰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