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晨枫】

特朗普升级版关税来袭后，很多人都在担忧中国制造业下一步的发展。

其实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围堵早已开始，早在前几年，西方就热衷以“中国产能过剩”为由树立贸易壁垒，中国则极力用“中国产能造福世界”反驳。有关争论甚至已经政治化：在西方，一提到“中国竞争力”，就是在帮中国“压迫”西方的劳工权利；在中国，一提到“中国产能过剩”，就是在帮西方压制中国。但实际上，两者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产能是中国的独特优势。

今天，中国产能带来了极大丰富且丰俭由人的商品，商品紧缺成为遥远的记忆。虽然高端芯片、先进医药、民航发动机等短板依然存在，成为一些圈子里的人津津乐道敲打中国的依据。但不争的事实是，曾经布满钻石的工业王冠被中国差不多薅秃了，越来越多的昔日钻石成为今日玻璃。中国在工业世界里也逐渐从“小打工的”变为“骑马睥睨的”。热衷于敲打中国的人可以只见短板不及其余，但欧美已经草木皆兵了，什么有的没的都统统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生存级威胁。

中国是工业化的后来者：在工业1.0的尾声中，中国人被洋枪洋炮打痛了；在工业2.0时代，中国人惊恐地看着拔足远去的世界；在工业3.0后半段，中国人完成了从“血汗工厂”到“世界工厂”的转型；在工业4.0时代，中国人意外地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前沿。

工业1.0以蒸汽机和铁路为代表，在体力上实现机器代替人。工业2.0以内燃机、电气化和化工为代表，真正开始了大工业时代。工业3.0以电子化、数字化、自动化为契机，开始了智能化的初级阶段。工业4.0以网络化、信息化、AI化“赋能”，发挥1+1>2的威力。工业4.0还开启新能源化的时代，使得从工业1.0开始的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开始淡出历史舞台。如今，中国在新能源方面一骑绝尘，美欧的关税壁垒也保护不了自己的落后。

在ICT方面，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高端芯片。实际上，芯片深植于从音乐贺年卡到AI加速卡众多领域，整体而言最大量使用的芯片还是“传统芯片”，而中国在这方面的制造和使用都居于绝对前沿，这也为我们自下而上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全球正大量使用中国生产的用于各种基础工作场景的传统芯片。而美国自己补不上传统芯片的产能缺口，只能在扩大对中国的高端芯片设备和耗材禁运，以图增加中国逐步追赶先进水平所需要的经验和资金，延缓中国追赶的脚步。这可能最终导致美自诩的“AI优势”无法落地。

资料图：央视新闻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在高端芯片方面，先行者拓展前沿的速度在放慢，中国赶超的速度在加快。而这种赶超是个S形的过程：在突破某一转折点后，赶超会由于“一通百通”而加速，然后随着逼近前沿而遇到先行者一样的难题，速度再次放慢。

单一产业的产能优势可能让特定企业赚大钱，但对于国民经济来说，还是孤掌难鸣。红花还靠绿叶扶，美国以为垄断红花，“下放”、“外放”绿叶就行，反正需要的时候招之即来。但是不知不觉中，红花越来越少，绿叶都集中到中国去了。而为了独霸世界，中国必须被打成敌人，中国手里的绿叶也不能依靠了。

中国不仅绿叶繁茂，忙于争抢阳光和雨露，还形成了全生态的产能优势。从钢铁、化工到机电、数码到建设、交通，中国的产能优势是全面和深度的。

新质生产力也将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新质关键技术的红花能够马上得到“绿叶产能”配套支持的话，立刻就可以形成价值反馈。这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最强大体现。电动汽车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国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有几个动力：

1.中国的汽车化

2.缺油带来的能源安全问题

3.空气污染和去碳化问题

中国电车是站在中国油车的肩膀上发展起来的，在油车时代，基本的车身制造、饰材、汽电都已经形成供应链和产能。等待在三电（电池、电机、电控）产业到位后，中国电车绕过内燃机、变速器等传统瓶颈，迅速上路。

中国一直是贫油国。在改革开放前，石油产量还够用，甚至还出口换汇。经济一发展起来，就不够用了，并在这之后常年是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汽车大发展后，中国的石油安全就成了大问题。光伏、风电有利于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锂电池技术的突破为汽车电动化提供动力基础，特斯拉则成为有用的鲶鱼。

在政府政策方面，大城市为了限制交通拥挤和空气污染，出台牌照拍卖制度。为了鼓励电车，绿牌无需拍卖，极大鼓励了买家。尽管现在已经退坡，政府还曾出台过电车补贴。在这样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电车获得爆发性发展。

到这里为止，西方（尤其是欧洲）也做了差不多的事，但是电车在西方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甚至发生特斯拉用户被问及下一辆车的购买意向时，过半不愿意再买全电车，而是转向插电混动甚至油车的情况。部分原因就在于电车在西方缺乏生态支持。

国家电网充电桩

中国曾经有很多电车车主有里程焦虑。几年下来，各地的充电桩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除了元旦、春节、清明、五一、国庆等超级出行高峰，高速公路休息区的充电桩一般管够，下了高速的加油站、商场充电桩更多。

居民区安装充电桩也越来越简便，除了“老破小”小区，从窗口抛一根电线下来的囧事越来越少见。电力供应也越来越充沛，限电断电成为罕见的事。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装机，超高压、储能正在解决新能源波动性的问题，这是大规模建设充电桩的最底层后盾。

充电方便在中国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期望是越来越方便，以后出行高峰都不至于被充电所苦。但这不是简单的事，需要从投资、供应链、安装都有适度的产能过剩，才能在大发展时迅速爬坡，越过临界点，最终形成健康的滚动发展。

首先是投资。投资一般不作为产能的一部分，但融资实力也可以看作广义的产能。西方不缺融资实力，但资本无利不起早。电车与充电桩这样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上，资本选择等着瞧。小鸡等成老鸡依然没有等出名堂，那就换一个目标。资本从来不“从一而终”。

其次需要电力系统配套。西方发展早，电网建设早，规格符合当年需要，也历经扩容，但在本质上已经不适合进一步猛增的电力需求。电车充电不是有一根电线就解决的，需要大功率线缆，相应的电路上需要大功率的开关、断路器等，线路绝缘和安全标准也相应提高。欧洲大量老城区的建筑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大电流，空调不普及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要为电车充电就更是勉为其难了。

这还没有涉及安装。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招之即来的安装队，但这在欧美是不可能的。安装队有长长的工单，设备、器材到位也需要很多时间。更加“工业规格”的充电桩和安装套件、器材到位就更慢了。

还有人力因素。欧美本土STEM毕业生不足是老问题，留学生有移民控制的问题，何况他们不一定都想留下来。更大的问题在于如何保存现有队伍，尤其美国的技工和工程师，因为对于制造业来说，队伍的核心在于工程师和技工，而不是CEO和中高管。

美国崛起开始于制造业。美国制造业吸取了英国和德国的经验。工业1.0也是工匠精神和师徒制的时代，英国是工业1.0时代的佼佼者，以至于学校化后的英国教育里依然留有师徒制的痕迹。德国是工业2.0的领军者，但德国用学校培养解决了规模化、规范化、速成化的熟练劳动力培养问题。德国职校的理论结合实践思路在世界上理工专科院校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如今，美国工程师走“德国路线”，基本都是院校毕业；技工走“英国路线”，只不过学徒资格基本都需要初级学院（也称社区学院，大体对应于大专）才能获得，高中毕业已经不够用了。在理论上，工程师专注于产品和工艺的维护、改进、挖潜、创新，技工则专注于日常操作层面。但是，现在工程师队伍和技工队伍都面临严重问题。

甚至现在美国传统意义上的“科技怪人”也在消亡。在美国文化里，“科技怪人”曾经代表了那群令人理解不能但肃然起敬的怪才。但现在，除非那些怪才能像比尔·盖茨、斯蒂夫·乔布斯、马克·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那样把科技变现的，否则科技怪人只是怪人而已，不受侧目就已经是优待了。

在企业界，大公司的顶级工程师在级别上相当于副总裁。副总裁有一大把，还有各种高级副总裁、初级副总裁，但顶级工程师只有寥寥几个。而且他们的工作大部分是技术行政，如产品和工艺研发方向、业界动向、技术合同谈判和管理、内部和业界技术标准等，具体技术工作较少涉及，碰到实际问题更未必是大拿。

与管理层叠床架屋不同，中级以上后，技术晋级方面每一步都跨越很大、很难，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以财富和权力衡量，管理阶梯是更加通达的上升通道。欧美文化里也强调“领袖资质”，管人也好，管钱也好，都比管物要高大上。这使得年轻工程师很难不被管理阶梯吸引过去，而放弃在技术阶梯深耕。

另外，美国管理队伍晋升和军队晋升有点相像，强调全面、均衡的经验和能力，需要在生产、技术、维修、供应、IT支援等不同岗位上轮换过，才能晋升到下一个高位。人的时间有限，这意味着在每个岗位上都只有足够时间“懂行到不懂装懂”，然后就必须赶晋升的下一班车。这必然意味着业余化。

不懂装懂在具体岗位上危害很大，在领导岗位上危害更大。手下的专业班子从具体方面把关，但整体不是简单的具体之和。要是拍板的领导指导思想跑偏了，具体细节可能貌似没问题，但整体就散架了。如果领导还有“这个我最懂”的习惯，危害更大。

快速轮换的另一个问题是团队的融合力。领导是团队的核心，核心不稳定，团队就很难稳定，而不稳定的团队是难成大事的。欧美管理理论里有一个重要观点：最有效的领导是建立和推行规范的领导，法治而不是人治才是领导才能的核心，这也是外行可以领导内行的“理论依据”。但是，法律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

这个问题在欧美军队中首先体现。以色列军队在1982年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中的表现与前四次中东战争迥然不同，战后分析结果之一就是军官队伍的职业化使得为生存而战变成为晋升而战，岗位快速轮换导致的业余化进一步损害了军官队伍的素质和团队的融合力。现在这个问题蔓延到企业界了。最优秀的年轻技术人才不安心专业，长期留在技术队伍的除了少数“不近钱色”的怪才，很多都是晋升无望的庸才。

另一方面，从技术管理的角度出发，外包才是捷径。有钱砸钱，没钱断腕，符合轻资产运作的原则。而且出了差错，只要自己在程序上尽责，问题就是别人的。

工程设计可以外包，技改挖潜可以外包，维修也可以外包，财务都可以外包。实际上，研发和产品设计也可以外包。“自己人”提设想，然后外包给“专业队伍”做具体设计和工程实现。但做过自家装修的人都知道，如果外包是因为自己不懂，结果与设想出现偏差就是必然的，只是偏差有多大的问题。

随着美国去工业化的深化，产品和技术发展缓慢。技术上本来就机会少，加上有意思的技术活都外包了，很打击年轻工程师专心技术的动力，还不如早早往管理阶梯转进。即使留在技术队伍，也需要定期转岗，“增加曝光”，才能增大晋升机会。这些都加剧技术队伍的业余化。技工队伍也有优秀人才往管理队伍转进的问题，但主要问题在于队伍断层。

美国制造在崛起时，结合了英国和德国的经验，但最重要的贡献或许是工业过程管理的规范化。这包括工业过程高度分解和管理上的精细规程化，福特流水线就是集中体现。在现在，这集中体现在通过标准作业规程（SOP）的操作规范化。

在美国企业里，SOP无所不在，所有人都要合规训练后才能上岗。SOP不光管着所有生产过程细节，连一般操作如扳动阀门/电门、生产区内运送器材、计算机控制系统的操作等都有标准动作。各种紧急情况处理更是有SOP（这时也称EOP）。

这样的好处是高度规范化、可预期化，而且遇到什么事都不需要灵机一动。一旦出了任何问题，首先从合规上查，大多可以找到问题。然后才谈得上查SOP（或者其他规程）是否合理。

高度规范化的本意是“换谁都能一样干好”，但对规范的神化抑制了改进和创新，“避责思维”进一步导致普遍的僵硬化。技工可以常年熟谙于规范操作，但对于超出常规和新事物既畏惧又茫然，造成技工队伍的断层。

工程师业余化和技工断层问题成为美国再工业化和产能扩充的人力资源瓶颈，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有突出体现，但问题弥漫于整个工业界。这不是砸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引进外国人才都是隔靴挠痒，再有经验的外国STEM人才都有企业文化、科技法规、技术对口的问题，引进技工的语言、文化问题更大。

就产能而言，略微短缺对资本是有利态势。既维持价格坚挺，又保证生产稳定，产能充分利用。问题是，一旦需求增加，扩充产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供应链（尤其是涉及到物与人）的“长尾效应”严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行动起来。在很多时候，实在太费事。要是中间有更重要的事情“打岔”，就行动不起来了。

与此相比，中国制造在物质和人力资源方面，都永远张弓待发，只等合适的目标出现。这对于转型时代特别有利。新质生产力一旦条件成熟，就可以迅速扩张，抢占高地。光伏如此，风电如此，电车更如此。现在西方特别害怕的是中国在芯片、机器人、AI方面也会如此。

新质生产力是大家都在争夺的高地。西方路线是“找捷径”，上下摸索找到了路，就能爬上去。中国路线更像“搭人梯”，用体系威力，靠蛮力直接爬上高地。再结合找到的捷径，爬上的就不是一个两个高地，而是整个高原。这其实也是战后美国的成功经验。

在二战中，美国积累了巨大的产能和物流优势，研发队伍也像高度磨合、注满机油的机器，蓄势待发。从德国、英国引进的人才重要，但与美国本土的人才和物质条件相比，是催化剂和反应物的关系。没有催化剂，还有自发反应。量变导致质变后，美国也能产生自己的催化剂，1960年代以后美国的科技发展正是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一点正在中国重现。

虽然接受了大量外部信息，但美国原子弹研发就是由美国人奥本海默主导的

然而，中国的产能优势还在于我们长期对重资产项目进行投资。

新质生产力的建立经常需要重资产。钢铁厂、化工厂、汽车厂都是重资产的，现在芯片厂、光伏场、超高压也是重资产的。这是不容易跨过的门槛，也决定了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首先重资产关就难以跨越，最终决定了在可预见的将来“印度崛起”、“越南崛起”的天花板。

实际上，西方对中国的设计也曾经是这样，但中国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打通了“投资-建设-收益-再投资”循环。中国也是世界上少有的资金、人才、物资都蓄势待发的地方。这意味着一旦技术瓶颈被突破，就会千军万马齐过关，立刻形成新的产能优势。

美国特别担忧同样的新技术“催化剂”在中国产生，所以死命掐住芯片制造，但美国的领先不可持续。电车也曾经是美国的领先项目，但现在政府补贴要退坡，市场意向也跟着退坡，这意味着特斯拉依然对补贴有所依赖。

相反，中国电车的压倒优势最大地体现在政府补贴退坡后，依然有强大竞争力。这不光是电车产能和竞争的功劳，也是“绿叶产能”衬托的功劳。当前中国各行各业都为竞争高度激烈而苦恼，但整体而言，人财物全生态产能优势是中国的宝贵财富，千万别误解了。